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杭州图书馆的首席古籍修复师赵凌成为网红了。这源于3月4日杭州 《都市快报》的报道：3月3日一场“我在杭图修古书”的网络直播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在线观看，即时评论区也热闹非凡，同城的同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的老师们也集体在线看直播甚至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这火爆的直播场面不由让人联想到前不久热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得不说这场直播与此纪录片密切相关，再次燃起了人们对穿越古今的文物修复工作的热情和期待，也折射出这个纪录片关注度之高、影响之大。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先后上映了电视版和电影版，把热播的电视纪录片转换成电影纪录片是比较奇特的。由文本改编成影视一直是圈内常用的手法，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转换有青胜于蓝的，也有逊色原著的，更多的则是在原著上加以创造再现。无论是文字语言文化还是视听语言文化，都使接受者得到了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就影视而言，电影大获成功之后改编成电视剧比较多见，这也是适应了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社会生活飞速发展状况的，而把电视转换成电影，是近年新见的，电视纪录片热播之后转换成电影纪录片的则更为鲜见。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之后好评连连，不久就上线了同名电影版，由此引来不少议论，其中的利弊得失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电视版《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三集分别展示三个板块修复内容：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整个纪录片的叙述线索很清晰，文物修复过程通过画面很细腻地呈现出来，大师们的潜心专注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还原了文物的原貌。如康熙六十大寿时儿孙送的万寿屏，这存世三百多年的屏风是如何修复的？那些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大型时钟又是如何恢复机能的？还有那残损的乐器、漆器、木雕等又是如何修旧如旧的？在展示这些文物修复的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些与此关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情景，引发了观众极大的好奇和兴趣。漆器室师徒相传已是第四代的闵俊嵘在做乾隆御稿箱的修复时是这么介绍的：纯粹的漆器经过木胎—刮灰—裱布—涂髹饰层—12层黄—25层红，然后开始雕刻。这个过程听上去已经够复杂的了，而乾隆的御稿箱单髹饰层就涂了有120层左右，在此基础上再雕刻，工艺水平和制式都是顶级的，修复之后的红色御稿箱上雕工精美的云龙纹让人惊叹不已。 除了高超的修复技艺，片中文保工作者对工作由修复到重新认知的感悟更是触动人心。正如镶嵌组孔艳菊所说：“其实修件文物是蛮有意思的，可以了解古人是怎么雕刻的？如何构图的？又是怎么做成的？它又干吗用了？这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实际上都很有意思。是凑合凑合就行了呢，还是就不能凑合，认真对待它，（这样）就会觉得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里面……”——这些娓娓道来的感悟很温和地传达到观众心里，产生共鸣，也使得观众对于文物及文物修复产生新的认识。电视中还有不少反映文物修复工作者业余生活的画面，表面看似乎有游离感，而实际上跟整个片子达到一种契合：舒缓、沉稳而安宁。这一个个场景不仅让观众一睹文物还原后的风采，也目睹了文物修复大师的风貌。比如钟表组王津老师与参加过千场钟表拍卖会的华人钟表收藏家的对话，那种淡定从容源于内心；再有，当经千年岁月冲刷洗礼的木雕佛像修复好要运送时，工人们在捆扎固定佛像，屈峰老师一本正经地说“菩萨你们竟敢这么捆着”，不禁让人莞尔，一下拉近了高深的故宫、神秘的修复者与寻常百姓的距离。 应该说，电视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其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电视观众的期待，期待了解深藏故宫的文物，期待认识那些让文物溢彩生辉的大师，而这个过程又会唤起或衍生出观众更多的期待和思考。 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看作是电视版的概括和补充。 与电视版相比，电影版在画面上、音效上有着电影的特性，强化了视听的效果，文物的逼真性、清晰度都更强了，这些是电视版所不能及的：片头故宫博物院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大门缓缓开启；工作人员进门前驱赶小动物的吆喝声；闭馆日故宫空旷宏大的场面，自行车自由畅行；还有那些凝聚能工巧匠精湛技艺的文物近景、特写一一呈现，画面精美，令人震撼。这可以说是电影版最成功之处。 在叙事结构上，电影版有了很大变化，取消了旁白，以自述的方式出现，更侧重于展示文物修复者的内心感悟，影片更多呈现的是人与文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影片中孔艳菊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清宫遗留文物看起来是一些死的东西放在那里，而你真正接触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精彩非常美，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这种情感的代入和升华，是需要长期的沉淀和积累才能形成的。“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在修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已经把自己都融入到（文物）里头”，“我们保留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传播文化”，木器组屈峰老师的一番话更是把人、文物、文化的关系做了带有哲理的分析。 电影中特别强调了文保修复中的师徒传承，除了传技艺，“不能烦，有耐心，坐得住”成为师徒传承的核心，也是千百年来工匠精神最朴素的体现了。钟表修复大师王津在片中淡淡的话语，不禁让人感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个人能静下心来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并且做得很好也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浮躁年代，这样专注的心境着实不易。这种传承不仅仅是外在表现上的师徒制、授技艺，更有精神上的传承，片中漆专业的闵俊嵘为了修复好古琴还学弹古琴、学做古琴，为的是“可巧手以继拙作，不可庸工以当精制”，敬业而求精，实在令人敬佩。 在影片中突出表现了传承之中与时代和科技的结合：陶瓷组的窦一村戴着谷歌眼镜在做修复，可以边拍照片边记录边修复；修复之前用精密仪器对文物做测定分析；还有3D打印的运用……这些现代科技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文物的损伤以达到更精细的保护和修复，选用稳定性材料修复文物，修好的文物至少五十年不用再动了。看着那些沉寂多年的文物与现代科技、与蓬勃新生的文保力量的交集，仿佛它们也跟上了时代，也有了新的生命。 但是影片中这种自叙为主的叙事结构整体是以混合方式表现的，缺少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人物出场太多、转换太快，有些时候还带有访谈的意味，反而给人有一种拼盘的感觉，因而观众是很容易被这种跳跃性的叙述打乱欣赏节奏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版和电影版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但相比而言，电视版的叙事方式更符合人们日常的欣赏习惯，三集相关联又独立，可以边看边议，轻松而随意；而当人们进入影院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去看一部重在袒露文物修复者心声的电影纪录片时，那是需要相当的耐心的。就像当年沈从文先生的语言、意境都很优美的《边城》被改编成电影，过于淡化的情节和叙述弱化了视听的效果，对观众的吸引力也就随之降低了。 于是，电影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成了一部比较尴尬的作品，有种欲说还休、意犹未尽的感觉，它既不能让去影院的观众充分感受到视听的享受也不能有叙事上的满足，不得不说有种难以言说的缺憾。虽然电视版和电影版视角不同，叙述方法有异，表现手法各有千秋，但不论是电视版还是电影版，文保工作者的精神核心——守望与传承，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毋容置疑是深刻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传达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纵观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史，无论是纪实风格的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处在比较薄弱的状态，但是《话说长江》《舌尖上的中国》《人间世》《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系列优质纪录片的出现，带给观众的是诸多文化的思考与价值观的传达。虽然其中还有瑕疵或缺陷，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影视文化发展的趋优走向，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链接◆◆ 日前，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和故宫博物院联合开展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获批，今年起，30名北京籍初中生将在故宫专家的口传心授下学艺，学成之后，将获得本科学历。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显示，我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万件（套），这些珍宝中需要修复的比例是37.12%。故宫修复部门也坦言，以现在的修复人员把现存文物修一遍至少还需百余年。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