梁廷楠《曲话》的戏曲学价值——兼及其戏曲认识观之探讨
时间:2024/11/28 06:11:46 来源:《闽江学刊》2018年第2期 作者:王辉斌 点击:次
内容提要：清末戏曲家梁廷楠是以学者身份介入戏曲批评的，他生活的时代，戏曲已形成了“雅部”与“花部”两大系统，虽然“雅部”在发展的过程中已出现多种弊端，渐趋衰落，但梁廷楠深受其影响则是很明显的。梁廷楠《曲话》的戏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别具慧眼的剧目辑录，臧否兼为的作家评论，合乎情理的结构主张，贵雅忌俗的语言追求，其中，“贵雅忌俗”与李渔、焦循等人的戏曲观明显不同。 关 键 词：梁廷楠/《曲话》/别具慧眼/臧否兼为/贵雅忌俗 作者简介：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 襄阳 441053 梁廷楠(公元1796-1861年)，字章冉，号子章，又号藤花主人、缆红醉客，今广东顺德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与戏曲批评家。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曾聘其为幕僚，共商禁烟诸事。梁廷楠勤于治学，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颇具造诣。一生著述三十多种，主要有《南汉书》《金石称例》《夷氛闻记》《南越丛录》《南越五主传》《藤花亭镜谱》等。并仿汤显祖“临川四梦”，撰著《圆香梦》《江梅梦》《断缘梦》《昙花梦》杂剧四种，合称“小四梦”。在戏曲批评方面，《曲话》最为时人所称道。《曲话》又作《藤花亭曲话》，因被收入《藤花亭十种》《藤花亭十五种》而得此名。李黼平《曲话序》云：“自元、明暨近人院本、杂剧、传奇无虑数百家，悉为讨论，不党同而伐异，不荣古而陋今，平心和气，与作者扬榷于红牙、紫玉之间，知其用力于此道者邃矣。”并认为：“其所见尤伟，诚足为曲家之津梁也。”①“知其用力于此道者邃矣”，是对梁廷楠专精于戏曲研究的最好评价。《曲话》全书之所“话”，既有戏曲起源，杂剧、传奇列目，又有乐律音韵，宫调曲谱，更有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匠心颇具。所以，《曲话提要》说：“品评各家名作，能不因袭一般谈曲论曲惯习，或从史书去追究本事，或就文章专谈词藻，而多从导情结构来评论得失长短，这是作者别具眼光的地方。”②这一评价，实深得其精要。 一、别具慧眼的剧目辑录 对戏曲作家的作品(剧目)进行收集、整理(或校考)，自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始，成为明清戏曲批评的一种传统，颇具文献学特点的“戏曲目录学”因这一传统而形成而兴盛。受这种研究态势的影响，梁廷楠在《曲话》的第一卷中亦对由元而清数以百计的剧目进行了辑录。明清戏曲论著者之于剧目的辑录，大致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以作者齿序列目”，如无名氏《录鬼簿续编》；一种是“藉图表进行剧目编排”，如支丰宜《曲目新编》；一种则为梁廷楠《曲话》所首创的“行文式的作者、剧目连排”。《曲话》的这种“行文式连排”，不仅拓展与丰富了明清戏曲论著的剧目辑录形式，而且还使之相互关联，互为辉映。这三种辑录形式，各具特点而又各有所获。其中，以“以作者齿序列目”的戏曲论著最多，也最受时人与后人所雅好；而“藉图表进行剧目编排”者，则显然是受了沈宠绥《度曲须知》的影响，因为此书之论“四声经纬”者，即是以图表的形式而标注之。 梁廷楠《曲话》之于剧目的辑录，虽然属于“行文式的作者剧目连排”，却又别具只眼，自成特色。《曲话》卷一以这种形式共辑录了274位作者的650种剧目，且将其分为杂剧与传奇两大类，并将每一大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如“人各一种者”“人各二种者”等，其中又有“元人”“明人”“国朝”之别。这种形式的辑录，不仅新人耳目，所传递的作者与剧目的数量信息大都具有准确可靠之特点。而梁廷楠之于“戏曲目录学”的认识观，藉此亦可窥其大概。 (一)杂剧(分为8小类，共有作者97人，剧目201种) 1.“人各一种者”，共辑录57人57种剧目，其中元人26人26种，明人17人17种，国朝人(即清人，下同)14人14种； 2.“人各二种者”，共辑录12人24种剧目，其中元人5人10种，明人4人8种，国朝人3人6种； 3.“人各三种者”，共辑录13人39种剧目，其中元人7人21种，明人2人6种，国朝人4人12种； 4.“人各四种者”，共辑录7人28种剧目，其中明人3人12种，国朝人4人16种； 5.“人各五种者”，共辑录2人10种剧目，其中明人1人5种，国朝人1人5种； 6.“人各六种者”，共辑录1人6种剧目(明人)； 7.“人各七种者”，共辑录3人21种剧目，其中元人1人7种，明人2人14种； 8.“人各八种者”，共辑录2人16种剧目，其中元人、国朝人各1人，剧目各8种。 (二)传奇(分为15小类，共有作者177人，剧目449种) 1.“人各一种者”，共辑录110人110种剧目，其中元人1人1种，明人72人72种，国朝37人37种； 2.“人各二种者”，共辑录24人48种剧目，其中明人、国朝人各12人12种； 3.“人各三种者”，共辑录12人36种剧目，其中明人、国朝人各6人18种； 4.“人各四种者”，共辑录8人32种剧目，其中明人、国朝人各4人16种； 5.“人各五种者”，共辑录5人25种剧目，其中明人4人20种，国朝人1人5种； 6.“人各六种者”，共辑录4人24种剧目，皆国朝人； 7.“人各七种者”，共辑录2人14种剧目，明人、国朝人各1人7种； 8.“人各八种者”，共辑录2人16种剧目，皆国朝人； 9.“人各九种者”，共辑录2人18种剧目，皆明人； 10.“人各十二种者”，共辑录2人24种剧目，皆国朝人； 11.“人各十四种者”，辑录国朝人1人14种剧目； 12.“人各十五种者”，共辑录2人30种剧目，皆国朝人； 13.“人得十六种者”，辑录国朝人1人16种剧目； 14.“人至二十一种者”，辑录明人1人21种剧目； 15.“一人而多至三十一种者”，辑录国朝人1人31种剧目。 这种类似于数理统计的剧目辑录，既条理清晰，又简单明了，特别是其中“人各×种者”等之依序排列，使得作者所辑录之各家剧目的实况一目了然。因之，如要获知元、明、清三朝任何一位剧作者传奇(或杂剧)的剧目名称与数量，只要知道其是“元人”或者“明人”“国朝人”，即可于“人各×种者”中准确查出。仅就这一方面言，《曲话》卷一的这种剧目辑录形式，虽然不是图表，但极具图表之功能。 为《曲话》卷一所辑录的上述两大类剧目，存在着一个颇为明显的共同点，即其均为《曲话》对有作者姓名的杂剧、传奇之辑录。除此之外，《曲话》还另有“无名氏可考者”的剧目辑录一类。此类共辑录杂剧剧目39种(其中元人28种、明人2种、国朝人9种)，传奇剧目288种(其中元人1种、明人64种、国朝人223种)，合计327种。以这一具体数量合勘上述之有作者姓名的650种剧目，则梁廷楠《曲话》所辑录之各类剧目，共有977种，这一数量虽然无法与黄文晹《重订曲海总目》(1140种)、支丰宜《曲目新编》(1133种)相比，在以论评为主的戏曲论著中却是非常可观的。 梁廷楠在对上述各类剧目辑录的同时，还进行了两类剧目的辑考，一为“古今曲命名相同者”，一为“元曲同本而异名者”，前者共列举了如“元乔孟符杂剧有《扬州梦》而国朝稽留山亦有《扬州梦》”等22例，后者则列举了如“《误入桃源》即《误解入桃园》”等28例。两相比较，后者又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许多元人杂剧流传至清代晚期时，只有文献记载之剧目而无剧本，因之，研治戏曲者仅凭剧目是很难知其题材内容的，而《曲话》之类即有助对其之把握。而且，《曲话》在辑录此类剧目时，还以“按”的形式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考证，如“《赏黄花》即《黄花峪》”条下有注云：“按：此为吴昌龄撰，与《万花堂》不同。”此注一则指明《赏黄花》的作者为吴昌龄，另则认为《赏黄花》与《万花堂》“不同”，一石二鸟，作用至大。而类此之注，在上述各类剧目的辑录中亦有之，如传奇部分的“一人而多至三十一种者”之末乃有云：“按，此就大略言之，考证当不止此。俟再补入。”这条“按”表明，梁廷楠还计划对由元而清之剧目予以继续辑录的。这些“按”的存在充分反映了梁廷楠在辑录剧目时所持态度乃是相当严谨的。 二、臧否兼为的作家评论 《曲话》的“作家作品论”，为其所“话”内容之大端，且形式多种多样，如综评、分论、比观、品第等，应有尽有。涉评之作家作品，则由元杂剧而清传奇，其中，既不乏名家名作，也多有影响平平者，但无论是何种对象，《曲话》均以对作品的评析为依据，李黼平《曲话序》之“不党同而伐异，不荣古而陋今”云云，即有助于对此之认识。如其评清初传奇作家吴石渠时，先引李渔《闲情偶寄》对其之所评，认为“石渠才情绮丽，撰曲四种，甚为艺林所称。笠翁引与玉茗并论，不为无见”。继而，则就其具体作品进行了评价，认为： 石渠四种中，以《绿牡丹》为最，《疗妒羹》、《画中人》次之。《疗妒羹·题曲》一折，逼真《牡丹亭》。如云……此等曲情，置之《还魂记》中，几复可辩。《西园记》，亦石渠四种之一也。末《道场》一折，车遮韵，纯用入声，尖刻流利，允称神技。③ 这是着眼于“句”(如云《阻奷》)“折”(《题曲》一折)“韵”(车遮韵)的角度，对吴石渠四种戏曲作品所进行的具体评价，不仅所评甚高，而且无只字之微词。又如卷二“吴昌龄”条云：“吴昌龄《风雪花月》一剧，雅驯中饶有韵致，吐属亦清和婉约。带白能使上下串连，一无渗漏；布局排场，更能浓淡疏密相间而出。在元人杂剧中，最为全璧，洵不多观也。”亦所评甚高，且亦无只字微词。 类似于对吴石渠、吴昌龄这样没有微词的作家评论，在《曲话》中并不多见，即《曲话》中的“作家作品论”，更多地是将其优长与不足并举，使二者“正”“反”相兼，互为关联，某些用语虽较尖刻，所言却甚为公允。这种臧否兼为的作家作品评论其实更能反映《曲话》之戏曲批评的特点，如其于孔尚任《桃花扇》之所评所论，堪称代表。其云： 《桃花扇》笔意疏爽，写南朝人物，字字绘影绘画声。至文词之妙，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时杰构。然其中亦有未惬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议，倡自周镳、雷演祚，今《阻奷》折竟出自史阁部，则与《设朝》折大相迳庭，使观者直疑阁部之首鼠两端矣。且既以《媚座》为二十一折矣，复入如《孤吟》一折，其词意犹之“家门大意”，是为蛇足，总属闲文。至若曲中词调，伶人任意删改，亦斯文一大恨事。……又以左右部分正、间、合、润四色，以奇偶部分中、戾、馀、煞四气，以总部分经、纬二星，毋论有曲以来，万无此例。④ 在这条“曲话”中，梁廷楠一方面对《桃花扇》“写南朝人物”等方面之优长进行了肯定，一方面则于其中的“未惬人意者”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既存在着与“《设朝》折大相迳庭”的“本事”问题，也不乏“蛇足”“闲文”“恨事”等弊端。又如《曲话》卷二马致远“《汉宫秋》”条，在抄引了《汉宫秋》的大段唱词后认为：“写景、写情，当行出色，元曲中第一义也。”但又认为这一作品也有“可议者”： 尚书劝元帝以昭君和番，驾唱云：“怎下的教他环飒影摇青塚月，琵琶声断黑江秋？”明妃死于北漠，其葬地生草，后人以“青塚”名之，未出塞时，安得有此二字？且其第三折昭君跳死黑龙江，番王明云：“就葬此江边，号为‘青塚’者。”此白又与曲自相矛盾矣。⑤ 这条“曲话”与上引“《桃花扇》”条完全相同，即亦由两部分组成，前者以褒为主，后者则重在贬。前者的褒，以“写景、写情，当行出色”诸语对《汉宫秋》的情景交融、以情动人之优长作了充分肯定；后者的贬，着眼于剧本的细节，对其中所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列举，以强调“事”在戏曲作品中的真实性。其他如卷三之“番禹令仲拓庵卸事后”条、“《梧桐雨》与《长生殿》亦列有工拙”条等，皆具有此种批评特点。既褒又贬，臧否兼为，《曲话》的“作家作品论”之自成特点者，仅此即可窥其一斑。 《曲话》之于作家作品的评论，还反映在另一种形式上，即其之“作家作品论”特别是对作家评论之臧否兼有，不是在一条“曲话”中完成，而是藉多条“曲话”而为，如于万树(红友)的评论，即属此类。在《曲话》卷三中，梁廷楠分别于“阳羡万红友”条、“红友关目”条、“红友之论曰”条中对明代戏曲家万红友及其戏曲作品进行了评论，其中，后两条对万红友剧作充分肯定，而“阳羡万红友”条则明确指出，万红友传世之合刻《粲花三种》，“情致有馀，而豪宕不足”。这种作家评论，因其所“话”条目非只一端，即极具多维立体观照之态势，所评所论也就更为公允、确切。又如同卷对李渔之所评所论亦属如此。在这一卷的“李笠翁云”条、“笠翁十种”条、“笠翁以《琵琶五娘》”条中，梁廷楠依序对李渔的《闲情偶记》《笠翁十种曲》进行了品评，在赞赏其“不为无见”“曲、白俱近平妥”“共论诚正”外，乃特地就《琵琶五娘》提出了具体批评，他认为： 笠翁以《琵琶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因作一折补之，添出一人为伴侣，不知男女千里同途，此中更形暧昧。是盖矫《琵琶》之弊，而失之过；且必执今之关目以论元曲，则有改不胜改者矣。……至欲作《北琵琶》以补则诚之未逮，未免自信太过，毋论其才不及元人，即使能之，亦殊觉多此一事矣。⑥ 不仅不满意于李渔的《琵琶五娘》，而且对其“欲作《北琵琶》以补则诚之未逮”者，也是持讥讽态度的。此则表明，梁廷楠之于李渔其人其作(戏曲作品)，乃是多有微词的。 除了臧否兼为的评论之外，《曲话》之“作家作品论”还有全以“否”为之者，这与上举以“臧”评吴石渠、吴昌龄诸剧者，正好形成了强烈对比。存在于《曲话》中的这类“作家作品论”，可以卷二“关汉卿《玉镜台》”条为其代表。其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峤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凤之意，下文情欲彼美，计赚婚姻，文意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⑦在这里，梁廷楠针对关汉卿《玉镜台》所存在之弊端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既“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又“满纸浮词，令人生厌”，实属失败之作。 三、合乎情理的结构主张 作为一位在历史学与金石学方面极具造诣的著名学者，梁廷楠于剧本写作的方方面面不仅皆了然于胸，而且于《曲话》之所评所论，乃尤具特点。《曲话》评论戏曲作品，以剧本写作最为核心，这从其“话”之所涉如“宾白”“曲文”“关目”“插科”“布局”等即略可获知，因为这些语词乃皆为“作法”之属。如卷三“《红楼梦》”条有云：“《红楼梦》工于言情，为小说家之别派，近时人艳称之。其书前梦将残，续以后梦，头绪纷琐。吴洲仲云涧取而删汰，并前后梦而一之，作曲四卷，始于《原情》，终于勘梦，共得五十六折。其中穿插之妙，能以白补曲未及，使无罅漏……成得本地风光之法。”⑧又“《双珠记》”条云：“《双珠记》通部细针密线，其穿穴照应处，如天衣无缝，具见巧思。唯每人开口，多用骈白，头面雷同，且中有未合口吻者，乃为美玉之玷。”这两例中的“穿插之妙”“细针密线”“穿穴照应”等，即分别着眼于传奇《红楼梦》《双珠记》的“作法”而言。由此二例不难看出，《曲话》之论“作法”，乃是将“作法”与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紧密关联的，而此即成为《曲话》之“作法论”有别于其他戏曲论著的一个重要原因。 《曲话》论“作法”，尤重“结构”，将结构放在较重要的位置上讨论，如上举评吴昌龄杂剧《风花雪月》之“带白能使上下串连，一无渗漏；布局排场，更能浓淡疏密相间而出”云云，即是专就《风花雪月》之结构而言。梁廷楠认为，《风花雪月》的结构既具相互照应之特点，又能“浓淡疏密”于其间，此剧之所以能成为元人杂剧中的“全璧”者，其奥妙即在于此。又如“以白引起曲文”条评乔吉《金钱记》云：“《金钱记》第三折韩飞卿占卦白中，连篇累牍，接下[红绣鞋]一曲，并未照应一字。”这是对结构松散的批评。梁廷楠认为，戏曲作品中的结构只能严谨不得松散。这两例“结构论”，一“正”一“反”，褒贬互关，成为梁廷楠“戏曲结构观”的一种具体反映。前人论戏曲结构，以李渔《闲情偶记》所持之“结构第一”最具影响。李渔认为：“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特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⑨这是李渔对结构在剧本中所起作用的具体认识。正因为李渔认为结构在戏曲作品中具有如此作用，所以他才公然宣称“予独先结构”！梁廷楠之于《曲话》中对结构予以重视者，即与李渔所主张的“结构第一”不无关系，这从《曲话》多称引《闲情偶寄》的实况即略可获知。 一般而言，戏曲作品中的结构往往与情节、本事、宾白等互为关联。对此，“喜读曲”而“成癖”(《曲话》附记语)的梁廷楠自是深谙其中之道理的。故其于“红友关目”条乃写道：“红友关目，于极细极碎处皆能穿插照应，一字不肯虚下，有匣剑帷灯之妙也。曲调于极阴极冷处，皆能细斟密酌，一句不轻放过，有大含细入之妙也。非龙梭、凤杼，能令天衣无缝乎？”所谓“关目”，是指戏曲作品中的情节安排与构思，而情节安排与构思，即属于结构的范畴。所以，梁廷楠认为，万树戏曲作品中的“关目”安排之所以“有匣剑帷灯之妙”，并具“天衣无缝”之特点，关键就在于“穿插照应”处理得当。而关目“穿插照应”得当，也就等于结构“穿插照应”得当。这实际上是对“红友关目”安排的高度评价。红友即吴石渠的外甥、戏曲家万树，黄文晹《重订曲海总目》著录其传奇八种，但至梁廷楠撰著《曲话》时，却只剩下“《拥艳三种》而已”。《曲话》不仅称许万树剧作结构得当，而且还引“红友之论”，对其“音、情、理”的论述亦进行了首肯。因而有论者认为：“梁廷楠首肯万树所谓‘理则贯乎音与情之间，可以意领不可言宣’，结合他对具体作品的评论看，主要是指戏曲作品的结构和关目必须合情合理、曲折照应、推陈出新。”并说：“梁廷楠认为戏曲关目、情节必须合乎情理，才能为观众所接受。”⑩总之，在梁廷楠看来，只有结构严谨而又合乎情理的剧作，才能称为好的戏曲作品。 综合《曲话》之所言可知，梁廷楠认为，戏曲作品要做到结构的合乎情理，重点是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为“穿插照应”。对于剧作中的照应，上引对吴昌龄《风花雪月》之评已言之甚详，此不赘述。其二是要铺垫有方。《曲话》卷二“郑挺玉”条对此曾言：“郑天挺作《楚昭公》杂剧，第一、二折，曲词平易，尚无大出色处；至昭公送申包胥乞师秦国，云……数语已暗逗起七日哭庭之意。第二折以下，则字字珠玑，言言玉屑，自尾倒赏，渐入佳境。”其中“数语已暗逗起七日哭庭之意”，其实就是一种结构上的铺垫，而正是因了这一铺垫的作用，才使得第二折以下“字字珠玑，言言玉屑”，并导致了“渐入佳境”的剧情的出现。其三即忌“故尚雷同”。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梁庭楠于《曲话》中对几种戏曲作品的剧情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明确指出： 《渔樵记》杂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王粲登楼》剧蔡邕之于王粲，《举案齐眉》剧孟从叔之于梁鸿，《冻苏秦》剧张仪之于苏秦，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说明就里：不特剧中宾白同一板印，即曲文命意遣词，亦几如合掌，此又作曲者之故尚雷同，而非扮演者之临时取办也。(11) 在梁庭楠看来，《渔樵记》等剧之所以出现如此弊端，关键就在于其“故尚雷同”，在情节的安排等方面相互摹仿，了无新意。由此可知，“故尚雷同”实为合乎情理结构的大敌，故梁廷楠于《曲话》中乃多所反对，如“元人杂剧多演吕仙度世事”条、“《刍梅香》如一本《小西厢》”条，皆为其例，限于篇幅，兹不具述。 四、贵雅忌俗的语言追求 梁廷楠论剧本创作重结构，同时也重语言，这与李渔既重结构又重语言的戏曲观如出一辙。李渔论戏曲语言，以《闲情偶寄》之“词采第二·贵显浅”“宾白第四·语求肖似”等最具影响，并藉此提出了“能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的主张，所谓“浅处见才”，指的是“言浅而意深”，这其实是李渔对“贵显浅”所作的更进一步之阐释。所以，综观《闲情偶寄》之《词曲部》可知，李渔所重之戏曲语言，其实就是为前人与时人所称道的“本色语”，即具有“俚俗”特点的大众化语言。而梁廷楠所重之戏曲语言却与李渔之所重迥然有别。《曲话》卷二云：“言情之作，贵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其立言，尤贵雅而忌俗。所谓雅者，固非浮词取厌谓。”此则表明，梁廷楠所重之戏曲语言，是以“贵雅”为主的，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工丽曲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乃“非浮词取厌之谓”。这样看来，梁廷楠的戏曲认识观倾向于“文采派”也就不言而喻。 正是因为梁廷楠认为戏曲语言应以“贵雅”为主，所以，他在《曲话》卷二即对白仁甫《墙头马上》大加批评。“白仁甫《墙头马上》云‘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流落的男游别郡，耽阁的女怨深闺。’偶尔思春，出语那便如许浅露。况此时尚未两相期遇，还过春情偶动相思之意，并未实着谁人，则‘男游别郡’语，究竟一无所指。至云：‘休道是转星眸上下窥，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锦被翻红浪，罗裙作地席。既待要暗偷期，咱先能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此时四目相觑，闺女子公然作此种语，更属无状”。(12)梁廷楠明确指出，女主人公的大段唱词出语浅露，与其千金小姐的身份严重不符。用语尖刻，批评尖锐。此外，梁廷楠还曾在《曲话》卷二“关汉卿《玉镜台》”条中，直接斥责“《荆》《刘》《拜》《杀》”四大南戏“曲文俚俗不堪”，认为“《杀狗记》尤恶劣不甚者”；并于卷三“《鸣凤记》”条中指出：“多用骈俪之体，颇碍优伶搬演。上场纯用小词，亦新耳目，但多改为用古人名作为之，大雅所弗尚也。”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梁廷楠的戏曲语言主张确是具有“忌俗”的一面的。至于其认为“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卷二《鸣凤记》[鹊踏枝]曲词的评语)的见解，则是极具审美特性的。在对戏曲语言“雅”与“俗”的认识方面，黄图珌《看山阁闲笔·词曲》曾主张“化俗为雅”，其核心是对“口头言语”作一些“雅化”方面的改造，(13)而梁廷楠的“贵雅忌俗”，则是旨在将“俗”拒之门外。由是而观，可知二人对于戏曲语言“雅俗”的认识，乃是大有区别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廷楠虽主张戏曲语言“贵雅”，但他又反对具有“掉书袋”特点的语言，因而对这类语言亦大加批评，如《曲话》卷二之“《四书》语入曲”条，即为其例。其云：“《四书》语入曲，最难巧切，最难自然，唯元人每喜为之。《西厢》‘仁者能仁’等语，固属大谬不伦，马致远《荐福碑》云……尚仲贤《单鞭夺槊》云‘尉迟恭威而不猛。’以上诸语，几成笨伯矣。”梁廷楠认为，王实甫《西厢记》、马致远《荐福碑》、尚仲贤《单鞭夺槊》等剧作的语言，之所以“几成笨伯”，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四书》的陈词滥调。又同卷有云：“《刍梅香》[混江龙]：‘孔安国传《中庸》《语》《孟》，马融集《春秋》祖述着左丘明，演《周易》关西夫子，治《尚书》鲁国伏生，校《礼记》舛伪扬子云，作《毛诗笺注》郑康成：无过是阐大道发扬中正，纪善言答问详明。’元人曲词，每多腐语，如此等类，直是一幅策论，岂复成声律耶！又况其出自闺阁女儿之口也？”这种语言，既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又多为“腐语”，且“直是一幅策论”，焉可将其“复成声律”(指戏曲的唱段)呢？由此不难看出，梁廷楠的批评，不仅极为正确，而且一针见血。 从清代戏曲发展的角度言，梁廷楠所生活的时代，戏曲已形成了“雅部”与“花部”两大系统，虽然“雅部”在发展的过程中已出现多种弊端，渐趋衰落，但梁廷楠深受其影响则是甚为明显的。正因此，其于《曲话》中提出了“贵雅忌俗”的语言追求，从而使得其与《花部农谭》的作者焦循以及李渔等人的戏曲认识观相去甚远。这也是有清一代戏曲论著者的一种历史的真实。 注释： ①李黼平：《曲话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页。 ②李黼平：《曲话提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35页。 ③梁廷楠：《曲话》卷3，《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69页。 ④梁廷楠：《曲话》卷3，《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71页。 ⑤梁廷楠：《曲话》卷2，《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56页。 ⑥梁廷楠：《曲话》卷2，《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68页。 ⑦梁廷楠：《曲话》卷2，《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57页。 ⑧梁廷楠：《曲话》卷3，《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65页。 ⑨李渔：《闲情偶记》卷1，《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7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0页。 ⑩董运庭：《梁廷楠曲话刍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2页。 (11)梁廷楠：《曲话》卷2，《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62页。 (12)梁廷楠：《曲话》卷2，《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册)，第258页。 (13)关于黄图珌的“化俗为雅”的戏曲语言观，可具体参见拙作《黄图珌的戏曲创作论——以其〈看山阁闲笔·词曲》〉为例》一文，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期，第33-38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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