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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电影系世界闻名，这里又有东亚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研究中国戏曲的学者，于是衍生出一个跨学科的戏曲电影研究群体。陈凯歌新拍的电影《梅兰芳》虽然不算戏曲电影，但既是电影又以戏曲大师梅兰芳为主人公，恰好我在那里访学，东亚中心的蔡九迪教授邀请我和她一同主持有关电影《梅兰芳》的讨论会。蔡教授是美国人，她的先生巫鸿教授在国内外大名鼎鼎，还是《读书》杂志颇受欢迎的作者，她自己则以戏曲研究闻名。 去美国之前没有看那部炒得发紫的电影，我曾经对媒体说那是因为“没有期待”。倒是在美国补了课。以我一个本不抱什么期待的普通观众的角度评价，这电影好得超乎想象。要把生活内容极其丰富的梅兰芳拍成一部电影，难在剪裁，难在如何平衡梅兰芳的戏和他日常生活的分量，电影用了四个片断，东拉西扯地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每段都有可看，还有悬念，难得。据说好莱坞的传记片也鲜有好看的，相比起来，《梅兰芳》就算是中上之品了。至于没有在国际上获奖，那我们不是早就不以为然的吗？国内的票房倒是真的，大约没有掺水。 我不懂电影，所以不能和研究戏曲电影的同行们谈电影，只能谈梅兰芳。电影就是电影，不能要求它按历史拍。但是既然拍的是梅兰芳，将电影与他的生平及那段历史做些比对，也不为过。 电影里的十三燕，用的是谭鑫培的原型，不必多少京剧知识就可以看出。十三燕的架势摆得真有点伶界大王的霸气，包括他的语气，是那范儿。电影写梅兰芳和十三燕打擂台，最终，十三燕输了，于是竟然咽了气。这事当然是虚构的。梨园行里的人，从小就在梨园行里接受教育熏陶，而又因为梨园行始终在社会上不受待见，内部的行规就更受重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都这样，梁山好汉造反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但是内部的规矩与秩序感，更超乎外界，不然就无法在江湖上立足。盗亦有道，这道的核心，就是一个“义”字。梨园行也算是走江湖的，梅兰芳之所以深得同行推重，就是因为他无论对前辈还是晚辈，都把这“义”字放在前面。谭鑫培是精忠庙会首，是他以及整个梨园行敬重的前辈，假如梅兰芳真和他打对台而且还把他气得魂归西天，那么，说重了，他当时就得找根绳子勒死以谢罪；说轻了，这一辈子，他的心里是过不去这坎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不知进退还想唱戏，也没门，就算他是多大的角儿，也一定会被整个梨园行唾弃，从此以后，有点良知的同行，都会坚拒和他同台演出；每年过年艺人们大联欢似的义务戏，也不可能再会派他的角色，而作为艺人最终归宿的义冢，就没了他那块地。梨园行从此就没了他这一号。 在电影里，市井之徒挑动谭鑫培和梅兰芳打对台，梅就允诺了。如果梅真这样，那不是一般的过分。或许有年轻气盛的晚辈，受激不过，会答应和前辈打对台，但那决不会是梅兰芳。他对长辈极其恭谨，倒是说有一次偶尔他和谭在不同的戏园子里演出，暗地里有点对台的意思，结果谭的生意受了影响，为此他内疚多年，终于找到机会向老人家赔罪。那才是梅兰芳。清末民初，正是北京城里京剧市场红火的年头，不同的戏园里不同的角儿在演出，要说各自心里没有一点别的苗头较劲的意思，那也未见得；但当面说我们打对台，尤其是晚辈和前辈之间，且不说于梅兰芳决无可能，就是放在一般的轻狂后生的身上，也不容易说出口。20世纪30年代程砚秋到上海演《锁麟囊》，坚持要定票价为一块二，行内人都隐隐觉得是冲着梅兰芳来的，要比梅卖一块高出一头。他或许始终在和梅争，但都是暗争，不会放在台面上。农村里演戏，好事者促狭，故意邀请两个戏班在对台演唱，这类事情当然有，也经常被后人引为谈资。身逢此境，戏班子和角儿们不得不施展出浑身解数以吸引看客，观众忽而涌向这边忽而涌向那边，热闹倒是热闹，可是在戏班的眼里，那不是在唱戏，是在玩命。说句文绉绉的，非所愿也，不得已也。 但电影里这段戏的处理，也不是没有意外的优点。至少电影没有要糟蹋谭鑫培的艺术的意思。即使按电影里的叙述，梅兰芳也不是用艺术打败十三燕的，他靠的是新颖的传播手段。尤其是电影里梅那段《一缕麻》，实在不值得恭维。假如梅兰芳用这样的戏就能够打败十三燕，那京戏也太容易唱了。至于运用各种宣传广告，把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忽悠进戏园子里，那也不是不可能，几年前陈凯歌的《无极》就是这样赢得不菲的票房，至于看了以后观众如潮水般的批评，勇敢的艺术家可以不顾，但这种竭泽而渔的行为，大约不会是梅兰芳所能为。既然十三燕输在这道上，也不算冤——十三燕有句台词：“今儿这戏没毛病啊？”是的，没毛病。谭鑫培唱一辈子戏，也有票房不好的时候，他的伟大并不因此而稍减。顺便提及，我不太赞成电影里那样埋汰北大清华的学生，当年北大清华的学生和今天不同，都是戏虫子呢，精得很，他们见过的角儿不比市民们少，很难被一两句捧场话煽乎得昏了头。 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戏，是电影里浓墨重彩的戏核，这孟小冬总算用了真人的姓名。梅孟半公开半地下的婚姻，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是当年小报极感兴趣的八卦题材。电影里的梅孟之恋，用许多笔墨，拍得颇有民国时代大学生凄婉爱情的味道，足以与琼瑶爱情小说相匹敌。可惜那就不是梅兰芳和孟小冬了。孟小冬出身于梨园世家，打小学唱京戏，她又不是外地来追星的女大学生，哪能不知道北京话怎么称呼“梅大爷”？梅党中人撮合他们的婚姻，她不便和梅兰芳的正房妻子王明华争，但结婚时说好了是和福芝芳“两头大”。福芝芳固然不愿意，但是没有权力阻拦。福芝芳和孟小冬都是唱戏出身，福芝芳嫁了梅兰芳，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孟小冬的一颗唱戏的心却没有死，虽然说是嫁了梅，最终却还是进不了梅家，又渐渐觉得自己的名分并不清晰，一气之下就应了人的约去天津，重新登台唱她的须生，公开声明和梅兰芳脱离关系，他们这一段堪称绝配的婚姻就此终结。梅兰芳也不为自己做什么声辩。不久孟小冬在武汉演出时，梅卖了他家无量大人胡同的房子，托人把三万块大洋送去给孟小冬，算是了结。他并不计较是孟小冬先离开的他，这就是梅兰芳做人的风格和气度。孟小冬离开梅兰芳后潜心艺术，随余叔岩学戏，海内外咸称她为余派最好的传人，于是有“冬皇”之誉。那当然是离开梅兰芳以后好久了。和梅兰芳这段失败的婚姻，这哑巴亏终究还是吃不下，后来她嫁了杜月笙做姨太太，条件之一，就是要大摆酒席，广而告之，让“地球人都知道”。 电影里邱如白贯穿始终，是仅次于梅兰芳的重要人物。假如离开梅兰芳与历史上的齐如山的关系看这段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与他身边的人之间的矛盾，很发人深省。但是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齐如山，是的，邱如白的身上有齐如山的影子，而且不仅仅是影子。既然用了化名，编导大有对史实加以改造的权力和空间，外人无权置喙。不过，齐如山，值得好好说说。 齐如山早年在同文馆学德文和法文，因庚子事变学业中断。但总算喝过点洋墨水，在清末会点外文的人很是吃香。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他借着懂德文，和德军有些往来，晚年还专门写过文章澄清赛金花的经历，他坚称赛金花当年只不过一个普通的鸨母，不可能攀得上德军统帅瓦德西，而且还明里暗里指称，赛金花最多只能和德军的中尉少尉等低级军官往来，所以还厚着脸托他帮忙拉皮条，介绍中上层军官的生意，让他很是为难。 因为没有学历，齐如山没有当成官，更没有做过司法局长，在那年代，司法局长如果要捧个“戏子”，就没有必要辞什么职了，那是雅事，尽管捧，丝毫不影响他当官。在齐家兄弟里，他算是不得志的，弟弟齐寿山倒是在教育部里任了职，就是鲁迅日记里经常提到的那位。鲁迅一生没有几个朋友，许寿裳和齐寿山，就算是难得的知己。齐如山当不成官，看当年社会混乱，正是做生意的好时机，于是转而经商，在东城一带开了家粮铺。没错，他早年帮欧洲的中国公司送劳工到国外，见识过欧洲的戏剧，据说也真在伶界联合会做过有关戏剧的演讲，把京戏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既然在北京，不免被朋友拖去看京戏，先是觉得有那么点意思，再后来看了梅兰芳，就丢了魂，于是就开始给梅兰芳写信。梅兰芳当年的身份，比起如今在电影里扮他的黎明，不知道要高多少，现实中的黎明会因为东城区某位粮店老板给他写了封信就激动得跑上门去请教吗？当然不会。梅兰芳更不会，那些信，看大约是偶然会看的，他对他的戏迷向来很好。齐如山也是个有心人，坚持去看梅的戏，坚持写信，两年里写了百十封，终于有一天，接到梅兰芳的邀请，请他进梅家聊聊。那时梅兰芳家里，吃饭都开着流水席，整天有太多人进进出出，既有梅的知交，其中不乏头面人物，也有傍着梅混饭吃的，一个人跑江湖，本来就需要各类人等帮衬。齐如山既被梅家接受，这个群体里也就增加了一个人。 齐如山的人生轨迹从此彻底改变。以后他就成为围绕着梅兰芳的所谓“梅党”里最执著的一位，而且他最自豪的是，他之追随梅兰芳，是超功利的，不图梅家什么。 齐如山对梅兰芳的帮助，确实不小，但是近年里一些研究也不乏夸张之说。2007年我指导山东大学一位博士生的论文，题目就是齐如山戏曲美学思想的研究，他论文里提到齐如山是梅兰芳的“舞蹈导演”。我曾经提醒他，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齐如山如何为梅兰芳写剧本、编身段等等的事情，几乎全部来自齐如山自己的回忆，而很少从梅兰芳自己以及他家人的回忆中看到可以佐证的相关内容。 齐如山为梅兰芳编新戏，史有可征，不过那年代的编剧和现在不同，叫攒戏或打本子，编出一个提纲，然后梅党的成员们，还包括演员琴师们一起，商量着往里填内容。就算是编提纲，也很重要，那个时代，很少有文化人愿意这样投入地帮助艺人攒戏打本子。齐如山虽不算是多有名的文人，至少国学还有点造诣，对梅兰芳，就很难得了。至于表演时的身段，外人提点建议是可能的，但主要得梅兰芳自己去琢磨，恐怕不是齐如山所能教的。1949年以后齐如山在台湾，已经是京剧研究大师的身份，时有京剧演员登门请教，最后无不失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既不会唱，也不会做，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们。这算是一个佐证。到台湾以后，齐如山也写过一些京剧剧本，那就完全是他的个人创作了，没有什么让人佩服的地方；在给梅兰芳写本子前他也写过几个戏，给当时京城里二三流的演员，也没有得到过好评。至于说他是梅兰芳创编新戏的“总导演”，那是齐如山的一家之言夸张升华出的结论，用如今台湾的流行语说，简直“太超过了”。 梅兰芳一生敬重的外行有两位，一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张彭春，一个是电影导演费穆。1930年去美国，梅兰芳一路对张彭春执礼甚恭，齐如山觉得相比之下被怠慢了，梅家人的回答更让他怄气，那弦外之音说你是靠我们梅家人才有的社会地位。齐如山一气之下写书详细叙述他对梅兰芳访美的贡献，虚浮之辞甚多，梅兰芳当然不会去回应，这也是梅的风格和气度。而在那种情势下，激愤不平之中，齐如山为自己多说几句，不算什么出格，后人做研究，就须学会辨别，那是做学问起码的功夫。 但齐如山在京剧研究领域，堪称不世出的大家。齐如山简直是一个异数，他接受的教育很零乱，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从他的著作里，看不出他读过哪些专门的戏剧理论书籍，除了那些被他看不起的品花谱以外。西方学术名著更是无缘接触。但是在清末民初，在京剧还不为人们所关注的年代，竟然做了那么多与京剧有关的调查，访谈演员时得到的知识，还能做些辨析真伪的工作，并且搜求了大量珍贵的京剧历史文献，去台湾后还做了理论的总结——他说中国戏剧的特点是“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简单直白，却是至今有关戏曲表演规律最好的总结。他是20世纪京剧研究领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学者。想到他开始做这些重要工作时，只是个喜爱京剧的粮店小老板，就更令人钦佩。而他那从政的弟弟，不知道当年是不是为这个不求上进的哥哥叹过气，可是造化就这样弄人，齐寿山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留名的是这位在粮店里帮忙打理的。 梅兰芳去上海，齐如山很反对，他认为上海没有懂京剧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太商业了，会毁了梅兰芳。但梅兰芳没有听他的，也不会听他的。自始至终，他只是梅家成天包围着梅兰芳的众多身份各异的谋士里的一位，分别以后，就基本上没了什么往来。电影里让他后来去上海劝梅为日本人唱戏，那我们就权当是邱如白的事儿，不必往齐身上靠。 抗日战争爆发，战火逼近上海，梅兰芳不再唱戏，上海沦陷，他再避到香港，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他甚至开始蓄须，都是为了不给日本人唱戏，气节可嘉。电影里写了梅兰芳面对日本人的逼迫如何勇敢地反抗，颇为感人。那当然也是虚构。按梅兰芳的性格，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想方设法躲避，不给日本人机会，就是因为假如真发生了正面冲突，他没有反抗的能力。1935年梅剧团应邀去苏联演出，梅剧团其他人都坐火车从东北去海参崴，而他自己却绕道坐轮船，据说原因之一就是为不必经过日军占领的东北，他担心路过东北，日本人或会挡住他，强行邀他上台，那他就无可推托。解放后他要对“戏改”表达自己的异见，提出“移步不换形”，但他不会在北京当着戏改局诸公提，是离开北京路过天津时，对一家报纸记者说的。那也是一例。 他是一个艺人。如果不论情节与史实的关系，电影里表现梅兰芳的言语行为，颇为可圈可点，至少没让他说出什么激烈言辞，梅兰芳一生平和，虽然内心很有主张。这也是整部电影里最好的一段，日本人和邱如白劝梅兰芳登台演出，他们那些理由，并非全是堂而皇之的借口和托辞。站在各自的立场，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理解，日本人占了大半个中国，这时候梅兰芳应不应该登台演出，继续他的艺术生涯，并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题。何况涉及日本，更加复杂。日本人对梅兰芳的崇敬，不下于中国人。当年欧美报章有文章说梅兰芳有五亿狂热的爱好者，指的就是四亿中国人加一亿日本人。所以，即使日本人想让梅兰芳演出，也不必都看成侵略者为了战争而做的圈套。电影里的日本军官佐藤，就让人看到了这另外的一层。超越一时一地的民族冲突，好像他的话更义正辞严呢。 日据期间拒绝演出的梅兰芳和程砚秋等人是值得敬仰的，但是并不能说那个时代但凡唱戏的就都是汉奸卖国贼或软骨头。无论我们是否会感到尴尬，日据时期，各地的娱乐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萧条，而是相反。那是因为多数艺人都在唱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没错，但他们只是普通的“商女”，他们要谋生。联想起电影《叶问》，日本人来了，武术宗师叶问的徒弟做了日本的翻译官，帮日本人找佛山的拳师们比划，叶问在街上遇到他，骂他“汉奸”，徒弟委屈地顶撞师傅，“我不是汉奸，我要吃饭的啊！”仔细一想，也对，他为日本人做翻译，和叶问为日本人的煤矿做工，有本质区别吗？翻译官在抗战题材艺术作品里都是清一色的汉奸，这位不是，也让人信服。 为什么梅兰芳不唱戏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唱戏，我们很少听人正面阐述其理由。这是电影《梅兰芳》在不经意间表达出的深刻。在一个很容易把人物往高处拔的情景里，编导抑制了这样的冲动，反而努力虚构了另外一种与之相对的理念。把人塑造成英雄并不难，难在把英雄的行为，界定为他个人的操守与选择。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假如只顾着无限放大梅兰芳的抵抗的意义，那就挤压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那些仍然唱戏以谋生的演员们，又将何以自处？就像江青抓“样板戏”，参与其中的京剧艺术家们，并不是只能分为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和“四人帮”的爪牙两类，绝大多数京剧演员，做的还是艺术上的事儿。 《梅兰芳》是一部电影，只能按照电影的标准去要求，不必因其不符合史实就称为“硬伤”。但是既然拍民国年间的梅兰芳，或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是可以提供给编导参考的，那就是如何营造与把握历史感。艺术不能以史实为标准，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历史的已然性，而是历史的可能性。金庸小说都以历史为题材，有大量的虚构，却和史书一样令人信服，就是由于那种深入肌理之中的历史感。回想到《梅兰芳》，它的缺点不在于许多细节不符合史实，而在于对于民国年间戏班人事的麻木和漠然。让人感慨的是，时光过去了不到一百年，一代电影人里的佼佼者，就对当年的历史境况如此缺乏感知。孟小冬那座幽雅的庭院，固然很适宜于发展梅孟浪漫的恋情，可是民国年间梨园行里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单身独住，且不说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家里人如何能放心得下？下次如果拍类似的电影，拜托一定让她有个使唤的老妈子，那也不耽误她的生计与婚姻，还能帮她打理家务，让她可以专门于爱情与艺术。那样，或许能拍出一部更好看的《梅兰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