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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不乏“舍子取义”的故事，诸如《程婴救孤》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浸润着我们民族历来的价值崇尚——忠诚与信义。前不久观看了新编上党梆子《太行娘亲》，似乎也是一出“舍子取义”的故事，却不止于此。剧中女主人公赵氏的形象，久久地在心中萦绕……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感染当代观众，具有现代启示价值的典型形象。 《太行娘亲》的主要情节是，山民赵氏面对日寇的疯狂暴行，为了保护罹难八路军的婴儿，不惜牺牲了自己和亲孙儿铁蛋的性命。这确乎是一个颂扬英雄母亲的故事，但创作者并没有因循套路地一味将人物表现得“高大上”，而是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用心，在文学意义的挖掘上用力。 剧中的赵氏甫一出场，言语爽朗，甚至有几分粗鄙，相比妇救会主任田大娘等，她的觉悟实在不高。她是太行深处的平常女人，为人媳为人母的生活，令她天然将“顾家养娃，传宗接代”当作一个女人的全部。生活的艰难，日寇的侵扰，也挡不住她喜得孙儿的欢欣，再穷再窘也要“东凑西借”地请乡亲们喝碗“满月酒”乐呵乐呵，甚至还带着些许嘚瑟与炫耀。显然，这是编剧（李莉、张裕）精心设定的人物性格的基点。赵氏便是在这样的基点上，开始了她在剧中性格的发展和转变。第二场，妇救会主任田大娘将一个嗷嗷待哺的八路军罹难医生的婴儿送到赵氏家里，希望其儿媳妇梨花代为奶养时，遭到了赵氏的推辞。赵氏的推托是本能的，因为她刚从后山回来，亲眼看见了日本鬼子正在疯狂搜捕这个八路军的婴儿，并屠杀了大批无辜山民。她担心因此惹祸上身，让田大娘“快找别家奶养莫迟延”。此时赵氏的行为符合人性中普遍的“趋利避害”原则，她心心念念的是为三代单传的夫家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比天大”，是赵氏这个特定女人的原始逻辑起点，令人信服。戏，就此陷入了僵局，但没有停顿。当赵氏发现八路军婴儿浑身火烫危及性命时，一把解下婴孩身上的红肚兜，奔向峻峭的山崖，给孩子“叫魂”去了……暮色笼罩的野山间，传来赵氏那发自肺腑的呼喊，“铁牛，跟奶奶回家！”这又是一个女人的行为逻辑，看似蒙昧，但却是她骨子里透出来的善良心肠和生命本能。正是沿着这份善良和本能，编剧渐渐地、层层递进地接近着赵氏人性中的美好与崇高。 推动赵氏行为出现转变的，是紧接着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村支书张伯为了掩护群众，主动吸引日寇而壮烈牺牲；她心理上最为倚重的儿子根旺被日寇强掳；八路军王营长为百姓免遭鬼子蹂躏，执意领回婴儿等等。这些非人遭遇和感情绝境，是日寇的疯狂扫荡带来的，其苦难程度是赵氏的平凡人生所不能承受的。绝境中的赵氏，终于在最后一场戏，在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激烈对决中，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她将自己的亲孙子指认为八路军的孩子，被鬼子活活埋葬。 与剧本文学相得益彰的是本剧主演陈素琴的表演，尤其是第四场。平心而论，这场戏不好演。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张伯走了……面对张伯的坟茔，赵氏必须跟自己的内心较劲儿，才能渡过她心理的重大转变。陈素琴对声腔的掌控能力和修养，极大地支撑了这场自我问心的内在戏。此时，赵氏与坟茔对坐，素来激越的上党梆子，在陈素琴的吟唱下，显现出游丝般的声线，飘飘缈缈地潜入观众的耳旁，那声音细腻而温厚。“赵氏我从不知大名叫啥……”由“散板”渐入，进而缓慢的“霸王鞭”，进而是“跺板”“四六”的层层叠加，最后在激昂的“大板”中收窠。不知不觉中，观众被这真挚演唱带入赵氏的内心世界，走进了她的心路历程——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唱腔，演绎了剧本的文学意蕴和构想，尽显上党梆子声腔的丰富厚泽。此外，陈素琴的念白嘎巴清脆，人物的执拗镶嵌在举手投足的细微之处，使赵氏性格鲜明，活脱脱一个能干的乡里村妇形象。从剧场效果看，观众在慢慢地接受和喜欢赵氏。 纵观全剧，《太行娘亲》塑造了赵氏这一个在腥风血雨的民族抗争中，在命运多舛的遭遇中，艰难完成了性格转变和人性升华的母亲形象。这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性格转变和人性升华，填充和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让人物由蒙昧和人之常情悄然走向崇高，乃至神圣；让人物有悖人伦常理的行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具有崇高意味的审美意义，成为今天的人们要格外崇敬和向往的精神高地。 赵氏的舞台形象是独特的，但从文学意义上看，却是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进一步看，剧中的赵氏人性的升华，更蕴含了一个母亲的觉醒，甚而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近代以来，我们民族觉醒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几乎都发生在民族的生存遇到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时期，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原有的一切再也无法继续的时刻，只有奋起救亡一条路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国歌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赵氏正处在那个历史的节点上，她的遭遇是中国人的遭遇，她的觉醒是中国人的觉醒。 《太行娘亲》的创作，纪实性地反映了我们民族思想和意识进步的历史拐点，从而也具有了某种史诗性的文学意味。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需要看到这样的作品，启迪我们今天的生活，滋润我们的心灵。 （作者：单跃进，系上海京剧院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