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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与“戏剧”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祭祀戏剧”则是新概念，涉及戏剧的发生发展，以及对中国戏剧起源问题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祭祀戏剧”概念被引进中国。这个概念最先见于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中国祭祀戏剧研究》，此外他又有《中国戏剧史》亦以“祭祀戏剧”为主线。此后，“祭祀戏剧”概念广见于我国戏剧史、文化史和相关学科领域，如文化心理学。 祭祀是华夏礼典的重要部分 学界认为，祭祀仪式发端于人类启蒙时期的“万物有灵”观念。祭祀仪式中的戏剧元素，涉及原始性戏剧现象和文化源头。倘若能廓清祭祀活动中的戏剧现象，那么，可以拓宽到“戏剧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范畴。 自商周时期起，中原一统。以祭祀为枢纽，商周建立了等级化的社会秩序，尤以《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作为社会秩序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成公十三年》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既然“祭祀”与“战争（保家卫国）”是邦国的两件大事，那么务必要用仪式来体现，当时的仪式便是“戏”的本义。在商周甲骨象形文字和金文中，“戏”字的原意是头戴假面、手持兵器、在鼓声节奏下的舞蹈仪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则称：“戏，三军之偏也。”“三军之偏”即军中仪仗，也就是戎事的仪式。直到汉代以后，“戏”字方转义为“游戏”和“百戏”中的“戏”。 祭祀始自原始崇拜以及原始性宗教活动。以《礼记·祭法》为标志的祭祀，是商周文化的主流。汉代以后，祭祀与佛、道、儒“三教”结合，依托于人文宗教，表现为全民性的祭祀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乐治国。礼乐或称“祭礼”、“戏乐”，是祭祀与乐舞交融的契合点。《尚书》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中华古代社会也表现为礼乐社会。 按商周文献，《尚书》《周礼》《诗经》中的祭礼不仅表现为音乐舞蹈，也表现为“亦戏亦仪”现象。《周礼》中“大宗伯”总管礼仪，“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祉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所谓“天神、人鬼、地祉之礼”，便包括傩、蜡、雩的祭礼，其中不乏祭祀戏剧的元素。《诗经》“风、雅、颂”中的“颂”，便是祭礼中的祝词、颂词、歌词。先秦时期祭、礼、乐、戏浑然一体，民间祭礼尤其如此。故而有学者认为：祭祀活动中的戏剧现象是戏剧的“泛化”，表现为“泛戏剧”。民间祭、礼、仪、戏融为一体，相对浑沌，所以有必要从戏剧史专业的角度来梳理和析解其戏剧元素。 “礼”与“戏”的析解 始见于宋代文献 宋代民间盛行“迎神赛社”，或称“社火”、“赛”。社火与傩、蜡、雩的祭礼和佛、道、儒的宗教文化密切关联，形成了宋金杂剧。在祭赛盛行的社会情势下，先哲们不再局限于礼仪和乐舞，在“礼”与“戏”的层面有了新的思考。明代则更有理论提升。 且举数例：北宋苏东坡称祭礼为“戏礼”：“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仪，亦曰不徒戏而已矣。”（《东坡志林·卷二》）南宋朱熹认为“戏”与“礼”在形式上很相近：“傩虽古礼而近于戏。”（《论语集注·乡党》）明代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更以傩神为“戏神”，称：“予闻清源，西川灌口神也，以游戏而得道”、“弟子盈天下”。按苏东坡的说法，祭祀礼仪中祭祀八位农神的“蜡”，其中“猫虎之神”及“尊老”、“野服”的农神势必用倡优扮演。“戏”参与礼仪，乃人性和人情使然。之所以被附会为“礼”，是因为其内涵有深层的伦理道德，不仅是娱乐性游戏而已。 明代不同于宋代，其时，“戏曲”业已成为全国性的表演艺术形态。明末汤显祖进入官场之初，原本在朝廷中担任祭祀和礼仪的职务。脱离官场回到江西临川乡间后，与民间艺人多有接触。应宜昌地区戏班子弟之请，他为刚落成的“戏神庙”撰写了碑记——《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以下简称《庙记》）。汤显祖《庙记》对戏与礼的交融，尤其是戏曲艺术的特征有更为深入的阐论。汤显祖认为：灌口神清源因“游戏”而得道，之所以没有受到庙祠供奉，是因为“非乐之徒”认为“戏”非礼乐并对之加以“诟病”的缘故。但汤显祖对清源师却大为赞赏，可以说这是对宋元以来“戏”的历史性概括，他还谈到了“戏”的社会功能和美学功能。汤显祖知行合一，《庙记》中阐发的戏曲观念，被他自觉地付诸戏曲实践。在《牡丹亭》等“四梦”中，汤显祖便“生天、生地、生鬼、生神”、“发梦中之事”、“无情者可使有情”。其中《牡丹亭》更提升为“至情”的理念，以及“情”对“礼仪”的突破，不同凡响。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清末民初《宋元戏曲考》的作者王国维是开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鼻祖。殊不知在王国维之前300余年，汤显祖便已通过《庙记》，对宋元以来场上表演的“戏”、“乐”、“曲”有了精辟的概括——关于戏曲形态，涉及爨、弄、参军、苍鹘，末泥、三姑旦、杂剧、传奇；关于戏曲声腔，涉及南戏的昆山腔、弋阳腔、宜黄腔、海盐腔、乐平腔、青阳腔。在中国戏曲史上，戏—曲—声—腔，是“戏曲”发展的主要脉络。因此，《庙记》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现为情对礼的突破，也是研究戏曲形态及南戏声腔源流的重要文献。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戏剧部分，已将戏剧的源头追溯到上古巫觋，称“俳优则远在其后”。大千世界，祭仪繁杂，异彩纷呈。当今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仪式”和“故事”是戏剧发生的两大要因。但中国的祭祀戏剧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戏剧、教堂戏剧——中国的乐、舞、戏始终依附于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 因此，关于“祭祀戏剧”的探索和研究有其戏剧发生学上的价值。 “祭祀戏剧”的当代研究 倘若说前贤关于祭、礼、戏的阐论多限于文献记载和直觉的感性层面，那么当今学界则立足于现代人文科学，强调“民间祭礼”中的戏剧元素。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阐释数千年来中华民俗中积淀的“祭祀戏剧”现象。 祭祀仪式有简有繁，历史上有盛有衰。20世纪80年代以来尚存的祭祀民俗具有厚实的文化积淀。特别在80年代后期，我国成立了“傩戏学研究会”。在90年代将近10年的时间里，由台湾学者王秋桂牵头，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傩戏学研究会，经文化部批准，学者们陆续完成和出版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80余本，主要是目连戏和傩戏学者的田野调查报告。除了流传于南北各地的目连戏以外，亦包括山西曲沃的“扇鼓神谱”、贵州安顺的“地戏”、云南昭通的“庆菩萨”、四川梓潼的“阳戏”、江西南丰的“跳傩”、江西万载的“跳魈”、江苏南通的“僮子戏”、四川芦山的“庆坛”、辽宁的“烧香”等各类祭仪和科仪，涉及民间“祭祀戏剧”和“仪式戏剧”的多种类型。由于该丛书以国际性民俗学、人类学为视点，强调田野调查，因而旁及相关地域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无疑，这套丛书有助于人文领域的多学科研究。 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师范大学戏剧戏曲研究所与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多有联络。1988年11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成立之初，1990年4月在山西临汾举办了“中国傩戏国际学术讨论会”。随即，戏剧戏曲研究所以山西“扇鼓神谱”参与了“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项目，旁及有关的傩、蜡、雩遗俗和社火等一系列田野调查，均与“祭祀戏剧”有关。该所学者王志峰在其《中国民间祭祀戏剧研究》中，对民间的“祭祀戏剧”有系统性的理论提升。 由于民间祭礼中的戏剧元素往往表现为祭祀与戏剧相交叉的“浑沌”现象，故而书稿中具体细致地析解了祭祀戏剧中的戏剧元素，相关章节析解了若干较为典型的个案。此类个案不仅具备戏剧戏曲的基本品质——题材故事、人物情节、剧场坛台、戏谑游戏、肢体舞蹈、文武技艺等，也包括“祭祀”与“戏剧”之间的互动现象，从而更能体现“祭祀戏剧”特有的品质。 中国戏剧走向成熟千百年来，以祭祀活动为基点的民间社火始终在中华大地上盛行，表现为不同功能的“仪式性戏剧”和“观赏性戏剧”。因此作者在结语中认为：“仪式性戏剧”与“观赏性戏剧”可以作为戏剧的“两翼”，“汇成了中国戏剧的历史长河”。 当然，祭祀与戏剧毕竟有各自的概念范畴。倘若以传者和受众为视角，那么，祭祀的传者主要是巫觋（端公、萨满、傩公、傩母等），戏剧的传者已走向专业演员，祭祀的受众是虔诚的信徒，戏剧受众则带有娱乐心态。正如傩文化领域里的傩舞、傩戏，“傩”的主要属性是宗教性礼仪，娱神娱人的傩舞傩戏则附着于傩仪的宗教性法事。正如苏东坡所说，“戏”主要是娱乐性的游戏，不过“附以礼仪”，“不徒戏而已”。传统傩舞傩戏的演出班社，主要以家族和“坛门”为组织方式，人数不等，不同于剧团。 21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保护、文化交流的意识普遍增强。傩仪、傩舞、傩戏的宗教性因素被淡化，文化娱乐性因素得到强调。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