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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话剧艺术如果从1907年舶来中国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年，但实事求是地说，话剧界至今没有形成很清晰的“话剧意识”。我国早期话剧活动家张彭春在1935年就讲到中国从事话剧运动的三种困难，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养成欣赏话剧的习惯。话剧传入中国其历史不过二三十年，人们对于话剧的观念及态度都没有过训练”。这里所说的“话剧的观念”就是笔者所说的“话剧意识”。张彭春认为中国话剧界要补话剧意识这一课，因为中国“演话剧的人大半不曾出国，一般人所看的不是话剧，却是电影”。所以，他希望将来“请外国好的剧团来中国演戏，以资观摩”。令人遗憾的是，话剧虽然已经进入中国100多年了，但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张彭春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话剧的观念”问题，中国话剧界仍需要补这一课。 话剧意识涉及诸多层面的问题，其中话剧究竟该如何说“话”是张彭春和曹禺都特别关注的。张彭春1933年说他当时“所收集的翻译剧，远非全部的，就已包括40多位作家的作品”，然后他列了一个西方剧作家的名单。张彭春之所以如此重视翻译剧，并且自己也亲自带着曹禺直接翻译西方话剧作品，就是因为他试图探究源自西方的话剧究竟是如何在说“话”的。张彭春早在1946年就提及中国人不善于说话，而“外国16世纪以后的演剧都是从十二三世纪礼拜堂习惯来的。礼拜堂里的牧师讲究说话……西方维系说话技术不断的是教堂。罗马人会说话。中世纪的人不讲究说话，但传教的人都会说话。”张彭春曾在重庆遇到曹禺，曹禺当时正在导演他自己的《铸情》一剧。曹禺说：“我们的话剧还不曾做到一个‘话’字。中国这样多的字，在台上说的，台下能懂的只有一千多个字，很少能每一个字听得懂的。”由此，张彭春提出：“我们要找能懂得的字，有意义的字，这全在于编剧者的努力，要创造。我很奇怪的是，看过二三十种话剧，怎么语句相似的这样多呢？” 话剧究竟该如何说“话”这也不仅仅是话剧剧作家如何写出有话剧意味的“话”的问题，而且也是话剧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将话剧剧作家写出的有话剧意味的“话”如何“说”出的问题。美学家英加登曾专门讲到文学艺术的“典型的发音”或“典型的发音形象”问题。所谓“典型的发音”不同于我们日常的发音，相反，“它构建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在这种基础上具体化，是一种引起注意的独立存在……作为一种典型的发音、一种典型的形象，只有它一个，只有它自己。”英加登认为还有语句的发音所形成的“乐调”的“类型整体”，他说：“文学作品还有一簇语言发音的属性，表现在它能奏响各种各样的‘乐调’，具有乐调的性质。” 文学作品的“乐调”其实讲究的都是如同话剧该如何说“话”的审美表现力的问题，可恰恰这在我们的学界和演艺界却很少被关注。 中国的某些剧作家除了不甚明了话剧的剧作该如何说“话”，中国的某些话剧表演艺术家也很少探讨在舞台上将话剧剧作家写出的有话剧意味的“话”如何“说”出的问题外，中国话剧学界和演艺界的另一个误区是常常将话剧艺术仅仅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但正如英加登所说的：“认为戏剧表演……就是相应的纯文学作品的实现，那就错了……在舞台上表演的东西的结构不同，它和相应的纯文学作品比较已经是一个新的作品了……戏剧表演是一种不同于纯文学作品的另一种类型的作品。” 可是我们某些研究者对话剧文学的研究却很少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仅仅把话剧理解为就是对话剧剧本文学的理解，而忽视了研究话剧其实就是研究话剧的存在方式。话剧的存在方式，或者说话剧文本的实现方式恰恰不是剧本本身，而是剧作如何呈现在舞台上的问题。对此，英加登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不是应当把‘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它的每一次演出做一番比较？或者说观众所看到的场景和‘写出来的’文学作品的本身就不一样？如果是一个观众所看到的‘戏剧’场景，那就应当将它和这种特定类型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区分开，因为它和后者原则上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大陆学界、演艺界长期昧而未明，就连台湾话剧界也受到影响。中国台湾在日治时期的20年代至30年代受日本新剧及中国大陆新剧的影响也开始排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剧”或称“文化剧”（即“话剧”），但令人深思的是，台湾的话剧探索前后也就十余年时间（1923年至1934年）便走向了没落。那么，为什么“文化剧”会这么快就没落了呢？《台湾民报》1927年3月13日曾发表署名新竹C先生的《文化剧的勃兴》一文，在提及“文化剧”的不足时就道出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文化剧的做法，没有丝毫的艺术化，又无音乐可以助兴，老实是淡然无味。”同年7月10日的《台湾民报》也发表了署名一记者的《歌仔戏的流弊》一文，该文虽然认为歌仔戏有诸多问题，但仍认为文化剧并不能取代歌仔戏，为什么呢？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文化剧“干燥无味，没点艺术的表现，若不客气地说：简直是一种变态的讲演会”。这里所说的“艺术化”“艺术的表现”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话剧剧作的“文学性”所能涵盖的，而是明确指向如何具有舞台表演的审美表达方式。显然，包括歌仔戏在内的中国戏曲艺术的极其复杂化、美轮美奂的审美表现方式正是中国话剧取得更加突出的审美魅力的最直接的借鉴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