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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狂喜、怀旧，大鹏的《缝纫机乐队》延续着小人物大情怀的路线，讲述了一群人组建乐队逐梦的故事，故事简洁而幽默，如同一首关于青春和梦想的诗，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轻快而明亮。大鹏将集安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有笑声和泪水，人们在想象中重拾理想，为青春而热血高歌。 集安，是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摇滚、热血、梦幻触碰到现实，都是梦碎的声音。《缝纫机乐队》塑造了一群“神奇”之人：执迷吉他的老中医、热爱弹琴的小萝莉、弹奏贝司的叛逆少女、寻找恋人的台湾鼓手……大鹏借鉴了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的人物设定，小人物貌似普通，却身怀绝技，与众不同。在大鹏的电影中，程功和胡亮承载主要的叙事功能，意味着城市和小镇在观念上的碰撞，城市意味着妥协、堕落，小镇则意味着善良和纯真，正如同《泰囧》一般，小镇青年并非叙事的主体，他的存在只是作为娱乐的点缀，是一种想象的在场。 在现实中，集安是大鹏的家乡，但它并无诗意，是回忆让小镇变得五光十色。电影中，程功在城市中落魄不堪，依靠谎言重返家乡。城市，在电影中，是一种遥远的存在，是想象的神圣和救赎；小镇则在“城市化”进程中摇摇欲坠，年轻人面对着日渐变化的现实，只能以梦想之名冲撞着顽凶的现实，他们落魄不堪，又百般无奈。在现实中，小镇青年并没有真正在场，面对浓厚的商业性倾向的时代，小人物质疑、惶惑、冲撞，沉溺于摇滚，向现实诘问、抗拒或者挑衅，而现实留下的只是残破的城镇，摇滚变成一个关于语言、时间、空间、姿态的词语。 随着数字电影技术的普及，《缝纫机乐队》的成功是一次小人物的狂欢节，电影观照小镇青年的成长状态，同时，数字化时代为普通人打开一扇参与影像制作的窗口。新生代导演大鹏拍摄的《缝纫机乐队》迎合了这个时代缺席的人群：城乡变化中小镇青年，他们极具草根精神，面对现实，他们乐观、不服输，又混杂着对现实无奈的调侃，他们参与写作历史，却从未得到话语权。《缝纫机乐队》如同一个社会透镜一般，折射着小人物的悲欢，他们心怀梦想，憧憬着改变未来，哪怕微不足道，却依然追逐梦想，不惧失败。 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队》的创作，大鹏的叙事语言变得更加娴熟，以好莱坞经典的叙事模式讲述着小人物逐梦的故事，这部电影是时代的产物，意味着庶民的狂欢，它梦幻、不真实，却有笑声和泪水。大鹏将摇滚乐中的歌词进行化用，调侃了毕赣的诗，“为了寻找你，我搬进了鸟的眼睛”。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他邀请Beyond乐队进行集体合唱。这部电影并不崇高，但也绝非低俗，面对着无法更改的现实，小人物躲进梦里笑一次，哭一场，缅怀已逝的青春，然后重返日常生活的轨迹。 与《煎饼侠》不同的是，电影《缝纫机乐队》更怀旧、更具野心，小镇青年尝试组建摇滚乐队，既是对理想的追寻，也是对初心的回归。程功并非成功，他失意又落寞。他的理想曾被金钱打败，在胡亮的感召下，他的纯真渐渐被唤醒，重拾对音乐的勇气。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缝纫机乐队》中，人物形象虽各具特色，但缺少与观众心灵上的碰撞，这些人物形象单纯地变成一种承载记忆的符号，借此唤醒观众对时代的缅怀和思考，影片的人物一味沉溺于对摇滚的想象中，又从侧面反射出小人物对现实的畏惧感。 在电影中，理想变成怀旧的场域，歌曲《我们都选C》融合多种摇滚元素，光辉街、岁月路、佩斯理发店，在导演眼中，逝去的东西均被蒙上浪漫的、忧伤的气质，这次怀旧伴随着年少时的不甘与失落。但这种想象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现实生活，小镇如同“空中楼阁”，人们心怀理想，却缺少对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让《缝纫机乐队》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它从未真正观照理想，又亟须某个场景的快照以证明在场；它在制造全民娱乐之时，浅尝辄止，大合唱如同一场幻觉、一次自娱自乐，城乡变迁中的小镇青年仅仅变成娱乐的编码。在影片的结尾，颇为吊诡的是，在乐队中，只有程功实现了个人梦想，他结识恋人，再次远离家乡，其他人依然是无名之人。摇滚仅仅是一场梦，梦醒了，所有人都要离开：小镇回归平静，城镇化建设将持续进行下去，梦想再次被淹没。 作为一部喜剧片，尽是癫狂，尽是过火，《缝纫机乐队》融合了诸多电影类型，其中包含音乐片、动作片等叙事元素。在后现代语境中，《缝纫机乐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迷影作品，复制、拼接、创造，在好莱坞的经典叙事中，大鹏为这个时代的小人物建立了一个话语场：为了梦想，他们渴望、迷茫、执著，哪怕曾站在舞台上短暂一瞬，但他们顽强、乐观、不退缩，也曾努力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