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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高剧的译介、研究与传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剧界延续了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全国各地大规模地禁戏。此时对戏剧的评价不从戏剧的艺术价值，而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着眼。一些政治思想或者道德价值与新社会意识形态取向不合的剧目不能上演。到了1956年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大会明确当时的话剧题材应为6大类：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生活；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映兄弟民族生活；反映新中国儿童生活；反映新社会知识分子改造。在这种要求之下，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和演剧方向都发生了改变。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引进和翻译的外国戏剧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剧作为主，欧美戏剧也仅限于莎士比亚等经典剧作。这十年间，高尔斯华绥的剧作只有1959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争斗》(徐燕谋注释)。该书被定位为一本英语学习丛书，仅供英语学习之用。 1962年《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当时上演的外国剧目和历史题材的剧目较之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优秀剧目数量太多。1964年1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拜倒在封建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脚下，一味地讲保存，包括保存那些已经同社会主义时代完全抵触的充满毒素的东西……还谈得上什么批判继承，谈得上什么推陈出新呢？”[3]此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戏剧作品受到极大限制。“文革”时期，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就只剩下了八部样板戏。连《雷雨》《日出》等剧也被认为是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污蔑工人阶级的“大毒草”；曹禺本人也被污蔑为“老反革命”。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高尔斯华绥本人的英国贵族阶层出身，剧作表现出的中立立场，客观冷静的态度，阶级调和的论调，社会改良的方式，底层人民悲剧性的结局都是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潘绍中(1964)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分析《最前的和最后的》剧作，指出高尔斯华绥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服务于他企图改良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剧本尽管从侧面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黑暗面，但这只是其欺骗性的一面，高尔斯华绥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反现实主义的本质。这篇文章宣告当时中国戏剧与高尔斯华绥剧做彻底决裂。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戏剧创作、演出和研究逐渐恢复。由于此前的十多年间中西方文艺交流几乎停滞，国门一开，文艺界迫切地向西方吸收新的创作和研究成果，中国戏剧界也迎来了外国戏剧的翻译高潮。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高尔斯华绥的剧作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戏剧研究课题，但是进入80年代后，欧美戏剧出现了许多新流派、新浪潮，现实主义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中国戏剧界面对的就是庞杂而多元的世界戏剧体系和流派。戏剧工作者们建立探索剧场，积极地吸收荒诞派、复调理论、残酷戏剧等戏剧理论和演剧技巧，希冀以此来弥补中国话剧理论上的贫乏和舞台上的空白。这直接导致高尔斯华绥剧作在当代中国继续遇冷。 根据《中国的英国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14]统计，在1977年至2008年间，中国(大陆境内)共出版23种高尔斯华绥作品的译作，其中戏剧作品只有裘因译的《银烟盒案件》(The Silver Box)，其余为长篇小说、散文和短篇小说。高氏文学作品重回大众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与其长篇小说《福赛特世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但是其戏剧作品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新译的《银烟盒案件》乃是一部前人已经多次翻译过的作品。除此之外，张文郁翻译的《最前的与最后的》(载于1982中央戏剧学院《剧本一2》)也是重译的The First and The Last。我们并不想否认这些新译本的文学和翻译学价值，但是高尔斯华绥的确还有很多优秀剧作被忽略了。 同样遇冷的还有高氏剧作的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它们都难与同时期的萧伯纳戏剧研究比肩。这些相关研究一部分从剧社角度展开，在整理浅草社、创造社、南开新剧和剧艺社的演出史时谈到它们曾经上演过《争强》《最先与最后》等。一部分从文学史的角度，站在史论的高度上对高尔斯华绥的剧作地位做简要的概述，如《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王佐良，1990)；《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概述》(王宁，1992)等。一部分从文学流派的角度以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戏剧为佐证将高尔斯华绥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作家之列。还有一部分研究从翻译和翻译家的角度，在讨论英国文学的译介，以及郭沫若、顾仲彝等人的翻译成果时谈到高氏剧作。以上研究对高氏剧作都只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为数不多。 周锡山(1996)在《高尔斯华绥和他的〈最前的和最后的〉》一文中详细品评了高尔斯华绥后期作品《最前的和最后的》一剧的人物、结构与主题，对高尔斯华绥在英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与萧伯纳一起为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戏剧的第二次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秦文(2000)以《斗争》为对象分析高尔斯华绥在戏剧冲突的构思、人物塑造及人物对白等方面，以疏离的态度，客观、公正的手法，创造了新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对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丁萍(2006)分析《银匣》中高尔斯华绥巧妙地运用讽刺手法，从而有力地抨击在法律面前贫富阶层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自私，突出了重大的社会主题。这些文章改变了20世纪50～80年代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角度研究高氏剧作的路径，对其作品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研究也开始关注剧作的一些具体元素。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排演剧本之一，《最先的与最后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有排演，但并未大范围公开上演。其他高氏剧作的上演也罕有报道。虽然20世纪80年代至今高氏剧作翻译、研究和演出较少，不过董衡巽翻译的《写戏长谈》(Some Platitudes Concerning Drama)可以算是高氏戏剧研究中的一个亮点。高尔斯华绥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自己对戏剧创作各方面的看法，该文的汉译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解读高氏剧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