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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考》的学理性与当代意义


    20世纪20—40年代,是唱片发行的黄金岁月。以上海为中心,有“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等七八家公司。各商家还应时出版了汇集唱词和歌词的《大戏考》,又称《戏考大王》。《大戏考》与唱片匹配,洋洋七八百页,有多种版本。它不但拓展了音乐和歌唱,也拓展了戏曲的唱念。梨园界行里人往往视“看戏”为“听戏”,迎合了唱片的流行。
    《大戏考》与“国语”
    清末和民国时期曾推行“国语运动”。“国语”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官话”,其时话剧和电影统一使用“国语”,还标明是“国语话剧”或“国语配音”,至今我国港台地区仍称“国语”。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范围开始推广“普通话”,吸收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语言成果。其界定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其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便区别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官话”。
    笔者1961年到北京上大学,开始用普通话取代家乡吴语。先父周贻白(1900—1977)毕生走南闯北,在上海创作了多部“国语话剧”和“国语电影”。他还买了一台落地收音机。笔者课余听京剧唱片时,便能够感受“国语”和“普通话”的韵味。
    《大戏考》也包括曲艺和各个剧种的腔调,如滩簧、弹词、歌曲等。《大戏考》以京剧为正宗,翻查《大戏考》对笔者颇有启迪,不仅可以学唱,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学到不少典故和文史知识,如京剧的“文武老生”“小生”“青衣”“老旦”“大面”(净)“小丑”,区分有老少、男女、文武的不同行当以及流派。这对笔者日后从事戏曲史专业研究很有启迪。
    1980年,笔者应聘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文艺专业讲授戏曲艺术理论和中国戏曲史。文艺系的一位老师,曾是中国唱片厂的编辑,送了笔者一本中国唱片社编辑出版的《新编大戏考》,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5个戏曲剧种的唱词。
    《大戏考》中的学理蕴含
    《大戏考》载录了唱片唱词,能体会声腔剧种的相关学理。
    明代中叶,戏曲大家徐渭在其故居绍兴“青藤书屋”的堂屋中有一副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堂屋台阶下还顶着一根石柱,刻有四个字:中流砥柱。其名著《南词叙录》称南戏为“鹘伶声嗽”,即俳优伶俐的口语声腔,包括场上表演。其中,蕴有中华戏曲“中流砥柱”的含义。
    在戏曲史的学理上,“鹘伶声嗽”包括“加滚”,是明代戏曲发展史上的通俗化潮流。“加滚”以文人乐府为底蕴,加了整齐句式的三言、五言、七言、十言“滚词”“滚调”“滚腔”。于是,雅训难懂的长短句词曲“乐府”,被加唱为通俗易懂的唱词。在音乐演唱形式上,“加滚”通过垛板、快板、流水、慢板等“板式”,改变了音节变化,是长短句词曲的通俗回归和拓展。因此,“鹘伶声嗽”从曲牌体衍化为板腔体,体现着戏曲由“雅”到“俗”的过渡,是普及和发展戏曲的一个学理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
    晚清成熟的京剧,是“曲牌体”和“板腔体”兼而有之的“综合体”。《大戏考》各个唱段和板式,能在学理上进一步深入。周贻白在其论著《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辑释了元代《唱论》“格调”的“抑扬顿挫”部分,他联系元代关汉卿的散曲和近现代京剧,阐释了“垛句”“垛板”的学理,体现有一脉相承关系:
    “‘垛’,意指‘堆垛’。在文词上说来,‘堆垛字句’本非佳构,如用典过多,比事太烦……但是在歌唱上的‘垛句’或‘垛板’,却是按板行腔的一种格调。比方关汉卿《不伏老》套数云:‘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子弟们谁教你钻入它,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扳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鎦、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阎王来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那其间才不向这烟花路儿上走。’……
    这种‘垛句’,虽句各一事或句各一比……在唱腔上反而可以增强气势。如‘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前面有四垛句,如果是一句一板,唱到‘一粒铜豌豆’咽喉一放,必可余音绕梁之效。
    今之戏曲中,如京剧《徐策跑城》唱‘徽调’:‘耳边厢,又听得,家院来禀。老徐策,站城楼,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耳聋眼花,眼花耳聋,观不见,城下儿郎哪一个,儿就跪在城边。尔家住哪省、哪府、并哪县?尔是哪个村庄有家门?尔是住外城,还是住内城?你的家中还有几个人?尔的父姓甚?尔的母名甚?尔是排行第几名?尔要说得清、尔要道得明,开了城,放了吊桥来进城。说不清,道不明,要想进城万不能。报上花儿名,报上花儿名!’(原注:据三麻子唱本)这种句调,在戏曲唱腔中名‘垛板’。讲究有板有眼,不失尺寸,行腔时不能直呼直令地像在念白。必须声有抑扬,句句有顿挫,才能贯串气势。所谓‘垛’,就是要使‘垛字’‘垛句’唱来动听。”
    此外,周贻白还涉及唱词中“唇、齿、喉、舌、口”的尖音、团音,以及念白、念引子的“五音四呼”“平仄节奏”“字头、字腹、字尾”等,不一而足。出身于江湖戏班的他,治“中国戏剧史”,向来重视戏曲表演。他认为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便已足”。因此他以场上与案头并重,撰写了不同于同行学者的《中国戏剧史》。《戏曲演唱论著辑释》是他重场上表演的代表作之一。
    《大戏考》与“音配像”
    《大戏考》作为原生态唱词的底本,以京剧为主流,京剧联系着“国语”,民国时期曾号称“国剧”。自晚清道光年间成熟以来,业已拓展为生旦净丑的各行当流派,代表着表演艺术的高峰。尽管演唱风格良莠不齐,但所录制唱片多为当时的佳者。
    20世纪60—70年代,传统京剧后继乏人,有断档之虞。80年代,原国家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当时打算组织青年演员,拍摄一批传统老戏在全国电视台播放。他认为:“前辈京剧演员起码还留下了画像或照片。现在电视走红,青年演员只能演现代题材,是个缺陷。优秀的青年演员起码应留下一批各行当穿袍、蹬靴、扎靠、系裙的影像才能对得起后代,以传承文化。”为此,他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批既能演传统戏、形象又不错的优秀青年演员,摄录一些电视戏曲,经费则由他筹措。因经费有限,暂定10位,项目为“当代十大青年京剧人”。
    1985年,刘习良召集笔者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朱文相、中国京剧院院长苏移、北京电影制片厂拍过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的著名导演谢铁骊等一起讨论。当时的目的是征求意见,选择人才和代表性剧目。我们共同选择了刘长瑜、尚长荣、孟广禄、李光、耿其昌、李维康、李胜素、迟小秋、赵葆秀、叶少兰10人,包括青衣、花旦、老生、花脸、老旦、小生各行当。
    “当代十大青年京剧人”是日后“京剧音配像”工程的前奏。“京剧音配像”工程主要是为了抢救和发扬京剧艺术。只是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为丰富。该工程利用近代以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清晰录音,由其子女或亲传弟子配像表演。自1985年开始试录,1994年批量复制,2007年完成,历时22年。其间相继有70余个单位3万余人参与,共摄录了460余出剧目。目的是让广大观众留存观赏,同时丰富电视台的京剧节目。至于清晰的录音,则主要采用包括《大戏考》的广播电台的唱片录音模板。
    “音配像”是唱片音频技术的有效补充。配上当年表演艺术家的子女或亲传弟子的形象表演,是随着视屏技术发展而派生的新技术,目的是“修旧如旧”,形神兼备地再现和还原当年京剧前辈的表演,也就是再现20世纪20—40年代京剧高峰时期演员的表演风采,这与新编剧目重在创新的表演是有区别的。
    在传统京剧复苏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新版《京剧大戏考》即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将改正旧版的文字脱误,依据老唱片模板,与声情并举的CD同步出版。
    钱锺书在《旧文四篇》的《读〈拉奥孔〉》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文化史上,有时候理论大厦是容易倒塌的,但原始资料的砖瓦灰沙石是永远有用的,可以据此建设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大厦。新版《京剧大戏考》,便是中华戏曲的“砖瓦灰沙石”。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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