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先霈，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艺争鸣》编辑部给我发来67篇文章，凡三十四万余言，都是他们，杂志近两年在专栏里发表的，这个专栏叫做“新世纪文艺理论话题性笔谈”。读过之后怎样概括我的整体感受，如何作一总体评价呢？显然，这是编辑部的一个有意识的策划，一个大动作。2003年第5期专栏开设的时候，有一篇“编者小识”，表达他们的意图，那里面说，“提出‘新世纪文艺理论’，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推敲的谈话主题，历史的发展也从不会那样简单，说到了一个新世纪，就一定得有一种‘新世纪文艺理论’，更何况作为有关文艺的理论基石，它往往应该是稳定的，不但能横向概括时代，更能纵向说明长时段的历史演化。我们明白，在‘世纪’和‘文艺理论’之间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并进的关系。”对于这段话，我是赞成一半，不很赞成的也有一半。曾经有一段时间，“新千年”成为全世界媒体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照有些人的说法，似乎一进入21世纪，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将与既往告别。其实，“世纪”只不过是一种计算年代的单位，6世纪的编年史家狄奥尼西开始确立“公元”，以耶稣诞生为起始，近代史家普遍认为他的推算有三到五年的误差，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修正，如果修正了，进入新世纪也就提前三到五年了。所以，“世纪”转换与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当然也与文艺理论，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关系。这是我赞成“编者小识”的那一半。但是，最近一二十年，世界和中国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这也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必须正视的事实。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渐进和突进之分，现时代恐怕是一个突进的时代。世界的格局，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了太大的差别，并且还在以很高的速率变化着。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文艺理论如何应对这个变化，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尖锐的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理论，理所当然地，新的时代会增添文艺理论的新话题。当下我们的文艺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可不可以说，我们的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还没有找到有自己时代特色的学术话题，还没有找到能够回应时代生活变化的学术话题，至少是在核心的学术话题上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如果这样说不算毫无道理的话，那么，说“提出‘新世纪文艺理论’，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推敲的谈话主题”，只能看作编者的谦虚和客套，因而不能完全赞同。对于《文艺争鸣》“话题性笔谈”的设计，对于杂志上已经发表的许多“话题性”文章，给予必要的注意和相当的肯定，也就是很平实的评价了。
    原是让我就专栏写一篇述评，这是我所难以胜任的，六十多篇文章涉及几个专门方向，有些问题，我不但缺少深入研究，连细致了解也谈不上。我只能综合地谈三点粗浅的读后感触。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之“预流”。1930年，陈寅恪提出以“预流”与否判定学术研究境界之高下，其《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第246页。）预流，就是参预到潮流里，参预到主潮里，其前提是具备学术研究的时代意识和时代感觉——自觉认识所处的学术时代的特征、发展趋势和对学人的要求。做研究工作的人，要明白自己所处时代要解决的核心的学术问题是什么，文学观念可能有哪些选择，研究方法可能有哪些选择；哪些是已经、甚至早已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尚未解决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尚未被人们察觉的潜隐的问题；哪些是关键的重要的问题，哪些是枝节的琐细的问题。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第246页。）预流，不是追逐世俗的风尚，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仰承学术发展的主脉，参加到本时代重大问题的探讨、思考和解决的努力之中，为的是开拓区宇，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建立新的体系。《文艺争鸣》所列话题有没有新颖性？有没有现今时代的特色呢？我们可以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背景上作些比较。例如，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介绍，新中国第一次有全国影响的文艺论争发生在1949年，话题是“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1952年有“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其后还有关于典型问题、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再如，白烨先生编著的《文学论争二十年》（注：白烨编著：《文学论争二十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附录中包含“人性论争三十年”等后续篇目。）描述，70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学论争，其中有“‘共同美’问题”，“‘朦胧诗’问题”，“‘向内转’问题”，等等。而这次《文艺争鸣》的话题呢？随手拈几个例子，在“媒介话题”下有《媒介变化与视觉文化的崛起》，在“情感话题”下有《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中的情感修辞学》，在“语言话题”下有《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在“社会话题”下有《大众传播与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在“批评话题”下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演进》，这些话题都是在世纪转换前后出现的，是与社会的实际、文化的实际、文学艺术的实际相关联的，是此前50年、40年、20年、20年没有出现，也不大可能出现的。从以上简略列举也可看出，文艺理论话题因时而异，不是出于少数人随意造作，而是有其背景缘由。即以“媒介话题”而言，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定名“第四媒介”（注：有学者提出不同理解，认为：“网络媒介已为人类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它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而不只是所谓的‘第四媒介’而已。”见：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1。这类关于“网络媒介”的不同理解，对我们的讨论没有妨碍。），即由互联网传送的媒体，很快，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汹涌澎湃的第四媒体冲击波。文学和文学理论，受到的冲击也非常之大。个人电脑加上网络，改变着文学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看来也势必会对文学的边界有所修改，对人们的文学观念有触动、有挑战。谈媒介与文学变化，说它是一个“新世纪文艺理论话题”，是值得严肃思考的文艺理论话题，并无不当。还有，若干年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文学逐渐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向边缘滑落；艺术的消费性、娱乐性与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的关系在变化，前者日益上扬，后者则有日渐收缩之势；纯文学与杂文学、非文学界限的模糊，非虚构的叙事与虚构的艺术性叙事争夺受众，“作家”涵义的变化……这些现象都已经进入文学理论家的视野。陈寅恪当年说王国维等人开拓新领域，重要条件是能取“地下之新材料”。我们今天开拓新领域，重点是广泛地调查和深切地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新材料，我从几十篇文章中能够感觉到学者们的这方面意向。21世纪将有三大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和生态问题。前两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一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三者都可能落脚为文化问题，笔谈中对这些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总之，笔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学者们“预流”的意向，很值得赞赏。
    第二，关于对外来学术资源与本土实际之关系的反省。中国现代的文艺学学科从20世纪初期开始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移植域外的资源，从术语、命题到体系，主要都是借鉴于他人。不同的时期汲取域外资源的方向变化了，但理论输入、思想借贷的流向则很少改变。形成这一局面有诸多深层原因，其间利弊得失亦甚纷纭复杂，几代大师对此多有痛切感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说这是“二种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注：《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在专栏的有些文章里，我看到今天学者们在新的背景下，对这一中西体用老问题的新的思索。例如，陶东风教授讲到对西方批判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问题的自我反省，“逐渐修正了前期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针对这类理论现象，加以批评性的检讨；对于“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而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缺乏历史的眼光”表示不满和反对。他说，“此处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以前，谈到文学理论的本土性，许多人常常是想到古代文论资源的利用，而笔谈里作者们更多考虑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样一个大国正在经历的伟大而艰难的转型，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学术研究的素材，是学术创新的沃土。鲁枢元教授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流露心中忧虑与困惑，他说，“我近年来写下的那些东西，从海德格尔到舍勒、齐美尔、到庄子、老子，差不多总是向后看，像一个‘倒骑在毛驴上的张果老’，实在不合时宜。坦而言之，我的那篇文章，与其说是与三位学者争论，毋宁说是我自己的一个交代，并以此消解一下自己心中的块垒。然而我仍然不能说服自己顺从时代的大潮，不能完全赞同德胜们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中许多观点。”他谈到了自己学术上“理想化”、“乌托邦”的色彩，并表示希望，能以批评文字，为对方“提供一些或正或反的参考意见”。陶东风和鲁枢元两位学者有颇不相同的学术性格和治学路数，他们所坚守的和所怀疑的，他们的自省和困惑，都是严肃的，都有相当的代表性，都值得认真对待。我在话题专栏中看到一些彼此观点对立的文章，看到你来我往的答难；这种答难还越出《文艺争鸣》的范围，在其他刊物上，在学术会议上，继续进行和引起颇为广泛的关注，我的心情是欣喜远过于担忧。因为，虽然在其他刊物个别文章中也曾略有杂音（我这里专门指的是学风和文风），有些小不愉快，但对问题的探索在争论中明显地向深处行进，尤其是争论双方的学术自省意识，更令我油然生出敬意。我觉得，一个郑重和正直的学者，会把自信和自省结合。在我看来，近来不同年龄的学者们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包括《文艺争鸣》以外的文章），体现出对外来学术资源与本土实际关系的认真思考，对于一千多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来，类似于玄奘唯识之学“消沉歇绝”的悲剧命运的认真思考，还体现出把自信和自省结合的趋向。一个学者与同行激烈争论，既是出于追求和坚持真理的信念，也是对于对方论著的学术价值的一种肯定。波尔和爱因斯坦在量子理论上一直意见相左，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这不但不减损他们的相互尊重，甚至也不减损他们彼此的亲近之情。波尔不仅对同辈而且对晚辈也是如此，在长时间的争论还不能说服年轻的助手时，他有些伤感地问：“难道你们连一点儿也不同意我的话吗？”（注：[美]阿布拉罕·派斯：《尼尔斯·波尔传》，戈革译，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而年轻人之所以不同意，恰是因为信守波尔为他们做出了榜样的科学精神。
    我在此说对笔谈中话题引发的争论感到欣喜，还因为，近二十年来，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一种突出现象就是，言说主体之间对话的似趋弱化，各个个体自说自话，各自独白，不同群体之间思想信息的发送和接收存在障碍。不同年龄的研究者，偏重于不同领域的各类研究者，运用不同方法的各类研究者，侧重思辨或侧重感性体悟的各类研究者之间较难交流。对话是学术发展的必备要素，有对话有交锋，才利于新的深刻的思想的产生。科学史表明，当理论酝酿和寻求突破的时期，对某些关键的问题，谁也难以提出首尾一贯的解释，对立的学说有可能各自包含真理的颗粒，这种时候，在不同的、对立的学说之间寻找沟通的渠道，在旧的规范和新的前沿之间寻找桥梁，会是有益的。例如，对于光的性质，粒子说和波动说争辩了几百年，人们曾经普遍认为两者决不可调和、无法并存。到20世纪初期，才认识到光的波粒二象性，而这时对光的波和粒子的性质的理解，和原来又是迥然有别的。（注：同上书第85页：“让我们回到17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时关于光的本性的两种观点刚刚出现：粒子学说和波动学说。在量子力学于1925年诞生以后人们才弄明白，这两种学说都含有真理的要素，尽管粒子和牛顿的粒子并不相似而波和惠更斯的波也不相似。然而，在1700年，这两种学说必须被认为是不相容的。”）
    理论的发现同时是新的系统表述方式的发现，有时是用原有的视角和方法发现并说明新现象，有时是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阐释老现象；至于如何更贴近地解释新鲜的事实，解释前所未有或少有的新的文学现象，启发、指点人们去预见新的未知的现象，在阐释新现象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更不是少数人短期所能圆满完成的。这个时候，讨论、争论的必要和好处格外明显，没有争论就难以前进。
    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不直接就等于是学科研究要去解决的学术问题；在同一社会变革、转折面前，在相同或近似的社会问题面前，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艺学各有自己的本学科的应对角度和方式。寻找推动本学科发展的关键的学术性的话题，找到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是一时代学术进步的极其必要的带有某种决定性的工作，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门学科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史，是问题之连续与转换的历史，是问题的不断发现与重新论证的历史。一般说来，这种真问题要在许多学者的反复思考以及彼此论争中被发现。客观地说，《文艺争鸣》编辑部所拟的一些话题，是很泛的，大而化之的。但在有的文章中，问题则被细化和深化，这也是主持者所预期和企盼的吧！
    第三，关于学术研究中的情感与学理的关系。学术研究要求冷静的理性；义愤出诗人，靠义愤不能出学者。恩格斯说，义愤对于作家描写资本主义的弊病和抨击那些否定、美化弊病的“和谐派”是完全恰当的，但在科学上丝毫也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注：[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9页。）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同样要求冷静的理性，可是，在这里，毕竟与自然科学不同，有时候，很难完全撇开研究者的情感因素。我读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不时会遇到这方面的惶惑。比如说，“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描述的许多现象，与今天相当数量国民生活境况之落差，就是我完全接受这个命题的一个障碍。我在这里提及这一点，心里很是忐忑。我既没有指责阐述这个命题的学者们的意思，又不具备在这个问题上深入论辩的意愿和学术准备。我只能说说个人的困扰。我长期生活在中部省份，我所熟悉的本省作家写出过一些反映农村贫困状况的作品，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村支书》、《凤凰琴》，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他们描述在贫困中艰难奋争的山民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叙写尖锐乃至惨烈的冲突，以此呼吁人世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同意王德胜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具有一种反伦理、非理性的罪感，“一部分人的需要”并不一定是“大众需要”的对立面。我只是想，是不是要看到多种日常生活——白领的日常生活和蓝领的日常生活，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和深山里的日常生活。湖北的刘继明，作为一位作家，他阅读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颇多，作品也曾被视为有很强的“先锋性”，他最近写了一篇《我们怎样叙述底层》，（注：《世纪中国》，2005-03-25，网上首发。）听说将要在《天涯》杂志发表，其中说到，“在当下的叙说中，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指在发展滞后的国家，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的情境——引者），将‘底层’抽空、简化为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正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而且随之被‘阶层’、‘弱势群体’、‘困难人群’和‘地位’、‘身份’等一些精心修饰过的词汇所替代。这固然同人们深陷于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认知框架，失去了对人类生存多样化及其可能性的探求热情有关，但任何现实的必然性都不能取代历史的或然性，如果人们对世界进行描述与‘合法化’求证的兴趣，完全代替了对存在进行不断去蔽和发现的努力，那么，任何一种思想行为就难以避免地会蜕变为一场凌空蹈虚的话语游戏。”他大约没有看过我们这里谈论的文章，也不是针对文艺理论来说，他所说的也仅仅是一家之言。作家们的看法，不仅有若干理论框架的参照，更多的却是来自对当下现实的感触。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正是彼此不同、甚至彼此相左的意见之间的学术对话。舒尔茨倡导穷人的经济学，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但是，被他批评的经济学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价值，研究富人经济学，也是穷人的利益所需要的。我希望，我们的美学会更多地关注穷人的日常生活，关注穷人的审美。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