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都市不只是充满欲望叙事，它还可以产生对自身以外的人的关怀的精神作品。这种可贵的精神叙事，必将引导着我们的文学在复杂的年代里细梳紊乱的心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城市为题材的文学（城市文学）开始复苏，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深圳《特区文学》杂志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革，恰逢其时地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亮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至此十余年间，“新都市文学”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作品展出，俨然成为一个文学界无法避开的话题。
    一、“新都市文学”理论尚待完善
    
    “新都市文学”口号是《特区文学》在1994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提出来的。提出者对“新都市文学”从思想内涵、写作题材和风格形式做了一些初步的概括。从这个最初的有关“新都市文学”的构想中可以看出，提出者的眼界宽广，气魄宏大，向世人展示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文艺工作者的自信和能量；同时，因为宏大，也带来了相应的麻烦——缺乏相对简便的可操作性。很明显，“新都市文学”的所指对象是以都市为题材的文学，但是这个“新都市”究竟是怎样的都市，则没有被厘清。“新都市文学”构想的含混，不可能有效地对写作产生比较深刻的指导作用，也就很难产生相对独特的作品，社会反响也就不够强烈，最终也将导致命题本身的价值被打了一定折扣。“新都市文学”自理论出台至今，作品推出不少，却并没有哪一部作品产生特别大的反响和特别轰动的效应，有关理论本身也是处在热烈讨论之中。所有这些，同最初定位的模糊，应该有比较大的关联。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余秋雨在谈论“新都市文学”时，将之定义为一种“软命题”，即缺乏自己的理论、宣言、实践、代表作和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可以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注入新的内容（见《特区文学》1995年第1期）。其它对“新都市文学”的理论探讨还包括何继青的“一种文学精神”论、王世诚的“后现代化语境”论、宫瑞华的“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论，以及尹昌龙的“现代性选择”论等（上述各种论点分别详见于《特区文学》1994年第3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6期和1996年第5期），上述各种观点并非都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将之收蓄并用。
    为了使“新都市文学”同其它文学命名区别开来，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历程，在同其它都市文学的对比中界定“新都市文学”的“新”。20世纪的中国都市文学，可以包括新旧文学转型期的“民国旧派小说”，现代文学时期的“海派文学”，当代文学时期的“新写实小说”、“新市民文学”等主要以都市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流派。在这些已有的都市文学之后出来的“新都市文学”，虽然还是个软命题，但是在整合了不同论者的观点以后，我认为，在理论上“新都市文学”有以下两点显示出它有别于以前种种都市文学的独特性。
    第一、“新都市文学”在承认并继承历史上其它城市文学的优点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再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都市的风貌、新都市的生活，尤其是新都市人的观念、情绪、心态，以及新都市一切矛盾冲突；同时，勇敢面对随着现代都市物化的加重，都市人的异化和陷入价值选择的危机的困境，真诚接受商业时代和后现代化对个体的冲击，进而努力寻求自己的解救办法，作出自己的“现代性”选择。
    第二、在高扬“个性主体性”的基础上坚持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深刻感悟现实生存并努力超越之，艺术地感性地对生命进行多极的超越性的拯救。当都市在吸引外面人走向它时，都市人也应该想到自己是否能够走出去，主动将自己的文化向外部传播；同时在和他者的交往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获得外在的精神援助。新都市人理应走出封闭的城市文化圈，走向广袤的世界，用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外在世界，展示自己宏阔的精神风貌。挖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整体的城市化，都市人对乡村从精神到物质的观照，体现新都市人的宏大气魄、人文关怀自然更应该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正是在排除掉自身的庸俗气质，在观照自身的同时，从普世精神出发，关怀在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农民的现状，“新都市人”显示出前辈所不具有的健康、高尚、宏大心怀，“新都市文学”显示出它高超于其它城市（都市）文学的品质。
    二、一个具体的文本
    
    “新都市文学”随着理论大旗的高扬，作品也一一登台亮相，仅以《特区文学》为参照，十余年间，已经发现不少好的作品。《特区不浪漫》《吾人下海》《咸水淡水》等描写市场经济下都市人的理想价值的转变、精神状态的参差，颇能引人深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面的作品大多都是谈都市中一小部分人的生活，题材还是不够宽阔，同时也并不能反映当下都市的最理想的生存状态，仍有不少可挖掘的地方。“新都市文学”不能只满足于当下都市生态的描摹，而更应该关注城乡文化的交融、城乡生存环境的互补流通，将都市放置在更大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跨度的场景中，这样才能有非常广阔的天地和持久的生命力。我认为，深圳作家王小妮的小说《一座城市的二十六个问题和回答》（《特区文学》2004年第5期）正是代表了这一努力的初期成果和美好未来。
    这部中篇小说叙述了一群在深圳成长或者发展的青年，他们在城市里不同程度地获得成功，尽管也有苦恼缠身，却还是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他们并不只是灯红酒绿的“小资”，作为新都市的主人，他们的思想并不狭小封闭，在进行自己事业的同时愿意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求更为壮丽的人生画图。他们有的作为志愿者到贵州支教，有的自费到延安采访，有的去农村搞产业开发，总之都是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在城市里为各种苦恼缠绕的年轻人们来到农村，却因为乡民的朴实、诚恳而得到精神的巨大振奋；同时通过对农民的帮助，对农民、农村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正如有人所言，这种精神返乡的举动，使他们的生命重新获得了审美和伦理的价值。新兴城市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不再是全部欲望的寄托所在，不再是生命步履过渡的码头，她再次成为新的精神探索的源地。
    应该承认，《一座城市的二十六个问题和回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部理想化的小说。但是这些从深圳走出去的年轻人既可爱又执著，有着高尚的强烈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着某种具有超越性质的关怀，即不是富裕起来的人们对于尚未富裕起来的人们的关怀，而是对于自身存在的意义的关怀，一种放大了的我的关怀，一种对于多年奋斗追求中所不小心失落的、忽略的东西的关怀。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的都市的代表，在它的内部产生这种宏大的人文叙事，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兆头，表明了当下的都市不只是充满欲望叙事，它还可以产生对人的关怀，对自身以外的人的关怀的精神作品。这种可贵的精神叙事，必将引导着我们的文学在处于现代和后现代夹击的复杂混乱的年代里细梳紊乱的心理，沉着抵抗物质的无孔不入的侵蚀。不夸张地说，《一座城市的二十六个问题和回答》让我们对“新都市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