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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抖包袱了吗?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中国艺术报 肖翘 参加讨论

    正在上映的电影《妖猫传》的主线是:白居易借助幻术,了解到杨贵妃与唐明皇之间并非只有爱情,特别是马嵬驿兵变幕后,写出诗来便是今天见到的《长恨歌》。影片归结后世杰作难出的原因是,诗人还没有深刻体会历史的那一面。
    李白也有三首写杨贵妃的诗,那便是《清平调词三首》,诗云“云想衣裳花想容”“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但《妖猫传》把在白居易写《长恨歌》三十年前(此处为戏说,应为约六十三年前)写就的这首诗定为“假诗”,导演借妖猫口进行强调:李白写完《清平调词》才见到了杨贵妃。甚至还说“我写不出‘云想衣裳花想容’,但你也不能说我的《长恨歌》是假的。 ”片中白居易对两首诗发表见解流于意气,倒显得导演不好意思说出真假了。其实,相比李白,白居易更推崇杜甫,因为白主张诗歌贯穿古今和采诗观风的古则,白居易对李白的看法有记载:“李之作才也,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之所以提到“六十三年前”,因为彼时唐玄宗重视武功而粉饰文治,加上玄宗亲信、文坛的领军人物张说出任宰相后提拔文人,“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一些人因为文学才能就能做到高官。开元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士以“掌纶诰”——为皇帝起草奏折为最高的荣耀和追求。开元二十三年孙逖掌贡举,“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 ”再如张九龄也是以“践台阁,掌纶诰”为做宰相的同义词。在这种风向下,文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同挂壁”。中国古代最正统的学问是经学,说当时文人不学习六经,不遵循历史,是很严厉的批评了。然而自张九龄下台后,玄宗对大臣与文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懂得了把政事和文学分开,李太白的名句正是玄宗招他入朝后写就的,不过玄宗给他的工作也仅限于此。
    如果说《清平调词》 “假”,《长恨歌》是“真”吗?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长恨歌》这首诗只是唐代兼备众体的小说中歌诗的部分,诗和文并为一是当时一种小说体裁。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流传至今的《长恨歌》只负责“诗笔”的部分,诗笔即韵文,也就是说单看它是不完整的。这一篇小说真正的结尾还在陈鸿写的传奇《长恨歌传》。陈鸿是在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当场便完成该传奇,白居易没有在《长恨歌》中备载的一切故事,叙述历史的关键细节和逻辑,连同历史的评论他都交给陈鸿的传文了。特别是玄宗取杨玄琰女于寿邸、马嵬驿兵变等事。所以《长恨歌传》补充了史才、议论和作诗的宗旨、缘故,两者放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长恨歌》不只“负责美貌如花”。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逐句考证《长恨歌》所言何者是史,何者是从俗的想象,最终证明,除诗人当时未入翰林而无法了解到的事情,《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尽,一定程度上禁住了史的考验。《长恨歌》诗句多有戏谑意味。戏谑是唐代小说流行的一种新风尚,它并非无端以文为戏,而往往利于作者发挥史才和议论。《长恨歌》虽然没有讳言事实,但也不是尽显史才、史笔,因为它不负担史才功能,而是用诗笔叙事、讽喻、戏谑,故事真正的写史议论部分还是要看陈鸿作的小说《长恨歌传》。
    唐代贞元、元和间的小说是适合“描写人生”的,它与今天说的小说不是一个概念,专指一种革新后的兼容并包各文体的新文体,以古文创新表达人情物态世理,俳谐议论,不必求实而能雅俗共赏。读《长恨歌》不可不看《长恨歌传》,《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与古文运动密切相关的。此二者诞生的时代,藩镇割据、军将跋扈,唐德宗想用文学粉饰苟安的政局,所以文章之盛达到唐代之顶峰。应运而生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却推动了唐传奇小说的发展,因为小说可以写许多驳杂无实的事情,结果成了古文大家们的试验场。
    讽谏是唐诗的一大主题,宋代洪迈曾对唐人的自由发出感叹:“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等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遗事成了贞元、元和间文人一个通常练习的题目,还要互相探讨改进。
    元稹、白居易就是一对才华相仿互相促进的好友,难得他们还有共同的志向。两人考制举前共同撰作的《策林·采诗(以补察时政)》写道:“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说明白居易早有采诗匡主之意。远仿《诗经》,近效杜少陵,而后几年,白居易怀着这样的抱负,创作了代表作五十首新乐府,可谓当代之《诗》。
    最后回到那个冬天,唐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乐天、陈鸿与王质夫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这既是写杨太真遗事的缘故也是作讽喻叙事诗的理由。 《长恨歌传》写道:“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质而言之,传文说写这首诗非白居易莫属。 《长恨歌传》又曰:“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据其所闻,不按史书而另辟蹊径,这即是在说,《长恨歌》是照所闻实录。尤为重要的一句“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才算抖完了包袱。这样《长恨歌》才齐备前因后果,把《歌》与《传》先后来看意涵愈加丰富。
    为反衬《长恨歌》之经典意义,《妖猫传》把《清平调词》的诗句和创作过程拿来对比,影片最后白居易放下了对历史政治名利权势的“我执”,完成了《长恨歌》 。实际的情况则是由于文体的缘故,《长恨歌》本身没有太多的历史评论包袱,它是意义不完整的言情叙事诗。同时白居易润色记史的志向是清晰的。《清平调词》虽然也极浪漫地流传下来,却成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很难抹掉的一个黑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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