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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光、宣年间，清朝政府的统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戏曲的发展却表现得异常繁盛，颇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末世味道。光、宣年间温州地方演剧之盛在张棡的《杜隐园日记》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其重要表征为演出时间的日常化、演出戏台的多样化和演出戏班的多地化。 【关 键 词】《杜隐园日记》/温州/戏曲 【作者简介】郝慧娜(1981-)，女，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中图分类号：J8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1-0087-06 自南戏产生以来，温州作为戏曲的沃土一直备受关注。元末明初随着《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与《琵琶记》等在舞台上的演出，传奇这种戏曲形式深受当时民众喜爱，因此流传很广，并促成了南戏各声腔剧种的形成，其中尤以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四大声腔为最。在此期间，温州戏曲曾一度沉寂，但其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滞。大约在清代乾嘉年间，温州地方戏曲(即后来所称的“乱弹”)又一度异军突起，及至光、宣年间，清朝王朝的极度衰败导致戏剧活动的衰歇，然而地处东南海隅的温州的地方演剧，凭借其演神戏的传统，仍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这种繁盛局面在温州人张棡的《杜隐园日记》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重要表征为演出时间的日常化、演出戏台的多样化和演出戏班的多地化。 一、演出时间的日常化 从《日记》记录光、宣年间的戏剧演出情况来看，温州基本上每月都有戏剧演出。其中尤以正月的神戏、二三月间的“拦街福”和五月端午节的赛龙舟节日演剧为盛。 正月神戏的频繁演出，和温州自古有淫祀之风的地方文化不可分割。关于这一点，温州地方文献中多有记载。戴文俊《瓯江竹枝词》云：“东瓯王信鬼，俗多尚巫渎祀。”[1]余端在其《瓯括纪游草》②中亦有详细记载： 崇淫祀，地方官吏不敢止。盆盎盛水浴木偶，饮之立尽妇求子。山下多筑花粉宫，附祀号张三令公。怪有青蛙神五通，瓯越风俗将毋同。蜈蚣洞主何妄诞，神巫击鼓夜不散。白鸡洞主分位尊，焚香祈祷酒盈樽，有七姑娘宫步出瑞安门。七女七夕拜姊妹，会首相约值年轮。垂髫女子正妙年，先为鬄鬓兼画眉，不然洞主摄去作新妇，要从香火接因缘。河伯雅爱如花貌，太守谁是西门豹。饩羊不设正朔非，淫祀白日山鬼啸。 祭祀名目繁多，蜈蚣洞主、白鸡洞主、七姑娘，等等，当地人都把他们当做神仙供奉，举凡日常生活中生病、求子等繁琐之事都虔诚地向各路神仙祷告，以寓美好之愿望。淫祀之盛甚至达到了地方官吏都不敢禁惩的地步，尤其是新年刚刚开始的正月，神戏演出尤多，庙殿落成开光、迎神赛会等都要演神戏庆祝。如《日记》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九日载：“是晚，月色如昼，微风不动。本地迎神，扮演彩灯，真有月明灯明、两相辉映之致。……予到琅弟门首看焰火，旋到前岸看‘新品玉’班演《永团圆》半本；又到太阴宫看戏，正演‘包龙图判曹二’事，约三更后方回。”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记载：“乘船到西岙，谒简斋公坟，旋到场桥永福寺内午饭。饭毕，即偕同人到龟山庙看戏。时龟山庙重建新落成开光，班系‘新同福’。” 二三月间“拦街福”活动尤其盛况空前。石方洛《且瓯歌坿楠溪竹枝词》[2]11对此记载甚详： 春意渥，天降福，福在街头暗摸索，谁家拦去春常足。南门南至朔门朔(郡城北门谓双门，土音朔转音为双)，漫天灯彩炫锣鼓，朱楹柱上词聊玉，谓是桃李园开夜秉烛，或是兰亭修禊曲水曲，檐头巧挂鹦哥络，口喷细液灵机伏。 夕阳西，欢声作，红男绿女相争逐，家置一灯设一桌。十家五家联陆续，最后一家崇台筑。上供福星神肃穆，牲肴花果披红绿，粉桃如塔高齐屋。 酒一樽，香一束，主人默跪倩人祝，祝者道装古袍服。笙簧夹道淫词恶，错杂不伦毋乃渎，福兮福兮究谁属。君不见街梢巷尾有茕独，棉衣典尽也从俗。烟销人静春寒促，哑哑笑声应当哭。 在融融春意中，当地人对此项活动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可谓是全民参与。因为“谁家拦去春常足”，谁家有福气拦到街福，这一年家里都会财运滚滚。所以从南门南一直到朔门朔，到处都是“漫天灯彩”，锣鼓喧阗，当地人民则是“相争逐”，“家置一灯设一桌”，迎到的则是美酒佳肴供奉，“主人默跪”，祝者念念有词，为主人祈福。此项活动因耗资巨大，“一月万缗费金钱”③，所以尽管是当地盛大的祭拜活动，也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垢责，“福兮福兮究谁属，君不见街梢巷尾有茕独”，迎到街福的自然欢天喜地，但是没有能力支付开销的纵然把“棉衣典尽”也要从俗，这也未免过于狂热。“拦街福”时，除了盛大的迎神、祈神仪式之外，街上也有其他的曲艺表演诸如串客、弹词以示庆祝。 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赛龙舟活动，虽以赛龙舟为主，但从记载来看，也多与戏曲相关，据石方洛《且瓯歌坿楠溪竹枝词》[2]10记载： 唱龙船，负在肩，玲珑窗闼别有天，游行东陌复南阡，愚夫愚妇奉如仙。前半边，木头傀儡一线牵。衣冠罗列模型全，演一出戏几文钱。后半边，娘娘菩萨设香筵，上有匾额旁楹联。清香一炷日绵绵，薰得满船黑气填。一撮炉灰药竈煎，诚则灵时病自痊，即以傀儡酬神前。 赛龙舟时，船的前半边演出傀儡戏，演一出戏花费几文钱；而后半边则为祈神降福。《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五日也载： 遥见旌旗飞扬，光彩夺目，自城隍庙河边缓缓而来，龙舟身约长数丈，中有亭，结彩高矗，内扮秋千架一字，诸小童各扮古人杂剧，演打秋千，舟两旁各插五色绸旗。舟前头一小童，头带金冠，双插稚尾，身穿蓝缎洒金蟒袍，面如冠玉；舟尾坐一小童，装扮女儿，头戴珠簇斗篷，身穿湖色纱衫、大红裤子，三寸弓鞋，手执画辑，貌若天仙，观者无不喝采。 由此可见，赛龙舟时在龙舟上的小童穿着、装扮无不和戏曲演出时相似，只是平常唱戏，着重的是“唱”，而此时的戏曲着重的是“做”罢了。 其次，光、宣两朝除了每月都有演出之外，就是同一年、同一月演出也相当频繁。以《日记》中的光绪二十一年为例： (二月十五日)灯下，诸门人均去看戏。 (三月初七日)至太阴宫看戏，是“新品玉”班，演《绣襦记》正本。 (闰五月二十八日)到小竹家同伊及玉君表弟至第二巷看戏。 (七月二十日)下午同崧舫至蟾池看戏。 (八月初六)灯下，同金钰、尧习诸门人至董田看“竹马歌”，二更余回。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舟便泊真身寺前看戏，是“新同福”班，正演《一捧雪》传奇，看至酉刻回。 这一年中二月、三月、闰五月、七月、八月、十一月都有演出，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都有演出，这样频繁的演出在其他年份中也体现出来，笔者不再一一赘述。另外，就是同一年中同一月的演出也是相当频繁，如光绪十四年中正月有初七、初八、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二十七日。如果说正月的神戏、二三月的“拦街福”、五月的赛龙舟是特定的节日或习俗必须上演戏曲，那么同一年、同一月演出也相当频繁，与节日无太大关系，只能说明戏曲已经逐步地日常化，从原来的祈福禳神功能转向了日常的娱乐功能，同时支撑着这种戏曲繁盛局面，是温州地方广大爱好戏曲的民众。 二、演出场所的多样化 从演出场所来看，光、宣年间温州地方的演剧场所，既有固定戏台，也有临时搭建的戏台和家庭演出厅堂，演出场所较为多样化。戏台作为戏曲演出的场所，是戏曲演出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戏曲演出不是特别频繁时，戏台多为临时搭建，而当戏曲作为一种经常性的酬神或娱乐活动，戏台才开始固定下来。关于这一点，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有明确记载：“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崇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3]书中记载的虽是清乾隆年间扬州戏台的变更情况，但就整个戏曲发展史而言，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温州戏曲繁盛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则为戏台的繁多，仅以市区、瑞安和平阳一带为例，戏台之多即已令人惊异，其中尤以温州市区戏台为多。温州地方戏曲、民俗研究专家叶大兵先生称：“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城区就有各种大小庙宇(包括会馆)95座，其中82座都建有固定戏台，其他则临时搭台。”[4]20市区作为温州经济、文化中心，其繁华程度远逾周边城镇，故经常上演着各种剧目，以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像上文论及的场面盛大的“拦街福”活动，一般都在市区进行。 其次，温州各县也有为数众多的神庙，而神庙中一般设有戏台作为固定演剧场所。如：瑞安一带的神庙戏台在《日记》中频繁出现，《日记》提到的比较具体的地点有东堂殿、惠佑庙、陶尖庙、朝奉殿、太阴宫、真身寺、承天宫等二十几处。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日记》中还出现了一个名叫“驻春园”的娱乐场所，曾一度充当演剧场所。《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载：“是日，周宅宗公延陵吴太守之夫人高氏五旬寿期，因在驻春园内搭台演戏，班是‘新福建’班。”由于温州大部分戏台紧挨庙殿或者本身就是庙台，而此时则在驻春园演出，驻春园是否专门戏园，抑或茶园兼演戏剧，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出现说明温州戏曲正朝着一种独立的娱乐形式向前发展。以往温州戏曲演出多在庙台或附近，但是如果有戏园或茶园的话，那么戏曲演出应是经年不散，开始以商业形式运作，这不能不说是戏曲向前发展的一大步。 据温州乱弹艺人称：“平阳江南一带农村，有四百四十八个台基(即演戏点)。稻熟后各村农民都要演戏酬神，几十个戏班子还满足不了要求。”[4]26正因为固定的戏台远远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所以临时搭台演出在温州也屡见不鲜。《日记》中记载的像前林、后里、东门外等只有大致地名，当为临时搭建戏台演出，如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载：“晚，同胡先生至西典，……不果而返，又便过第二巷，是处搭戏台一座，悬灯结彩，雇一盲人唱《陈十四收妖》故事。” 除固定戏台和临时搭建戏台以满足众多普通民众的需求之外，一些有钱人家做寿或者办宗族大事也要举行戏曲演出，如《日记》中提到：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是日清早，买舟上郡到周宅，并贺杨氏岳母生日也。在周宅吃过午饭，同工人出外买街货，回来看戏。盖周宅宗公吴司马例有官戏，故台即搭在伊家门首也。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整衣到夏姓宗祠饮圆谱酒。酒毕，即在夏祠看戏，班系“竹马歌”。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官戏本来是戏班为地方上重要庆典或为官府所作的义务演出，但这里的官戏却是为周家做寿所做。可见，官戏后来已发展到地方官员的红白喜事、生辰、庆寿等也可指派戏班来演戏庆祝。这无疑为从事戏曲演出的艺人又增加了许多额外负担。 三、演出戏班的多元化 从演出戏班来看，不仅有本地戏班，还有外来戏班。从《日记》反映情况看，光、宣年间本地戏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上演频率也极高。在此期间，经常活动的本地戏班有明确记载的达14个之多，分别为“新聘玉”班(或“新品玉”)、“竹马歌”班、“新同福”班、“老锦云”班、“新寿春”班、“喜春花”班、“同咏霓”班、“老祥云”班、“大阳春”班、“大庆昌”班、“新锦福”班、“新益奇”班、“新洪福”班、“新三星”班。由于《日记》作者张棡为瑞安莘塍镇人，活动范围也多在此地，那么在此有限的地域范围内经常出现十几个戏班，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也是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戏曲盛况。 由于温州人对戏曲的嗜爱，所以对戏班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这些戏班要想在本地立足，彼此间的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从短期来看，几个戏班同时上演，在不同地方开台竞争，招徕观众。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载：“晚，同小竹、云苓及次玉弟到大典下看灯、看戏。三出后，又到后朱看戏，班是‘新同福’，是夜演《醉菩提》一本。”《日记》作者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内选择不同地方看戏，说明同一时间上演的是不同戏班，而且相距不远，如果其中一班表现不佳，观众很有可能选择其他戏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六日载：“午后，命大娒、福锦兄划船到鲍田看灯，先在高茔盘庙看‘大吉昌’班，未甚佳，转至佛寮看‘竹马歌’班。”高茔盘庙“大吉昌”班表现“未甚佳”，并且此时佛寮有“竹马歌”班演戏，所以对欣赏戏曲的内行人来说，后者显然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是从清朝末年的温州地方演剧情况来看，经常上演的戏班是“新品玉”班、“竹马歌”班、“新同福”班等戏班，这几个班不仅活动极其频繁，而且活动时间也很长，基本上整个光绪中、后期都有上演戏曲，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戏班是最有实力的戏班。以“新品玉”班为例，光绪十四年正月初八日记载：“本地迎神。……路祭地主大神看戏，‘新品玉’班。”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八日仍有演出，“下午，南湖戏班‘新品玉’已接到，在叶姓祠堂内开演。”直至民国二十四年“新品玉”班还活跃在温州戏台上，该年八月初五日记载：“下午，犹子次石来约，赴董田看戏，因携伞与之携往。即在庙看‘新品玉’班。”由此可见，光、宣年间“新品玉”班是一直活跃在温州戏曲舞台上，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没有丧失其艺术魅力，除了当地观众的观剧热情是其强大支持力量之外，其高超的演剧水平也不容忽视。其他如“喜春花”班、“大阳春”班、“大庆昌”班等只是昙花一现，在《日记》中偶一出现，随后便湮没无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过硬的戏曲表演水平，戏班是绝没有办法在此立足，其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戏班竞争激烈之外，戏班演出的形式创新也不断涌现，如戏班合演的形式。《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载：“灯下，二鼓后，同小竹到陶尖庙看戏。是晚系‘竹马歌’、‘新三星’二班合演，极可娱目，四更后方归。”薛钟斗在《寄言寄笔》中谈论温州戏曲时，曾提到温州戏曲有三大特色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甚至和京、津、沪这些大城市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虽有自夸之嫌，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其中第二大特色论及：“又近来津、沪各戏多用真刀真枪，颇自诩诩，而吾温如演《金钱豹》、《摩天岭》、《大生缸》等，伶人联合各班成一团体，此戏局之所由出见也。沪上伶人文明较胜，而所谓伶界联合会屡起屡蹶，则吾温戏局至今犹巍然存者，诚足自豪也，此其二。”④薛钟斗此书刊发于民国七年，他在文中写到这种情况是“以余二十年所见”，显然涵括作者在光、宣年间的闻见。温州戏班为演好戏，尝试演出形式的创新，在娱乐业繁荣、发达的京、津、沪、汉之先推出了“合演”这一新颖的演剧形式，并一直保留下来，这足以令温州人引以自豪。 除了本地戏班的演出外，外地戏班尤其是福建戏班在本地也很有市场。从戏曲接受方角度来看，温州人可谓是兼容并蓄。《日记》记载：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同诸庆锐表弟至东门外看“新福建”班，又到东岳庙看“老福建”班。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同钰、尧习到林宅坦看“福建班”。是晚，演《九更天》一出。颇有曲折，可以耐观，三更后归寝。 这段时期在温州戏台上演的戏班有“福建”班、“老福建”班、“新福建”班等，从戏班名称可以推断在温州起初有“福建”班演出，并且演出还颇受当地人的欢迎，因此后来又渐渐有了新、老福建班之称。 需要注意的是，光、宣年间，由于时局动荡和当地官员采取的一些惩罚性措施，给温州戏曲演出的繁荣带来一定的阻碍。这在《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五记载中反映出来： 本年宗观察湘文出示：严禁龙舟竞渡。……凡有龙舟处，悉命勇丁持锯解为数截。尽数载上缴官。并勒令各处船行、船户出具干结，不许代造龙舟。违者，察出重究。而此风今岁遂为之永绝。 赛龙舟既不能行，与之相伴的戏曲演出必然受到影响。但禁令并不能长久生效，温州人对戏曲的热情，也并非一纸禁文所能熄灭。因此自光绪二十五年开始，赛龙舟之风又开，戏曲也继续盛演不衰。 四、结语 清末光、宣年间，虽然清朝王朝的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但温州地方演剧依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此间温州地方戏曲的演出无论从演出时间还是从演出戏台，或是演出戏班来看，较之前代都有了较大发展，而张棡《日记》中大量的观剧记录，为我们研究清代光、宣年间温州戏曲演出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持。 注释： ①张棡《杜隐园日记》，手稿本，1888-1942页.下文为行文方便，简称《日记》. ②余端《瓯括纪游草》，温州铅印本，1919年. ③余端《瓯括纪游草》，温州铅印本，1919年. ④薛钟斗《寄言寄笔》，温州油印本，1918年. 【参考文献】 [1]戴文俊.瓯江竹枝词[M].刻本.温州：东瓯博古斋，1874：16. [2]石方洛.且瓯歌坿楠溪竹枝词[M].刻本.温州：叶怀古斋，1912. [3]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65. [4]叶大兵.瓯剧史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