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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层次上追问美之本质，无疑有其价值。但离开生活的 “纯思辨美学”之研究，其价值则大打折扣。 美学融入生活，首先要学会发现美、欣赏美。美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康德认为美是情感之物，黑格尔认为“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二者对美虽看法不同，但皆重视美之感性特征。 生活中的美首先表现为感性之美。它表现为自然的感性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视觉的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则集视觉与嗅觉之美于一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是时序之美。自然的感性之美，乃造化之神功。它表现为艺术家以理性调动情感进而把情感凝结为诸种艺术作品的“创作美”，如音乐、雕塑、绘画及各种文艺作品等，亦给“欣赏者”带来感官之美。这种感性美，为主体所创造，凝结着艺术家的艰苦劳动。欣赏感性美，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它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尤其需要一颗热爱生活、善于感触、善于欣赏的心灵。正是在美的发现与欣赏中，看似平淡的生活亦平添了些许艺术韵味。 美学融入生活，须学会创造美，在创造中体验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人的审美能力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历的丰富与心智的成熟，其审美能力亦逐渐提升，并试图运用理性去创造美。无疑，对美的创造本身亦意味着去体验一种高品质的精神生活。 美的创造表现为心智的自由。德国哲学家席勒认为，美是自由的游戏，通过美，人们才能达到自由：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是自由的；只有在自由中，人才是美的。美之所以是自由的，因为它是超功利的，消解了外在的各种束缚与枷锁，从而让人真正解放出来。 美的创造，是心智与行为的协同，表现为心智（脑）的自由活动，亦势必与艺术的载体 （物、语言符号等）发生作用，并协调身体的其他器官与外在的社会因素，如协调脑与手、人与物乃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由自由驱动的、无功利的创造活动更易于调动、协调主客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在美的创造活动中达成和谐之境，进而“获得”一种和谐的生活样态。 美的创造，同时还是一种“在自由中发现秩序”的过程。美的创造虽无功利之目的，然而，在创造中人们却又不期然而然地发现“美本身”存在着康德所谓的 “无目的地合目的性”。无论大自然中的天然美还是社会生活中的秩序美，无论科学家眼中的简洁美、对称美还是艺术家眼中的浪漫美、线条美，究极处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说、不可分析的隐秘结构（如黄金律的存在，书法中的布局关系等）。正是此隐秘结构的存在，使得人的情感与理性协调并产生共振，激起美感。这种结构或秩序本非审美之目的，亦非人力所能为，它是人的创造力达至一定境界时“带出来”的。人们不禁追问，缘何宇宙间存在此神秘结构？谁赋予了此潜在秩序之结构？进而人们通过“移情”的方式去追问，人们应该以何种姿态生活？对此隐秘、潜在秩序之追问，无疑构成人们由美至善转变之契机。 美学融入生活，要力求过一种善的生活。美，当然表现为艺术，表现为自由、秩序与和谐。然而，当人们在对那种潜在的隐秘结构给予哲学追问时，当人们全身心融入其中去体认美本身时，一种更深刻、更博大、更庄严的“大美”将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油然而出，一种深度的、恒久的人性之美将由此绽放出来。此大美不再局限于美本身的隐秘结构，而是升华到人生乃至世间的最根本的和谐秩序——“至善”。在古人眼中，和谐的社会、伦理之秩序与合理、稳定的政治结构乃人世间的至善。 《论语》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高于《武》乐之处，在于其能尽善。至于孟子，更是将德性之美推至极处。在他看来，美德之充实方是大美，方是永久之美：这种美德继续扩充、推至高处则是圣人。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