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说书艺术的改进之路——以说书艺人韩起祥为例
时间:2024/11/28 12:11:52 来源:未知 作者:秦林芳 点击: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解放区文学由此进入后期阶段。这一时期，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改进民间艺术、引导民间艺人的工作。在陕甘宁边区产生较大影响的民间文艺形式，除秧歌、秦腔外，还有陕北说书。相较而言，陕北说书的改进起步较晚，但进展甚为迅速。到1946年底，新说书已发展成一种群众性文艺运动。这与对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发现和培养密切相关。韩起祥1915年生，出身贫苦，13岁学艺说书。1940年，他从榆林横山迁至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县，仍以说书为生。对于韩起祥而言，所谓“改进”，在说书的外在形态上，即由说旧书转变为说新书。在韩起祥的转变过程中，解放区的引导机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鼓励“书匠”宣传新文化 解放区的引导机制明确了说书应该“说什么”的方向性问题。1944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提出“要团结和教育群众中旧有的说书人”，“使之为人民的新生活服务”。 在此之前，像韩起祥这样的陕北旧说书人（书匠）所说的旧书大多是宣传封建伦理和封建迷信的；同时，他们又都兼做算命的“职业”。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反巫神的斗争》，在边区掀起反巫神运动的热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其中也隐含了一种引导机制，对韩起祥这样的“书匠”有效地发挥了方向上的引领作用。当然，这一引导机制在后起的陕北说新书活动中，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显现出来。1946年上半年，说新书的韩起祥与反对其“胡乱改革”说书、坚持说旧书的延长县老艺人杨生福，以竞争的方式唱了一出新书与旧书的“对台戏”，最后，韩起祥胜出。这显示了新书作为一种方向，显然更能适应当时的文艺发展要求。 说书对于“韩起祥们”来说是赖以为生的职业，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知所避趋。具体说来，这一引导机制一方面使他们由此知所避，明白不能再以说书来宣传封建文化；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进而知所趋，明白了说书应顺时而变的道理。韩起祥主动到县政府询问，得到了“可以根据旧书的架子编新书”的指示，他“心里一下开了窍”，从此转变了说书的方向（韩起祥口述、黄桂华整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韩起祥》）。到1945年6月，他编出了《反巫神讲卫生》《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红鞋女妖精》等宣传新文化的新书。不但如此，他还在延安多处（包括鲁艺）演唱自己所编的新书，受到听众称赞。 由于编演新书，韩起祥的说书生涯得到延续。这是韩起祥顺应解放区引导机制的结果。1945年夏秋之交，韩起祥作了一段《说书宣传歌》，歌中唱道：“文协、鲁艺、县政府，/奖励我来说新书，/新书说的是什么？/一段一段宣传人。”这首歌很好地表达了他在这一机制影响下对说书应“说什么”的认知。 引导艺人适应农民审美趣味 解放区引导机制还涉及说书应“怎么说”的问题。1945年，韩起祥与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取得联系。在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下，他在编演新书这条“值得提倡的正路子”（贺敬之语）上努力开拓，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编出了20多部作品。其编演新书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解放区对说书应“怎么说”的引导，以文化市场上的收益分配为基本手段。在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位新书编演者，韩起祥是供给者，而听众和读者则是需求者。他所说的新书是否有人听、所编的新书是否有人看，必然会在收益上表现出来。而这对他在后续编演活动中采用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看其新书的演出情况。他编的《张家庄祈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说过十余次，仅在延安就说了七次。《刘巧团圆》编成后，从1945年8月起到次年初，在延安周围的农村已说唱五六十次。他应邀演出，广受欢迎，甚至受到当时一些媒体的关注。如《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刊出了傅克的《记说书人韩起祥》，就记述了新华书店邀请韩起祥说书的情景。韩起祥频繁演出新书，得到了较多收益。 再看其所编新书的发表与出版情况。由其口编的《张家庄祈雨》《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和《时事传》先后于1945年8月7日、11月28日和1946年9月7—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1946年，新华书店又出版了由其口编的《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在稿酬分配上，韩起祥得了编写新书所获稿费的八成，参与编书（记录）的其他人获两成（迪之主编《延安文艺丛书》第14卷《舞蹈·曲艺·杂技卷》）。 韩起祥在文化市场上获得较为丰厚的收益，是他的新书受到广大农民喜爱的结果。这又反过来促使他编演新书时更加努力地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了适应农民的审美需要和审美趣味，他对说书应“怎么说”的问题作了不懈探索，认为“语言和表现方法，都以农民能不能接受，喜欢不喜欢为原则”（林山《盲艺人韩起祥——介绍一个民间诗人》）。在《张家庄祈雨》获得成功之后，他在口编《刘巧团圆》时，又通过对当地群众口语和许多民间曲调的运用，使之显现出很强的地方色彩，因而，又得到“听众高度的赞赏”（《解清评〈刘巧团圆〉》）。 陕北改进说书采用的做法是“培养好典型，造成范例，突破一点，推动全面，展开运动”，而韩起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和“范例”（柯仲平《〈陕北改造说书〉序》）。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典型”和“范例”，韩起祥的转变与解放区所实行的引导机制有很强的关联性。一方面，这种机制在说书“说什么”问题上提出明确要求；另一方面，在说书“怎么说”问题上则更多借助市场进行柔性引导。正是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韩起祥积极开拓，编出大量广受欢迎的新书作品。在他的示范和带动下，经过说书艺人的共同努力，陕北说书与时俱进，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充分说明，这种引导机制对于推动民间艺术发展、激励民间艺人编演新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从韩起祥的转变中，我们可大体看出，在如何建立有效机制引导民间艺人蜕旧变新方面，陕北改进说书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解放区后期广泛开展的促进民间艺术表现新文化，引导民间艺人适应农民审美趣味的工作是在解放区前期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解放区后期对陕北说书的改进和对说书艺人的引导，是对前期相关工作的继承和延续。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但是，在陕北说书的改进（特别是韩起祥的转变）中呈现出的这种引导机制，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尚未系统形成。这一机制的建立显现出解放区在引导民间文艺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研究”（18AZW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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