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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被世界各国接纳、吸收，在世界各地普及：北京、东京、新德里或伊斯坦布尔，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似曾相识的艺术景观。这一现象被称为全球艺术，暗示着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 我们可以通过博物馆全球化来检验这一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根海姆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了争议性的海外拓张，西班牙、佩奇、墨西哥、香港都建立了相关的古根海姆建筑，拓展市场，输出全球文化。借莎罗尼·马塞的话说，“新的现象不是博物馆的运作越来越类似于公司的运作……而是博物馆的运作，以古根海姆博物馆为例，类似于跨国公司的行为。”有趣的是，古根海姆开始全球拓张的时间恰好和麦当劳涌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接近。博物馆成为了另一种“麦当劳模式”。博物馆之外，艺术基金会的跨国运营和艺术双年展的泛滥也具有相同的意味。 尽管艺术博物馆往往以文化产业自居，掩盖了背后的资本逻辑。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特质，按照罗瑟琳·克劳斯的说法，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艺术博物馆愈发受到经济影响：商业属性至关重要，影响了博物馆的展览策略，进而影响了极简主义的发展。因此，将博物馆单纯地视为客观中立的文化机构就有些天真了。上个世纪，资本实现了对艺术世界的渗透，艺术博物馆、基金会、企业赞助逐渐规模化，在艺术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全球化推波助澜，使这一现象被视为先进的文化产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资本成为了一种强大的跨国纽带，链接了各国的艺术博物馆、基金会，催生了全球范围的艺术世界。 这一背景下，重新思考“全球艺术”和“全球艺术史”势在必行。历史难以像它自诩的那样中立客观，因为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在事件的筛选、排列和阐释中受到叙事主体知识背景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艺术史就是艺术实践的叙事，艺术史研究在思考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当下的全球化文化在世界范围生根发芽，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掩盖了其中的意识形态。而媒介形式的多样化使当代艺术超脱了传统艺术史对图像风格的言说，成为了某种现代化的象征，因而被视为客观的艺术趋势。全球文化的影响下，传统艺术/当代艺术与保守/前卫这样的互文关系已成为一种潜意识，被一些艺术家广泛接受。 当下的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资本在艺术生产、展览和收藏中所起的纽带作用。因而在艺术史研究中，资本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 （宋洋，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