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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崖曲话》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首先，它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提供了一部卷帙浩繁、内容翔实的曲学文献。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虽重出迭现，但真正以曲话为标题的著作却不多见，专门评论作品的曲话尤其稀少。作为曲学大师，吴梅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霜崖曲话》则是他长久关注戏曲作品的一个突出代表，它扩大了中国古代曲话的数量和阵容。其次，它系统而全面地观照了元明时期的戏曲及散曲，这就避免了其他曲话或以重点或以举例来审视元明戏曲和散曲的片面性与零散性。吴梅按照时代先后对元明时期的戏曲、散曲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细致的归纳，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铺垫与前沿性的引导，为中国古代曲话史树起了最后的一座高峰。再次，它的许多内容是吴梅自己的独特体会以及个人发现，长期沉潜封存，从未发掘披露，为填补中国戏曲史的表述空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依据，像作家生平线索的钩稽、作品传承关系的考证、戏曲演变源流的探究都显示了吴梅作为曲学大师的特立独行和卓尔不群。最后，它展示了吴梅曲学研究的原始状态，使后世看见了吴梅曲学研究的细密布局与宏伟构架，在学术思想、方法上对后世都将产生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因为发现晚近，关于《霜崖曲话》的整理和研究迄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就整理言，王卫民编校《吴梅全集·理论卷》所收《霜崖曲话》系据手稿原本排印，这是截至目前第一次对它的全面整理。这次整理分清了眉目、段落和层次，运用了通行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使它成为便于读者阅览和检索的普及论著，这是王卫民整理吴梅遗著的一个突出贡献。稍觉可惜的是没有经过校勘，而是直接排印了手稿原本，按说应与南京大学所藏转抄本作比较，写出校记[3]。然而，这却是唯一的整理。就研究言，论文除前述吴新雷《吴梅遗稿〈霜崖曲话〉的发现及探究》外，鲜有别文评论。吴新雷的论文从“《霜崖曲话》的来历”、“《霜崖曲话》的内涵”、“《霜崖曲话》的精义”三个方面对这部曲话著作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述，像在考察《霜崖曲话》的来龙去脉时为了证明吴梅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研活动，专门查阅了1930年编印的《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与1934年编印的《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既从整体的角度概括了《霜崖曲话》的全部内容，又将世所未见的九十余条作为重点阐述了它们的精义，在逐条研读的基础上认为，《霜崖曲话》是吴梅个人的读曲札记，“仅供自己从事教学研究作参考”，“生前没有公布，无人提及”，即使陈中凡教授和钱南扬教授在南京大学执教多年也从未知，“今能表之于世，实为曲苑盛事”。这是一篇评介《霜崖曲话》发现、来历、藏存、版本、内涵和价值的具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论文。专著唯有王卫民《吴梅评传》在第四章“曲史研究”第四节“《霜崖曲话》及其它曲话两种”对《霜崖曲话》进行了全面评述。他根据《霜崖曲话》文中“作曲话四十卷”的记载，推测这十六卷可能是四十卷的前一部分，认为此著当作于清代末年至1927年之间，从散曲评论、系统论述了戏曲史上的一些问题、对戏曲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疑难问题的考证、对戏曲创作规律及文化背景的探索四个方面准确评价了《霜崖曲话》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通过评价王卫民深有体会地说《霜崖曲话》“把散曲与剧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篇幅和评论作家的数量看，甚至超过剧曲”，“吴梅先生对散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次于剧曲，可惜没有写出专门的著述。如果要了解他对元明散曲的研究成果，或寻找有关资料，我们应当认真地读一读《霜崖曲话》”，它“继承了古代曲话体例与研究成果，又不乏创造和发展，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4]。他的评述与吴新雷的探究前后呼应，两相映照，对推动《霜崖曲话》研究走向未来很有现实意义。此外，近年出版的戏曲工具书也提到了《霜崖曲话》，像《中国昆剧大辞典》设立了《霜崖曲话》辞条，系吴新雷所撰[5]。笔者在已发表的论文中也对它进行过叙录和评述[6]。这些论述和著录之于学界对《霜崖曲话》研究的期待尽管还嫌薄弱，却对后世深入了解、认识《霜崖曲话》的内容及地位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霜崖曲话》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原文参考文献： [1]吴新雷．吴梅遗稿霜崖曲话的发现及探究[A].中国戏曲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23－237. [2]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3]王卫民．吴梅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王卫民．吴梅评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5. [5]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李占鹏．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历史沿革与地域分布[J].西北师大学报，2008(5):46－50. [7]李占鹏．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主要类型与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辑刊，2008(6):184－18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