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历史真实”的束缚，文艺家的历史题材创作是否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编造了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与社会，历史文艺创作者们都应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只是这一紧箍咒并非“历史真实”，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共识乃至历史禁忌。
    在论及“历史共识”之前，需要先回顾一下“历史真实”。因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始终是历史题材创作评价标准问题的一个焦点。几乎每一部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都曾遭到过违背“历史真实”，甚至歪曲历史、胡编乱造的指责，“历史真实”也就成为评论历史文艺作品最重要、最核心的术语之一。
    那么何谓“历史真实”？这个看起来不言自明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和“艺术真实”一样，都由“生活真实”派生而来：生活真实——当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历史真实——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艺术真实——文艺作品虚构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所谓（生活）“真实”其实是西方人基于这样的思维前提而产生的：“人的主观能力可以将客观世界如实地转换为某种主观形式，于是思维着的主体与自然存在的客体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契合的可能性”，这种契合的程度就用“真实”乃至“真理”来标示。但人的主观能力果真能够与客观世界达到完全的“契合”吗？现代西方哲学早已对此做了深入反思，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看来，所谓生活真实并非完全的客观存在，相反却离不开人们的主观经验，“即被他们把握了的、化为心理事实的生活现象。”而在客观存在向人们所能把握的“生活真实”转化过程中，“语言或同类文化符号无疑起着根本性作用。”“生活真实”尚且如此，“历史真实”更不用多说了。历史虽然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人们所能了解与把握的“历史真实”，不过是“作为主观经验的、曾经的生活真实经过文本化过程流传下来的东西”；至于“艺术真实”，更是文艺作品达到的一种似真非真、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使接受者获得“像真的一样”的主体经验。可见，“离开了人们的主观经验谈论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都是毫无意义的。”（参见李春青：《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评价标准与方法问题》）
    “历史真实”不过是一个貌似客观实则很“主观”的概念，虽然它体现着人们探求历史真相的努力，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常常使那些仅仅懂得历史皮相的人，自以为洞察了历史的全部真相，并肆无忌惮地挥舞手中的“历史真理”大刀横冲直撞。至于古代史书，则如郭沫若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所说：“历史并非绝对真实，实多舞文弄墨，颠倒是非”。以“历史真实”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对文艺家的艺术作品进行评判，显然有些“文不对题”。要求文学艺术家们削足适履地与所谓的“历史真实”保持绝对一致，更是不无荒谬。但没有了“历史真实”的束缚，文艺家的历史题材创作是否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编造了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与社会，历史文艺创作者们都应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只是这一紧箍咒并非“历史真实”，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共识乃至历史禁忌。“历史共识”不仅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基本历史记忆，还应包括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认知与态度。正是那些基本的历史记忆、历史认知与历史观念，在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中逐渐融会到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之中，成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血肉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已上升为不可随意挑衅的道德规范与历史禁忌。
    与“历史真实”不同，“历史共识”并不以纯粹客观性或“真理性”相标榜，而是强调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认知与态度。例如今天的我们常常以“炎黄子孙”自居，把黄帝与炎帝看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共识”，虽然它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在古代中国，由于长期受整体性、模糊性思维的影响，我们的先人甚至已习惯于将野史小说与舞台上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事实混为一谈。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故事的流传。虽然与《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相比，《三国志》中的历史记载要客观真实许多，但多数下层民众既没有（阅读）能力也不愿接受《三国志》中那些相对真实的历史描述，却更喜欢也更愿意相信说书人口中那些传奇化、戏剧化的历史传说。于是《三国演义》中对刘、关、张及诸葛亮的美化与对曹操、周瑜等人的丑化，不仅达到了“以假乱真”的传播效果，还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民间信仰之中。——经过美化和圣化的关羽甚至已变身为福佑百姓的“关帝爷”，而雄才大略的曹操却只能作为“白脸”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以现代眼光观之，这简直毫无历史“公理”可言。难怪熟读史书的郭沫若很为曹操鸣打不平，近年还有历史学者对关羽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还原他的“历史真面目”。历史学家抱定求真求实的研究态度，将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挖掘出来，自然十分可贵；郭沫若当年通过史剧创作来达到为曹操“翻案”的目的，也颇有胆识，但如果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要刻意塑造出一个“卑劣”的关羽形象，却无疑是对传统历史文化和广大民众心理定势的恶意亵渎。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