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所谓“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千字文》”的书法作品在深圳拍出了1.4亿元的高价，被书画鉴定权威指认为应是赝品或摹品(《东方早报》1月5日报道)。
    如果不谈洗钱做局等因素，仅从鉴定角度分析这一作品其实也有很多话题，比如——“眼学”。
    对于这件作品在征集中到底由哪些专家鉴定，拍卖方表示不能透露。事实上，在文物书画鉴定中人们过多依赖、迷信乃至神化被绝对化的标型学——“眼学”，已经和正在损害着我国的文物事业。除了这次的1.4亿元的宋徽宗《千字文》，还有几个月前曝光的几位文物鉴定大师围着一件被玻璃罩着的新做的金缕玉衣看一遍就做出“汉代珍品”的判断和“价值24亿元”的评估。
    传统的标型学鉴定方法有三大要素：一是以标准器为鉴定参照物，二是以鉴定专家的见识经验为依赖，三是主要靠个人的眼睛来判断(也加上人的其他感官)。这就难免发生问题:
    首先是作为参照标本的标准器本身就是个变数：不断被发现、被证明、被公认的新的文物在不断加入标准器的行列，同时有些以前认为是标准器的东西，例如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被质疑、被否认、被清除出标准器的范围。其次传统标型学以鉴定专家的个人经验为支撑点，而任何专家的个人经验对于浩如烟海的形形色色的文物来说，只能是沧海一粟，在标型学独步天下、一锤定音之时，那些存在于鉴定专家经验之外的奇珍异宝随时会面临被枪毙的厄运。再次，作为标型学鉴定方法实施的主要载体的人的肉眼的功能，却必然随着专家的老迈而逐渐削弱：当史树青、杨伯达等古稀老人步履蹒跚地围着金缕玉衣打转并力不从心地捕捉几米外的模糊影像时，你还能指望他们能够得出多么精准的鉴定结果么?
    毫无疑问，正如文艺创作中的灵感思维，文物鉴定的眼学确也有某种犹如明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云的“非关理也，非关书也”的“别才、别趣”，鉴定专家的慧眼也确为常人难以企及。问题是，时代在前进，造假方法利用现代科技而今非昔比，过度依靠眼学，就不可避免地上当受骗甚至发生“24亿元天价金缕玉衣”的离奇事件。
    其实，和“24亿元金缕玉衣”事件性质相同而不易察觉的类似事情经常发生。一些电视鉴宝节目中，专家基本不需借助任何仪器而凭其直觉立竿见影地判断文物的真伪和断代，就难免出错。
    例如，收视率颇高的北京卫视《收藏秀》在“去伪存真”的大旗下，用“生死合同”将持宝人的宝贝的命运掌握在三位专家的手中：或金牌褒奖或粉身碎骨，全看专家意见如何。撇开《收藏秀》的“生死合同”的合法性暂且不说，就在公平合理的层面上说，仅凭专家所谓的“底足有明显作旧痕迹”、“呈现代化学彩的色彩”、“胎质疏松”、“画工不够精美”等难以量化的、完全可以见仁见智的纯个人主观的判断，就一锤子砸了人家的宝贝，难道不过于轻率么?——做旧痕迹和使用痕迹如果不借助显微镜等仪器往往很难用肉眼看清;清代的洋彩其实也是化学彩;疏松和致密是相对而言的，何况疏松的不一定就是现代仿品;古代的画工往往并不比现代仿品精美。假如“生死合同”加上“持宝人不服，可将瓷片作热释光检测，如证明为真品，则电视台按报价双倍赔偿”，那才叫把“去伪存真”进行到底呢。
    不禁联想到不久前央视《寻宝》的“走进长春”节目，耿宝昌嫡传弟子、“原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丘小君先生称一件乾隆篆书款的瓷器是仿品，理由是“乾隆的篆书款的‘制’字左上方有五竖而仿品只有三竖”，说完还和边上的蔡国声先生彼此得意地会心一笑。笔者查阅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出版的《华丽彩瓷 乾隆洋彩》，结果是：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顶级宝瓷的“乾隆洋彩玲珑转旋瓶”(216页)、“乾隆洋彩黄地洋花方瓶”(118页)、“乾隆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胆瓶”(134页)等十二件毋庸置疑的乾隆官窑瓷器的篆书款的“制”字左上方均为三竖!就凭这一条，丘小君就要枪毙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二件稀世珍宝以及民间收藏的许多同类国宝?丘先生不明白篆书“制”的不同写法早在乾隆之前就已经存在，左上方写五竖或者三竖都是可以的，二者在审美意味上的微妙差别属于高雅的文化情趣，和鉴定乾隆瓷器真伪无关(具体到该瓷器的鉴定，不妨从其使用痕迹、老化痕迹等作痕迹学的研究)。如果此君只是在国外的古玩经纪活动中实施他的这种伪方法，其危害是有限的，然而他杀回中国，以央视首席国家级瓷器鉴定专家身份，在央视文物鉴定节目中推广他的绝对错误的鉴定方法，其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了。
    蔡国声先生可谓敢说敢当，在文物鉴定方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可惜在央视《寻宝》中在“眼学无敌”的耀眼光环下有时语出荒唐，令人扼腕。他瞪大眼睛对着一尊犀雕佛像质问持宝人：“佛教是反对杀生的，怎么会用犀牛的角造佛像呢?!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假的。”问得令人啼笑皆非(犀雕佛像司空见惯;用犀角雕怎么等同活杀犀牛?)。在“走进苏州同里”节目中，蔡先生拿着一组他认定是清早期制作的象牙牌，说上面雕刻的是北京颐和园、圆明园的风景。(而颐和园、圆明园是清代中期才建成的!)……
    我们不会因为丘小君先生、蔡国声先生的失误而否定二者在文物鉴定方面的成就;我们要说明的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能迷信、神化建立在个人经验上面的眼学。让人们意识到文物鉴定领域由眼学独步天下是不利于文物事业发展的。
    不可一世的眼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庸俗性和去文化性——所谓庸俗，就是平庸粗俗，它的反面是“高雅”、“细致”。晋代葛洪说：“庸俗之夫，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麦。”(《抱朴子》)他用非常通俗的话表明，对事物的粗疏辨别就是典型的庸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任何科学在于区别，文物鉴定特别讲究细致的辨别。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庸俗”尚且以分辨“朱紫”、“菽麦”为标准，那么，在各种和文物鉴定相关的科学、学科高度发展的今天，文物的科学鉴定就更应当是一个无限丰富多彩、无微不至的文化活动，它可能综合考古、审美、历史、文学、宗教、民俗、法律、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体系，绝不能仅依赖“囫囵吞枣、立辨真假”的眼学，而应当用痕迹学、审美考古学等多种方法。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多学科的交融向我们提供了文物鉴定更加精细、准确的可能性。新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鉴定出“是什么”而且还应当解读出“为什么”，才能够使文物鉴定更有文化含量，更接近真理。例如，当我们用放大镜、显微镜仔细观察犀雕作品时，不仅要注意“竹丝纹”、“鱼籽纹”是犀角的重要特征，而且要搞清楚“竹丝纹”、“鱼籽纹”是作为类似头发、指甲的聚合角蛋白的犀牛角所特有的、输送养料的毛细管的纵剖面和横断面(而牛角是骨骼和角质化皮肤的衍生物，因而没有这种毛细管，也就没有鱼籽纹)，我们就不至于信口开河、不知所云，就能够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所谓“去文化化”就是在文物鉴定中抛弃文化的思考而简化为单纯的技术活动。任何文物都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古人审美意识的物化。任何文物鉴定都是对历史信息和审美符号的研究、解读，而不仅仅是个“东西对不对”的简单结论。说“东西对”不能语焉不详，要说清楚“对”在哪里，要争取举一反三地还原出创造这件文物的古人的生态，并且从中吸取有益的精神养料，这才是我们鉴定文物的主要目的和乐趣所在。眼学的庸俗性必然导致对文化审美层面鉴定的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甚至导致因文化内涵的缺失而得出错误的鉴定结论。丘小君根据其个人经验草率断言乾隆官窑瓷器篆书款的“制”字的左上方一定是五竖,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对乾隆篆书款的认识停留在感官的层面,乾隆崇尚复古,喜欢以篆书为款。篆书中“制”的左边写法历来就不拘一格,既可五竖亦可三竖,《康熙字典》标注的“制”字就是三竖。丘先生凭其狭隘的个人经验以“五竖”为标准来鉴定真伪,抛弃了必要的文化思考,实属“眼学”去文化化的典型案例.
    眼学是一种重要的鉴定方法，眼学专家的经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真理朝前一步就是谬误;眼学的独步天下就必然造成“24亿元假货”的当代指鹿为马。克服眼学弊端的有效方法就是用眼学、痕迹学、审美考古学等几条腿走路，不拘一格用方法。唯如此，才能够将眼学从日趋僵化的死胡同里拉出来。
    (作者系收藏家、文化学者)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