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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南方乾坤弹词”到“普余社” 光裕社要求禁止男女档享受该社社员待遇的行为，表面是依循旧例，维护光裕社社员的利益，实则仍然试图垄断市场，以保持自己的一家独大。当时众男女档艺人没有自己的组织，艺人们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受聘演出时也只能挂“南方乾坤弹词”的招牌。经此“高台事件”后，众人进一步意识到了团结的必要性。在向吴县以及江苏省当局请求取消歧视、建立社团未果后，钱景章建议前往南京“爬上司”⑧。 1934年11月，朱云天代表艺人至吴江，委托人称“草鞋律师沈大头”的沈子予律师协助办理此案。沈当即草拟讼文四份让朱携回，经商决，众推钱景章与朱云天前往南京。男女艺人控诉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指责光裕社具有性别歧视，与男女平等之原则相悖，违反了《国民党之政纲》中“对内政策”一款第十二条的规定。⑨其二，光裕社恣意开除社中成员，不顾艺人生计，垄断评弹演出市场。⑩钱、朱二人一到南京即将诉状送至国民党中央党部。然而诉状送上去后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二人久盼未果，又无力耽搁，只能先行返回苏州，坐等音讯。 钱、朱回到苏州后，对于能否获得南京方面的支持并无把握，又不能坐以待毙，只能另辟他径。早在民国初年，上海即成立了一个润余社，该社也是因不能忍受光裕社的墨守成规，由光裕社分化出来的部分社员组建而成的，社长为凌云祥。润余社此时是评弹界唯一一个足以与光裕社抗衡的团体。为了自保，也为了今后的长远发展计，钱景章等开始与上海润余社联系，经该社夏莲君引荐，与润余社相关人员商洽，希望“南方乾坤弹词”的全体艺人能加入润余社。润余社此时也有心进入苏州，希望能在苏州组建自己的力量，打破光裕社对苏州市场的独霸局面。由此，双方一拍即合。谈妥后，苏州方面旋即将所有艺人照片送至上海，由润余社颁发会员证。并约定日期由润余社数档艺人前往苏州做会书，苏州方面则负责接待。但不知何故，当润余社诸艺人浩浩荡荡按期赴约，到达苏州火车站后却迟迟不见有人来接站。润余社诸人一怒之下当即返沪，只留下几位社员与苏州方面的艺人办理交涉，收回所有已发会员证。 加入润余社未果，在苏州又频受排挤，“南方乾坤弹词”的一部分艺人开始移师上海，寻找出路。钱景章等人在上海孟渊旅馆耗了40多天，每日跑书场，奔电台，然而因为得罪了光裕社与润余社，苏沪两地的书场都不敢贸然聘请他们。钱景章与“南方乾坤弹词”家们真可谓进退维谷，窘迫万分。幸而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艺人们的生存境遇发生了转机。某日，百无聊赖的钱景章踱出旅馆，一是为了排遣心中积郁，同时也看看外面的形势，无意间走进街边的一家苏北书场听书，发现场中听客寥寥，善于捕捉时机的钱景章便毛遂自荐，向场东作自我推销。场东在钱氏的夸夸其谈下将信将疑，见其一径送上门来，自己生意也不兴旺，也欲一试。经交涉，场东提出要求，同意钱等前往该书场演出，但必须保证每场有六十听客。等米下锅的钱景章只能一口应承。第二天，钱景章之妻陈亚仙即往该书场演出，几天下来，竟然场场客满。陈亚仙的大受欢迎很快引起了上海书场场东们的注意，不久，夏莲君找到钱景章，主动提出要给他介绍两家场子。由于现在做的场子太小，收入不多，正在作下一步打算的钱景章对夏的邀请自是欣然接受。 钱景章自接下夏莲君引介的两家场子后，名声日隆，其他闻名者也纷纷上门来与之接洽。至此，钱氏带着一批人辗转于沪上书场，业务兴隆。1935年2月中旬，钱景章们久盼不决的南京终于传来消息。对于钱景章等的上诉，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批示了四条解决原则：1.社员应不分性别，不得有性别歧视，但不赞成男女拼档。2.光裕社不得对非本社社员进行限制，并取消对外道只能在平台演出的不合理做法。3.非光裕社社员可自行组织行业团体。4.弹词演出脚本，事先需送至吴县公审会审查无碍后方准演出。(11) 接到南京公函后，“南方乾坤弹词”诸艺人无不喜上眉梢，一吐胸中块垒。1935年3月16日，以男女搭档为特色的普余社在观东大戏院后面的珠泗巷内举行成立大会，并邀吴县党部特派员孙丹忱莅场监督。大会推选钱景章、王燕语、林筱舫、沈丽斌、徐玉泉等人为执监委，负责处理社中事务及对外交涉。(13)普余社虽告成立，但以自身实力而言，终究难与有百年积累的光裕社相抗衡，于是仍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上海。 新成立的普余社以男女档为号召，求新求奇，颇切合海上人士的口味，是时《生报》对普余社在上海的演出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因为女子有天赋的歌喉，而表情又细腻，对于弹唱女儿私情为对象的脚本是再切合不过的，所以，在短短几年，已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一般捧角朋友更是扩大吹嘘，因之有好几家书场，在不久之前，落到她们(普余社)的掌握中，巩固书场的势力地位。[8] 作家兼弹词评论家张健帆对于普余社进军上海的势头也颇有感触：“普余社男女档弹词初来沪时，颇露锋芒，所隶之书场莫不生涯鼎盛，大有压倒须眉之概。”(13)而上海、南京书场更是只接普余社的场子，不让其他艺人涉足。(14)原普余社社员高雪芳忆及当时该社兴盛的情形时道：“过去评弹有三个社，光裕社、普余社、润余社，普余社是我们女同志的。我是徐家班的，我们现在(活着)的姊妹还有5个，好多的。像上海评弹团的还有徐雪花，我们都是雪字辈，比如雪芳、雪梅，多了。”(15)而是时普余社内出名的班子除了高雪芳所在的徐家班(徐雪行)外，另有钱家班(钱景章)、醉家班(醉霓裳)、汪家班(汪佳雨)、王家班(王燕语)等。 普余社的成立，打破了光裕社在苏州一统天下的局面，重新划分了评弹界演出的市场范围，使评弹界出现了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三足鼎立的态势。普余社一方面以男女档为号召，改变了评弹传统的表演形式，使评弹表演艺术更趋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挑战了男性在评弹职业中原有的权威，对女性弹词向上海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1945年，当局因管理之便，要求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三社合并。自普余社成立十年来，光、普两社一直是竞争对手，一旦要求摒弃前嫌并为一家，又谈何容易？但合并乃大势所趋。在光裕社方面，眼见普余社的发展无法抑制，况且斗转星移，今日风气与十年前也不能相比，男女同台鬻艺已普遍被社会所接受。而且以光裕社的实力，两社合并有以大吃小的便宜，因此对于合并一事，光裕社内并不十分抵制。而普余社诸艺人因曾经吃过光裕社的亏，况且原来很多又曾是光裕社社员，对于光裕社的陈规旧制颇有些忌讳，深恐合并后又受钳制。作为普余社主要负责人的钱景章是极力赞成合并的，但他也知道社员们的担忧。在社员的一片质疑声中，钱向社员保证：两社合并后自己有路子能出任理事长，届时将全力维护社员利益。 不久，光、普两社代表严雪亭、钱景章、王燕语等在苏州宫巷光裕公所内谈判。经交涉，双方协定一切照光裕社的规章，惟加入“男女一律平等”一条。(16)1945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主要成员韩士良、张鸿声、严雪亭、钱景章、王燕语、范玉山、范雪君、刘天韵等在苏州召开记者会，宣布三社合并为“苏州评话弹词研究会”。席间钱景章代表三社向媒体通报了合并原由及新会宗旨。[9]翌年，钱景章被推选为弹词评话研究会理事长，总领社务。1949年1月23日，第三届会员大会钱氏又获蝉联。(17)钱景章的当选及其之后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其最初对普余社社员们的承诺。 三社的合并对促进评弹的整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前进，尤其是上海等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和巨大的消费需求，要求评弹艺人们在艺术创新中必须紧随时代，不断改进。而男女档的形式契合了广大听客的审美情趣，同时也表现出在面对种种外来文化冲击的环境下，中国社会所展示出的一种对多元文化的体认过程与消费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