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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 ——汉娜·阿伦特① 2009年初，中德合拍、由德国青年导演傅瑞安·加伦伯特执导的《拉贝日记》和中国年轻导演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同期热映，前者获取了德国电影节的四项大奖，后者在国内票房堪与商业巨片媲美。曾有人希望，在当代的影像生产中，“南京大屠杀”题材不仅能够作为我们民族的伤痛被自言自语，更能如“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般被世界讲述，如同《辛德勒名单》那样在好莱坞的平台和更为广泛的国际平台上流传开来，那样，我们的苦难将被升华为整个人类的苦难。《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的同时出现大概多少实现了这一梦想。伴随着当代电影中永不停歇的“屠犹”和“纳粹反思”话题，“南京大屠杀”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终于被世界掀开了。② 但欣慰之余，围绕着两部影片的各种争议却又令人无限困扰，因为影片背后所承载的是过于巨大的历史容量，是无数史学者、社会学者都无法轻易解释的历史真相。一部电影，它所能担当的历史责任必定有限，但是，作为一部讲述人类历史和民族历史中最为惨痛记忆的影片，它必然要比其他影片承担得更多，它必须要正视人们对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基本要求，然后富有诚意地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历史解释。 历史的“硬核” 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在某一种视角下隐含着创作者对于历史的理解和立场。在大屠杀的影像叙事中，无论是立足于拯救者、施暴者，还是受难者，创作者们都会反复声明他们的意图是更加“尊重和接近于历史真相”，“真相”因此成为一个无可置辩的道德立场。但“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难以回答。一方面，历史学界“罗生门”式的怀疑主义导致了历史的不断虚化；另一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历史观则正在对历史进行着大规模的侵蚀和改装。而在一种颇为流行的“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的艺术思潮下，历史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求新追异”的实验场。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其名作《历史是什么？》中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对历史的认定并对其进行了反驳。克拉克认为，历史就是一个“事实的硬核”加上“裹在外面的果肉般的解释”，而卡尔则说，历史应是“一个解释的硬核，外面裹着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果肉”。③在卡尔看来，“事实”当然无可争辩，而“解释”也不可随意揉捏，因为“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它需要一个坚硬的解释，穿透它才能识别出历史叙说者的思想高度和价值立场。必须承认，在人类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选择灵活多变的“视角”和“语言”来解释历史是必要的，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不那么狭隘和僵化地接近历史真相。拯救者的视角可以拍出《辛德勒名单》，幸存者的视角可以拍出《钢琴师》和《美丽人生》，甚至一个法国女性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也可以在日本民族的灾难中寻求共鸣（《广岛之恋》）。但无论怎样的视角，一种持有严肃和负责任态度的历史叙事都必须首先要找到一个“事实的硬核”——那就是真相，然后给出一个“坚硬的解释”——那就是立场。 正如克罗齐的名言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影片《拉贝日记》所要呈现的历史和影片拍摄的当代背景中，历史的“硬核”就是这样两个：一是德国人约翰·拉贝作为一个拯救者形象的真实存在。在1937年12月，他以纳粹党员的身份和其他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者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叫做“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地方，庇护了20多万南京人的生命，为此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生命；第二，拉贝日记手稿的公开使得西方世界第一次认真倾听并相信了“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而不再是一个半信半疑的流言，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有来自非交战双方的第三者证词才是最公正客观、最符合历史真相的表述。迄今为止，拉贝日记都仍然被视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最令世界信服的历史证词。 面对这样两个“历史的硬核”，我们所能说的、所能做出的最为坚硬的解释毫无疑问当然是对那光辉人性的颂扬，是对拯救者的无限感恩，是透过那几双充满仁爱、又富于理性和力量的眼睛去拨开历史的迷雾，让“战争的恐怖和真相大白于天下”。 以此来看影片《拉贝日记》，在一群西方拯救者的视角之下，1937年12月前后的南京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背景，其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人物的情感、行动、关系都是被自然推进并合乎逻辑的。影片至少诚实并成功地刻画了这样四个人物：德国商人拉贝、美国医生威尔逊、以魏特琳为原型的法国女校长瓦莱里和战争制造者之一日本亲王朝香宫鸠彦。在具体的人物关系的展开、人物情感的交流和交锋中，每个人物都被塑造得丰满而具有感染力。在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表现中，恢宏的场面与精致的细节交错纷呈，诸多场景都令人震撼、难以忘怀。片头那临空俯视下的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本是邪恶的象征，此刻却在敌机轰鸣中掩护着南京难民的生命。随后，国际安全区的自发建立，“帕奈号”上瞬息之间的生死离别，鼓楼医院内的威尔逊医生为拯救异国的每一个生命鞠躬尽瘁，瓦莱里校长竭力护卫着每一个女性的尊严和权利……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所有这一切都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牺牲和人道主义。而在人性的另一端，是拉贝“偶然”视角下窥见的“百人斩”竞赛，是拉贝一次次向“元首”无望地求助，是一次次谈判中勾勒出的占领者的骄横嘴脸与人道主义者的无奈叹息。不需要再添加更多残忍、暴力、刺激的画面了，这些足以让我们清醒，什么是战争的罪和人性的恶。在被救者中，中国女学生琅书的形象虽略显单薄，但她坚持用相机拍下一张张死难的面孔，坚持见证着屠杀和苦难，这一冷静而理性的视角与汇聚在人群中的感恩之情恰好构成了此刻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一种姿态。 因此，对于电影《拉贝日记》，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一部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历史责任感的影片。对于影片中那些为人所诟病的、为了视觉效果和戏剧张力而故意导致的细节失真，我更愿意将之表述为一种“富有理解力的想象”。在如何描述历史真实的问题上，柯林武德曾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竭力推崇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现在看来，“理解”应比“想象”更为重要，因为“理解”也正是“历史的硬核”之一。 当然《拉贝日记》的艺术缺憾也是明显的。正如《辛德勒名单》曾遭遇到的诸多批评，“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压抑一切异质性的历史偶然或混乱”、“相爱伴侣的悲欢离合写照了宏大历史的兴衰沉浮”、“屡试不爽的最后一刻得救”以及“大团圆的结局”等等，④《拉贝日记》最终也没能逃脱这一好莱坞的经典叙事套路。但作为一部主旨明确、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影片，它算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对于中国人而言，更重要的意义是，如影片的男主角乌里希·图库尔所说，不管怎样，“《拉贝日记》为中国的二战遭遇说了句公道话”。 现在要问的是，在世界开始为我们说“公道话”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对民族自身的屠杀记忆是否还应该说得更多？也许关于大屠杀的叙事，所有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为何要叙说大屠杀？二，对于大屠杀，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前者决定于我们的立场，后者将决定我们的认知和反思所能达到的高度。发掘出《拉贝日记》手稿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在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里说，促使她去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世界知道真相，这和当年拉贝、魏特琳等人坚持写日记的目的完全相同。而作为一个华裔后人，张纯如还为我们建构了重述这一历史的基本立场，那就是“用生命照亮被遮蔽的黑暗”、“为所有被迫失语和沉默的人们传递正义的声音”，这一立场既发自于肺腑的民族情感，也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作为一场特定历史的“南京大屠杀”，其真相正如张纯如所言，是两条有着历史延续性的线索：一条是曾经发生并且正不断被更多发掘的屠杀罪证，另一条则是从未承认并仍在被不断否认的当代现实。 在这一“历史的硬核”之下，我们在电影中要追究的历史真相当然不是拉贝是否和妻子在美国军舰上分手，是否收到过妻子从上海寄来的生日蛋糕，同样也不是“角川”在历史中是否实有其人，是否打过那“救赎的一枪”。我们要追究的是：正义是否真的存在？拯救、赎罪和宽恕是否可能？ “普遍人性”的可能 有人说，自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后，大屠杀电影的立场开始上升到一种“普遍人性”的高度。所谓“普遍人性”，自卢梭以来就被解释为“博爱”、“同情”和“仁慈”等等人类应该共有的、良善的人性。导演斯皮尔伯格以一个犹太后裔的身份认同了辛德勒这个纳粹军火商的救赎，更让全世界观众认同了一种普遍人性的可能性。以此来看，《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的终极目的也都同样指向着一种“普遍人性”的诉求，其中，有一种跨越国际、民族的人道主义，一种宗教般的忏悔意识和一种“人类大爱”将使所有的罪获得宽恕，所有的恶得到救赎。 鲍曼曾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当代人对大屠杀的理解有两种危险的倾向：一种是将其特例化，看作是一个民族私有的灾难；另一种则是将其普泛化和抽象化，认为它和人类历史中所有的迫害和仇恨一样，有着相同的起源和解决方法。这两种倾向共同将“大屠杀”本身应有的要义“搁置”到“历史之流”中了。⑤今天，在我们的大屠杀题材电影中，更值得关注的恰是这后一种倾向。 对此，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普遍”的拯救是否可能？人道主义之后我们还能追问些什么？ 其实，拉贝和辛德勒之所以能被塑造为一个人类拯救者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始终保持的旁观者形象。如果他们直接作为一个杀人机器介入到这场战争中，其保有这种人性的可能性还能有多大？2008年，好莱坞影片《朗读者》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战争中的“当事者”，他所具有的人性，无论是源于残暴原始的兽性、现代军事理性，还是可能会有的一念之良，都不会那么容易辨析。当然，在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叙事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美国新大陆对于500万犹太幸存者的真实救助。忽略了这一背景，便远远低估了《辛德勒名单》背后的深意。 拉贝、辛德勒是黑暗历史中人类仅有的一线希望，但那一丝“人道主义的光芒”能否成为终止罪恶的终极药方？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历史中的大多数时刻软弱无力，暗淡无光。在南京沦陷的40多天里，除了拉贝和他的国际安全区，更多的是整个世界对灾难的纵容和默许。魏特琳在她日记的最后说：最终，我还是失败了。这句话是一个人道主义信仰者对世界发出的巨大质疑。2004年，一部名叫《卢旺达饭店》的影片曾提醒我们，即便是在处处张扬着“人性”和“生命”旗帜的当代，大屠杀却仍然在各种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眼皮底下肆虐横行。对于卢旺达，对于南京，世界沉默了数十年，也许还将继续沉默下去，拉贝回国之后潦倒一生，好莱坞叙事中塑造出的人道主义英雄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境遇，这些才是隐藏在《拉贝日记》中，隐藏在那人道主义的光环背后我们还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普遍”的忏悔是否可能？“作恶者”的人性和赎罪如何可能？ 近年来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战争原罪说”、“战争无正义说”、“战争中都是受害者说”，这些正被当成了一种“战争的本性”。⑥而“普遍人性”也因此成为战争叙事中的道德制高点，甚至可以用来将一切正义和是非、苦难和罪恶抹平。 “战争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少一些抽象而“善良”的臆想，像一些严肃的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那样，多一点对具体人性的具体分析。一个日本学者曾这样问道：我一直苦苦思索的是，为什么那些一回到日本就恢复为“善良劳动者”、“平凡家庭的父亲”、“礼仪端正的正常人”的日本士兵，在中国战场上会做出非人的行为？原因绝不仅仅是少数人失去了人性，它和弥漫在日本大众中的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知识分子当中的强权思想以及根深蒂固的对于“支那人”的民族歧视密不可分。正因如此，他在提及那些近年来出版的日军回忆录中，多少掺入的“战争美谈”和“富含人情味”的内容时说：很多回忆中会出现某士兵偷偷放走一个姑娘或乡民、俘虏之类的描述，还会因看到暴行而心生悔意，说出一些富有“人性”之言的记录，而即便这些并非杜撰，我也反对“以这样的‘美谈’来使由日本军造成的大屠杀向着相对化的方向——亦即日本军确实残酷，但也有人情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最凶恶无道的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本质的掩盖”。⑦ 的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来不是也将永远不是战争的本性。《朗读者》中的汉娜始终没有认罪，而事实上她的认罪也无法代表纳粹，她的自杀更无力象征一个民族的赎罪。波兰斯基的《钢琴师》(2002)在片末出现了一个似乎有着“拯救者”面目的德国军官，而在笔者看来，他所能代表的不是一个“拯救者”，而正是一个纳粹军官的典型，他们那高贵优雅的弹琴的手指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按下毒气室的电钮，他们热爱艺术甚于生命。战争的本性不是忏悔和仁慈，正如德国电影《浪潮》(2008)中所展现的那样：法西斯藏匿于人性深处，它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 最后想要问的是，对于所有受难者和幸存者而言，“普遍”的宽恕是否可能？它究竟意味着“人类大爱”还是人类遗忘的本性？ 纪录片《浩劫》的导演朗兹曼曾坚决认为，“二战”中的屠犹事件是一场无法估量的浩劫，绝对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法裔犹太学者扬凯列维奇，“当有罪者通过‘经济奇迹’而变得丰衣足食、脑满肠肥时，宽恕就是一种阴险的玩笑”。⑧ 今天，一种绝不原谅、绝不宽恕的姿态在一个以普遍人性、利益共同和文化多元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显得是多么不合时宜，而“民族主义”正在一片“极端”、“愚昧”、“偏执”、“狭隘”的指责声中与所谓的“宽容”、“理性”、“人性”的口号冷眼对峙。当然，如果我们对人性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应该相信宽恕其实并非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但过于仓促轻率的宽恕将直接导致对苦难的遗忘。而遗忘，正如德里达所言，就等同于罪恶。 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就是野蛮的，“历史的真相”和“普遍的人性”绝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花枝招展地出卖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创伤。在最终的宽恕来临之前，我们还是多想一想，如何才能从“弯曲至地的头颅”挺而成为“信念支撑的头颅”？这曾是犹太人历经劫难之后在诗歌中所表达的对本民族的希望，但这终究不是喊喊“中国不会亡”的口号，更不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乐观就可以实现的理想。在放弃了“平庸”的“拯救者”视角之后，在抛弃了自艾自怜的“哭泣者”形象之后，如果我们要做的竟然是在自己的废墟之上跳他国的民族之舞，在默认了一种强权逻辑之后还寄望于强权者的“人性天良”，那么，所有的屈辱的死就只能继续指向屈辱的生。 无论如何，大屠杀的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无论是泪水、控诉、反思，还是更多的什么，却唯独不能成为一个仅供观赏消费并为此遮蔽真相、粉饰苦难的“文化主题公园”。 注释： ①［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9. ②在《拉贝日记》之前已有3部由西方人制作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作为前奏，分别是：《南京梦魇》(The Massacre of Nanjing, 2005)、《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2007)、《南京大屠杀》(Nanking, 2007)，但均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③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1. ④王炎.奥斯维辛之后：犹太人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7. ⑤［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5. ⑥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三联生活周刊，2009-3-30(11). ⑦［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59. ⑧杜小真主编.德里达中国演讲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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