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问题与反思 高尔斯华绥在世时戏剧带给了他巨大的声誉，他的剧作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也引起较大反响。回顾近100年高氏剧作在中国传播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国人对高氏剧作的研究视线过于集中，关注《银匣》《争斗》《最先与最后》《正义》较多，对其他优秀剧作如《相鼠有皮》等关注度不够。其次，研究角度陈旧，在研究高氏剧作时总是习惯性地从社会斗争、意识形态角度研究，忽视剧作本身蕴含的艺术价值、道德价值和人文关怀。再次，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在高氏剧作传播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民国20～40年代高剧的传播热潮还是随后遭受的“冷遇”都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相关。此外，在其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当代)，国外研究高氏剧作的成果很少被引进或借鉴。Farris,E.C.(1974)、Sanford Sternlicht(1987)等就从价值观、伦理观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对高尔斯华绥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可惜这些研究都没有被译介。另外，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高尔斯华绥剧作介绍或上演记录有一些疏漏或矛盾之处，使研究者感到困惑。如金东雷先生的《英国文学史纲》中列出高尔斯华绥1917年著有戏剧《泉源》(Fountain)。其实是1917年高氏所著戏剧应为《根基》(Foundation)。[15]关于《争斗》南开新剧上演的时间，一说是“一九二九年为南开二十五周年纪念”，[16]又说是“一九三五年，为庆祝南开建校二十一周年而演出”，[17]两个时间互相矛盾。 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不断更替的戏剧浪潮的冲击下，高尔斯华绥戏剧作品在中国传播持续遇冷，然而高氏剧作中对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道德精神、人文主义关怀不容忽视，这对中国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剧有强烈的启示作用。高氏剧作不以情为重，强调客观和理性，不偏激，不走极端，通过真实地再现“人”的生活和心理带给观众内心的震撼，引起观众思考“人性”，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同时，高氏《鸽》《小人物》《一点爱意》等剧作体现的“普通人也是英雄”的思想，以及这些人物身上散发出对他人的关爱和帮助正是我们当今塑造和谐社会所亟须的。当代社会问题剧创作要想获得良性发展，就不能拘泥于某种流行的戏剧形式，不能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流于表面，还应重视人物的内心世界，提高剧作的审美价值，重视剧作的道德价值。或许高尔斯华绥的剧作能成为他山之石给我们充分的启发。 原文参考文献： [1]向培良．逃亡·序[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郑振铎．文學叢談[J].小說月報，第12卷1號，1921. [3]郭沫若．争斗·序[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4]田本相．1中国近现代戏剧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75. [5]曹禺．争强·序[M].天津：南开新剧团，1930. [6]通讯．長子(英國現代戲劇家高斯倭綏著，鄧演存譯)[J].学生杂志，1923,10(3):126. [7]上沅．戏剧谈读高斯倭绥的“公道”[J].晨报副刊，1923(5):2～3. [8]余上沅．国剧运动·序[M].北京：新月书店，1927. [9]张嘉铸，货真价实的高斯倭绥[J].晨报副刊：剧刊．1926 (6):14～15. [10]刘奇峯．高爾斯華綏的戲劇[J].晨钟(广州)，1929(221):25～28. [11]谢焕邦．争斗·序[M].上海：上海启明书局，1937. [12]邹玲佩．高爾斯華綏[J].话剧界，1942(9):4,7. [13]出社会主义之新——再论大力提倡革命的现代剧[N].解放日报，1964－01－15. [14]孙致礼．中国的英国文学翻译．1949—2008(附录四)[M].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15]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485. [16]陆善忱述．郭荣生记．南开新剧团略史[N].天津益世报，1935－12－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