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事物的发展往往要靠事物内在的变革来推动，近年来关于文艺批评的广泛讨论和争论，也不仅仅是源于对批评现状的反思，而更是出于文艺批评内部自身发展的需要。对文艺批评，不同的专业媒体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视角，采取了种种举措，希冀重建文艺批评。
    《艺术广角》自2011年第四期，开设《解读批评制度》栏目，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对文艺批评制度进行深入解读。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切入批评制度，对文艺批评的诸多诟病，对文艺批评长期远离文艺实践和现场、被学院体制“收编”和“规训”，文艺批评面貌单一化等现象进行深入解读和探究，试图清理建立在学院体制之上的整个批评制度。如王晓峰的《当下文学批评的批评》，从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中重新审视批评，并针对批评远离文艺实践和现场的弊端，提出文学批评应注重对自由灵动的微观文学批评的发展。毕绪龙的《谁还在关注文艺批评》，从消费文化语境的视角，指出文艺批评全面投入市场怀抱而与中国文学语境和文学作品脱离的现实。李丹梦的《文化批评的迷思》，对已然取代了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针对文化批评放逐文学的诗意与审美，重新提出“主体性”这一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核心话语。霍俊明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伦理生态与“病态”机制》，对文学的伦理化写作和批评的伦理化倾向做了严正批判，提出要警惕批评陷于“娱乐”、“伦理”、“意识形态”等话语的泥淖而远离文学，等等。
    对当下文艺批评批判的各种声音之中，由反思现状所引发的，对“批评制度”本身乃至“学术体制”整体的深刻批判，成为批判的主潮。批评制度和学术体制背后关于学术权力的纷争，学术与权力间的暧昧关系，学术利益的争夺与分配等，成为关注和言说的焦点。

    《天涯》在2012年第二期，推出《大学教育与学院知识分子》讨论小辑，刊发了学者张均和黄灯的两篇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张均对学术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还是黄灯对知识界底线丧失的反思，都严正批判了当下的整个学术体制，声讨了体制对学术的伤害，指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在批判的同时，二人都建设性地（至少是潜在地）提供了知识界自我净化的可能与途径——即借助和依靠知识分子群体中每一个体内心的力量。

    同时，《文艺争鸣》也推出了批判学院体制与探讨文艺批评的文章。2012年2月号《文艺争鸣》刊发了朱寿桐的《重新理解文学批评》，从区分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这一视野出发，辨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之一是文学的学术研究论文与文学批评在写作、发表、评介、标准等方面的混同，以及从学院立场和学术视角建设文学批评的局限。牛学智的《认可、买账与冲击、冲突——再谈文学批评问题》，围绕文学批评的语言、思想、感知等问题，提出文学批评要给阅读者带来既定观念的“冲击、冲突”，而不是对固有观念和思维的“认可、买账”。而《文艺争鸣》2012年4月号则推出孟繁华的《学术的“通途”与“小路”——当下中国学术体制批判》，该文以作者切身的困惑和忧思，再次把批判的焦点对准学术体制。
    理论上的探讨终究是一种学理式的研究，文艺批评需要“身体力行”的批评实践来证实自己的能量。《文学报》于2011年6月开设《文学报·新批评》专刊，隔周集中刊登真实直言、自由锐利、精到的批评文章，使文艺批评在一时间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新一轮的论争。《新批评》具有针对性的、直言的批评文字，引发热议，推动了文艺批评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
    此外，《艺术广角》《文艺争鸣》等刊物还开设了《诗性批评》栏目，倡导一种新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文风，希望给以学院“八股文”为主体的学院批评带来一缕清风。《艺术广角》所提倡的“诗性批评”，尊重人的体验与感悟，承认理性认知世界的局限性，相信艺术自身的丰富、无限、混沌与不可言说，可以通过人的灵性参悟和获得；希望通过与生命自身相呼应的个体的感性经验和精神流动，来重新建构批评的内容和文体，为批评的生命化和经验性尝试注入新的活力。
    无论是《新批评》的开风气之先，还是《诗性批评》的具体倡导，都需要批评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及时总结，而要达到我们心中理想的文艺批评状态，也还需要批评界持续不断的努力与追求。批评的重建，既需要学理上的探讨，也需要批评界身体力行、方向正确的批评实践，更需要每一位批评者反观内心的省思和学术良知的迸发，需要知识分子在面对批评时，调动自身的生命经验和精神能量，为批评注入真正的活力。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