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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电影票房飚升的同时，电影的艺术质量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单以影像来说，在影像技术品质提高的同时，我们看不到影像背后的美学和哲学支撑。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生态环境，反思影像创作理论的缺失，探讨影像创作突破的可能性。影像与叙事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影像为叙事服务”还能否解释今天的银幕现象？是否有必要将影像放在一个更大的维度内来考察？ 关键词：中国电影;导演;叙事;电影影像;美学;视觉 作者简介：王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摄影系主任 谈论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不同的角度，其中最常见的有“市场”和“票房”、“产量”和“质量”，以及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引发的“品位”和“导向”等话题。在这些常见的讨论中，经常听到的一方面是对票房大幅度增长的兴奋，另一方面是对影片“质量”下滑的指责。这里质量并非指电影的技术质量，而是指电影的艺术水准和人文价值。在这些讨论中，批评者指中国电影在迎合市场的同时将题材庸俗化、叙事碎片化和简单化。我想说中国电影的整体质量是和中国电影的环境生态密不可分的，正如冯小刚所说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而本文试图探讨的中国电影影像创作，同样不能脱离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生态环境。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与中国电影影像创作 应该说，就中国电影创作的整体状况来看，电影影像的质量水准是相对高的。当前中国电影在年产六七百部的环境下，创作人员的准入门槛显著降低。但电影摄影因为存在一定的技术要求，仍然保持了基本的专业条件限制。如果说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存在着整体差距的话，那么单从摄影来看，这个差距也许略小一些。比如，电影从业人员中，因为特定角色的需要，中国演员偶然会进入西方主流电影中。除此以外，能够进入主流创作人员行列的就只有中国摄影师了。如摄影师顾长卫(《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与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合作拍摄了《迷色布局》(The Gingerbread Man，1998)、与安东尼·德拉森(Anthony Drazan)合作拍摄了《浮世男女》(Hurlyburly，1998)；摄影师赵非(《让子弹飞》《黄金大劫案》《太平轮》)与著名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合作拍摄了三部影片(《玉蝎子的诅咒》《暴发户》《甜蜜与卑微》)。这些毕业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摄影师基本上支撑了当前中国电影的影像创作主体。 目前中国电影摄影师中，约有70%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拥有如此之高的行业占有率，一方面得益于电影胶片工艺带来的技术门槛(全国所有院校中只有摄影系教授以电影胶片工艺为基础的完整的电影制作)；另一方面受益于摄影系长期以来所秉持的“重技术基础，树艺术精神”的教学理念。如此的“精英化”“专业化”教学形成了中国电影影像人才培养的特色，并构成了当前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中坚力量。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拥有了制作高水准影像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来评价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状况？在当前的中国银幕上，随着电影制作规模的提高，画面品质变得越来越精致，数字化工艺的实施也消除了传统胶片工艺同国外的技术差距。初看起来，中国电影影像在构图、光线、色彩等方面与国外中等制作规模的电影相比差别不大。在我们的银幕上也能找到手持风格、广告风格、日韩风格，甚至好莱坞风格。单从质量和技巧上看，中国电影的影像已经显得很成熟了，至少大制作的电影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而真正的差距体现在美学，乃至哲学的层面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