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隐喻和现代性分别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核心诗学问题，同时，也正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精神的艺术理路之一。隐喻是语言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置于具体语境中，它才不会被滥用。当代批评推崇它为“修辞中的修辞”，着眼于隐喻与认知特性的紧密关联。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性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与民族性、传统性相对；其二，西方现代风格流派的总括；其三，整个批评方式与阅读模式上的西化。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美学变革，但食洋不化成为了贻害无穷的当代流弊。 【关 键 词】当代诗学/隐喻/现代性/语境 【作者简介】张晓红，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深圳518060； 佛克马，男，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主席，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 李森，男，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Z052;J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0X(2006)04-0026-10 一、关于“隐喻” 谈话时间：2004年7月28日上午，荷兰莱顿。 在谈话开始时，李森手上拿着托多罗夫的《象征理论》一书，佛克马以为我们要谈象征理论或托多罗夫。李森回答说，我们谈论隐喻，不是象征。佛克马开玩笑说：“昆明的老教授，我们要开始吗？”三人大笑。 李森： 我认为隐喻问题是艺术创作、阅读、欣赏过程中不得不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隐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艺术符号或者语言符号，不可能有一个百分之百透明的指称层面。可以说在艺术的范畴之内，所有的符号都具有隐喻的性质，相比之下，语言符号的隐喻层面更为复杂。语言符号的使用往往会造成歧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文学的创作就是使用隐喻，或者说是对隐喻的建构或解构。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可以说是一种隐喻的建构方式；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反讽的艺术、喜剧中的一部分，可以说主要是解构的隐喻表达方式。隐喻表面上看来是艺术符号或者说是作品的深层结构，事实上，在它们的表层结构中，也充满着隐喻。人们的阅读，习惯上总是要对隐喻的语义层面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实际上就是对符号或作品的隐喻的一种语义解读。比如说巴黎，就从我们看到的巴黎的建筑，宏伟的建筑，城市的结构，从其表层形式来看，它实际上也附着着一个巨大的表层隐喻层面，当然，巴黎这个城市、这个符号还有各种各样深层的隐喻的层面。我在巴黎时，我就在想，托多罗夫(T.Todorov)心中的巴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心中的巴黎，德里达(J.Derrida)心中的巴黎等等与张晓红心中的巴黎、我心中的巴黎肯定是不一样的。从隐喻的语义解读的层面上来说，我知道的巴黎也是一个隐喻的巴黎，但这是我的一种隐喻，而不是大写的巴黎的隐喻，因为我不知道巴黎的隐喻是什么，那是一个整体的隐喻。一个符号的整体的隐喻是很难被彻底分解出来的，一个符号的隐喻总是有着一种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个隐喻的整体，特别像巴黎这样巨大的隐喻的整体，我只能保持沉默。 不知道佛克马教授对以上的说法作何评价。 佛克马： 我同意隐喻是语言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讨论隐喻问题时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无限制地拓宽隐喻的外延和内涵，以至于把隐喻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比如，将所有的语词都看成隐喻实际上就是取消了隐喻的意义。从语言学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将全部的语词看成隐喻。尼采(F.Nietzsche)曾说过，我们所拥有的只有隐喻，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表达方式是隐喻的表达方式。为了防止隐喻概念过度扩张而导致隐喻意义的丧失，我想谈一谈隐喻的艺术效果，这似乎也是李森的倾向性。首先，我想谈谈隐喻出现的三个层面：语词层面、语句层面和文本层面。我们也需要对隐喻下一个定义。我在此只想举出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定义：隐喻是被用在互相矛盾的语境中的词，或者说，隐喻是被用在搭配不当的语境中的词。这当然不是一个盖棺定论似的定义，不过它至少阐明了隐喻的一个重要特质，也就是说，被用于自相矛盾的语境中的词和句使人惊讶，强化人的感知。我们在讨论先锋艺术的问题时，曾提到强化感知是艺术效果的成分之一。隐喻的使用可以产生艺术效果。但不是所有的隐喻都能产生艺术效果，但是隐喻的使用具有审美潜质。另外，我们需要一种分析隐喻的方法。把隐喻看作被用于自相矛盾的语境中的词、句、文本，并不是说这样的词、句、文本与它们所处的语境发生全面冲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出现在语词层面的著名的拉丁语隐喻：“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狼”(homo homini lupus)。“狼”一词并不与其语境完全协调。如果我们对该词进行语义分析，我们会发现狼是一种四条腿的残忍的野兽。人没有四条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和狼不具有可比性。但是，狼残忍的性格适合当前的语境。这种语义分析法非常简单。通过对语词进行语义分析，我们可以说，最标新立异的隐喻也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适用于句子语境的语义成分。如果李森想说明，托多罗夫、巴特、德里达心中的巴黎不同于张晓红眼里的巴黎，那么李森的话没错。托多罗夫、巴特、德里达心中的巴黎不一定是隐喻，而是他们现实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巴黎这个符号和这几个人的语境并不冲突。但是定居在昆明的李森和旅居在莱顿的张晓红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可能会把巴黎解读成一个西方奢华生活方式或别的什么的隐喻。 张晓红： 我完全赞同佛克马教授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探讨隐喻问题。李森对隐喻剖析得很精彩，很诗意，可他的阐述里确实存在着将隐喻概念意义无限扩大的倾向。李森的话里隐含着一个解构主义语言哲学的立场，如：德里达的表述“文本之外没有他物”。尼采和海德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家将语言修辞关系看成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言说性。语言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纽带，当然不是唯一的纽带。我认为，区分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虚构与现实、文本与世界对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解构主义者混淆这些区别，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些区别的存在。坚持这些区分，也就是坚持在言说和接受的语境中讨论隐喻问题，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区分哪些是日常生活用语，哪些是文学语言，哪些是用滥了的隐喻，哪些是新颖的隐喻。 当代文学批评界之所以着力复兴隐喻在修辞格和修辞学中的地位，甚至把隐喻抬高到“修辞中的修辞”的位置，是因为隐喻的修辞特性与人的认知欲望和认知活动有吻合之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曲折的隐喻》(The Turns of Metaphor)一文中对此做了深刻精到的分析。传统看法认为，隐喻可以揭示本体和喻体之间本质的、必然的、深层的联系，而借喻依赖的是偶发的、并联的、表层的联系。保罗·德曼(Paul de Man)通过分析普鲁斯特的作品，指出了普鲁斯特的隐喻多建立在偶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基础上，因此与借喻发生交叠。他们的研究对传统修辞格的划分进行质疑和发难。但是我认为，界限模糊不等于没有界限，推举隐喻不等于抛弃其他的修辞格。我承认隐喻的重要性，但把隐喻看作唯一的修辞方式反映了一种“修辞霸权”的倾向。 李森： 有几个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隐喻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在语境当中完成的。在语境当中，隐喻可以在字的层面表达，在句的层面表达，也可以在文本、作品的层面表达。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其隐喻可能指向失去的时光、生命的扑朔迷离、时间和空间转化的无常等等。我们可以用几个句子的表达式，或者一种、几种判断、几个概念来分析、解读《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中的隐喻，我们可以说，它的隐喻就是什么、不是什么。但种种说法事实上并不能做到完全、充分地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作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场，有大大小小的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隐喻组成。我们可以说普鲁斯特创造了时光流逝的隐喻，也可以说创造了别的什么隐喻。但这种解读和这部作品本身是两回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很多概念、很多判断、甚至各种理论去解读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但这种解读永远只能是对这部作品的隐喻的可能性的解读。巴黎作为一个国际的大都市，它有它的历史、文化、生命，它有它的存在方式，巴黎作为一个符号具有巨大的隐喻性质，不管是福科、德里达还是张晓红，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文化背景、自己的见识在解读着巴黎这个隐喻，甚至出入巴黎这个隐喻之中，又创作了不同的文本，创造了不同的隐喻。比如说李森写了一首诗来对巴黎进行解读，也可以说这首诗又创造了巴黎的一种隐喻。 以上的分析我想说明两个意思：一个是隐喻符号本身存在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对隐喻表达、阐释的可能性。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对隐喻存在本身的判断，就意味着阐释；反过来，对隐喻的表达或阐释，也就预设了隐喻的存在。 我们往往认为，我们的文本的表达是可靠的，我们使用的字、词、句是可靠的。我们似乎通过我们的表达方式到达了一个符号、一个文本的表层指称结构和深层隐喻结构，事实上，在我看来，表达总是顾此失彼的。表达可能是对符号存在的隐喻的可能性的部分解读，也可能是对这个符号的隐喻的创造或引申，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化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在隐喻层面上被解读的。比如说刚才佛老引用的“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狼”这句话，它可能是对“残忍”这样的概念、意义的解读。因为语言无法直接做到对“残忍”这个语义进行表达，因此，它必须借助“狼”这个动物的感性直观——一种残忍、凶残的狼的动物性的感性直观。在这里，“人”、“狼”、“残忍”三种不同内涵的概念连在一起了。把这“人”和“残忍”连起来的是“狼”，“人”通过“狼”的属性获得了“残忍”的隐喻。这样一来，“人”的某种劣等属性在这个隐喻中得到一种解读，一种引申，一种表达。 我当然也同意把隐喻放在具体的语境当中来解读的看法。在语境之中创造隐喻，在语境之中解读隐喻。语境是隐喻的土壤，这是没有问题的，特别对于活的隐喻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哲学家戴维森(D.Davidson)把隐喻分成死隐喻和活隐喻有一定道理。比如“口”，mouth，最早这个词用于动物的口，后来隐喻瓶子的口“瓶口”、河流的出口“河口”等。这些词已经约定俗成，变成对“世界”的指称。这样的隐喻是死隐喻。 我认为现实生活中，表达和接受的障碍，多数时候也是隐喻的障碍。当然，没有隐喻是不行的，语言的丰富性和魅力，主要也在于隐喻的魅力。隐喻制造了多种层次的、复杂的语义层面。意义的世界、诗性的世界多半就潜伏其中、滋生其中。 佛克马： 同意，我同意。 张晓红： 我发表一点意见，我觉得你们俩谈的隐喻不在一个层面上。我认为佛克马教授更是在修辞学层面上来讨论隐喻，使它更适合实证的文学研究，使它变得易于操作，可是呢，我觉得李森更是从哲学层面上把隐喻作为一种存在的或者是一种认知的方式，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观点有重叠的地方，同时又有很大的隔阂，甚至可以说你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佛克马： 我强调说明一下，我认为把隐喻的使用扩大化，扩展到任何语言使用中是没有意义的。我注意到，我对隐喻概念的用法和李森的用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李森对隐喻的使用更广泛，而且更加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我自己更侧重于如何发现和分析具体的隐喻。 李森： 对不起啦，我刚才说的，不能说是隐喻的无限扩大。我使用的隐喻概念，是限制在文学艺术作品，或者更广义一点说是限制在艺术符号、艺术形式范围之内的。的确在现实事物层面，很多东西是没有隐喻的，自在的物事可能没有隐喻，只有物的自然层面——如果我们不去表达它，没有看见它在滋生诗性的话。但是，任何一种物、物态、事态，如果你以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它的时候，它就会滋生诗性，产生隐喻。诗性就是一种隐喻。比如说，一棵树，它的确有一个物的存在层面，我们姑且预设这棵树与你的诗性感觉、诗性创造没有关系，但是，当你把“这棵树”这个词组、“树”这个词变成一个语言符号或视觉艺术符号，使它进入一个文本、一件作品之中的时候，无论眼前是一棵具体的树，还是一棵抽象的树，它都会产生诗性的隐喻。比如说，生命存在的隐喻、孑然独立的隐喻、高大的隐喻、低矮的隐喻、投下阴影的隐喻、庇护的隐喻、鸟的家园的隐喻、心灵空间的隐喻等等。在一个植物学报告中，“树”这个词与“那棵树”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可以看作没有隐喻。（有的哲学家认为，词与物的指称关系就是一种隐喻关系，表达式与物、物态、事态的关系，也是一种隐喻关系，因为语言和符号毕竟不是本来的事物。法国人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说：“在语言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一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然而，在一个作品中，“这棵树”的视觉层面也可能产生隐喻，比如说，树投下的一个阴影，阳光在树叶上的闪光，树上的鸟巢，粗壮的树干等等，也可能产生隐喻。比如俄罗斯风景画家希施金（1832～1898年）画中的树，表面看来纯粹是视觉层面的树，但画中的树却具有俄罗斯民族、土地的隐喻，这是一种普遍的解读方式。希施金有一幅画，名字叫做《在平静的原野上》（1883年），这幅画画的是一棵巨大的橡树孤零零地伫立在广袤的原野上的景色，这幅画完全可以看作是客观的写生画，可是这幅画、这棵橡树，却在人们的心目中滋生了俄罗斯民族某种诗性的隐喻。所以说，隐喻是人们在创作、表达、阐释、欣赏层面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当然，在文艺理论或诗学层面上，我们可以把隐喻分成各种层面去分析，比如说隐喻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象征的说法去替代。比如艾菲尔铁塔，它就是巴黎的一个象征，因此，象征本质上也是隐喻的一个分支。一个符号在隐喻的诗性表达中，它脱离了、超越了这个符号的物质层面，这种超越就是一种隐喻，这里的物质层面是打着引号的。艾菲尔铁塔本质上是个物质，它在巴黎的存在，向另外一个层面转化了。 再审明一下，无疑，我这里说的隐喻，是在创作的、表达的、解读的层面上来说的。有时候，即使没有创作艺术符号，形成语言表达式或别的什么具体的艺术形式，但在观察者、欣赏者的心灵世界中，也会形成某种诗性的、反诗性的隐喻。在任何表达、创作、阐释、欣赏过程中，反诗性也是一种诗性的表达。“反诗”不也是诗么，正像“审丑”在诗学中事实上也是审美一样。 张晓红： 追根究底，李森的疑问和他的解构主义立场是不可分的。李森认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不是有机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指称的。这样一来语言符号具有隐喻特性。再者，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借助各种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因此事物被赋予了隐喻特性。既然任何事物只能以隐喻方式进入符号系统，那么我们也只能用隐喻的方式对它们加以解读。发现和分析本身只能是部分的，是一种可能性解读，而不可能抵达什么惟一的、正确的解读。我们的存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隐喻网，任何对旧隐喻的解读都可能产生新隐喻或者新文本、新的表达方法。我个人不同意把隐喻作为惟一的可能性解读方式。隐喻只能是一种可能的解读方式。正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某个文本或某个符号系统进行解读，所以才有文本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对同样一个文本，如康拉德《黑暗之心》，可以采用传记式的、新批评式的、历史的、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视角进行阐释。毫无疑问，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阐释，将这些不同的阐释统统归结为“隐喻性解读”和“隐喻的再生和再创造”有以偏概全之嫌。 李森： 看来晓红对我的观点有很多误解。我并没有认为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有机的，而是恰恰相反。我也并没有认为语言就仅仅是指称的。语言既有实在论说的那种与世界分离开来的指称关系的层面，同时又有反实在论的理解理论有深刻的关系。从最新发展来看，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达米特(Micheal Dummett,1925～)。我个人认为语言既有指称关系的一个层面，戴维森说的对象层面，同时又有理解的层面。 佛克马： 我来总结一下，隐喻的问题只有在人们就阐释发问时才会成为问题。我在此仍然采取威廉姆·詹姆斯和希拉里·普特南等实用主义哲学的分析立场。当托多罗夫说，“我坐火车去巴黎”时，只要没有人对该语境中的“巴黎”一词发问，就不会有人把“巴黎”解读成一个隐喻。只有当某些人对阐释进行质疑时，才会发现隐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