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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徽商的戏曲消费 徽商一方面为了结交皇帝，蓄养戏班，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声色娱乐的需要，消费着戏曲。例如赵翼有《康山席上遇歌者王丙文沈同标，二十年前京师梨园中最擅名者，今皆老矣，感赋》一诗：“燕市追欢梦已赊，近游欣此度红牙。岂期重听何戡曲，恰是相逢剧孟家。歌舞夜阑看北斗，江湖身远忆东华。当年子弟均头白，忍不飞腾暮景斜。”[5]诗作感叹的是当年京师擅名的戏曲演员王丙文、沈同标而今已老，所谓“当年子弟均头白”。但观看他们演出或者遇见他们的地点正是在江春的康山草堂。又程梦星族侄程名世《思纯堂集》卷六亦有诗《初冬既望予有白田之行，甫欲登舟，适鹤亭见招观剧，酒间更命歌者以侑。是夕鹤亭亦有事，焦山相伴出城，已漏下三鼓矣。作此奉寄》。[6]程名世这次观看的戏曲演出是否在康山草堂不清楚，但依旧是江春(字鹤亭)所招，可以想见江春等扬州徽商经常消费着戏曲艺术。 康熙、乾隆间的程增及其子、侄孙也是喜爱并消费戏曲的徽商。《李煦奏折》第66条有“再请准纲商程增等分行食盐折”，折中李煦称程增为“殷实良商”。[7]乾隆十三年修《两淮盐法志》卷三十四载： 程增字维高，号蝶庄，歙人，有孝行，父朝聘，乐善好施。增慷慨慕义，克承先志，尝设义塾，教族中子弟，置义田，以赡茔独，于婚嫁丧葬之无力者，皆有常给，见义必为，而平居自视焉如也。好读书，搜讨古今图籍，于河漕盐策诸务、绘图画策尤如指掌，有造江淮，至今人犹追慕之。康熙乙酉，身任濬河，功成恭遇南巡，阅视河工，特书“旌劳”二字以赐。所著有《碧岑诗钞》、《闽游草》藏于家，授内阁中书舍人。长子銮宫浙江金衢道，三子崟，癸巳进士，刑部郎中。[8]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第五次南巡，皇帝曾听过他家的戏子唱戏，《圣祖五幸江南全录》[9]载： (闰四月初六日)晚朝，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 程增的侄孙程易字圣则，号吾庐，是乾、嘉两朝淮北盐务总商。他家寓园中辟有戏园，并蓄有家班演艺其中。《山阳河下园亭记》“寓园”条载：“寓园一名可园，又名可以园，程吾庐副使宅后之园。……有合六间为一间者，曰‘揽秀’，为菊部征歌地。”[10]赵翼《程吾庐司马招钦观剧，赋谢诗》云：“淮水秋风暂泊船，敢劳置酒枉名笺。翻因误入桃园洞，又荷相招菊部筵(原注：去岁因访晴岚，误造君宅，遂成相相识)。玉树一行新按队(原注：歌伶皆童年)，霓裳三叠小游仙。殷勤最是留髡意，别后犹应梦寝悬。”[11]685又《题程吾庐小照诗》云：“买宅淮阴郭外村，手营别墅足邱樊。高情偏忆先畴好，不写新园写故园(原注：君歙人而家于淮，画乃其故乡岑山景也)。丝竹中年兴不孤，教成歌舞足清娱。可应添写梨园队，补作花间振笛图(原注：家有梨园小部，最擅名)。”[11]764 徽商的园亭、家乐既是享受的工具，也是交结的工具，程易的寓园曾借给北平张乐斋司马居住，《淮安河下志》卷六引《淮雨丛淡》曰：“家吾庐副使易宅后有园去且园不远，北平张乐斋司马仕于淮，爱其池亭之美，借以消受，题曰‘寓园’。”[12]程沆有《乐斋主人雨夜留饮，出小部佐酒。四载申谢诗》，其二云：“山公暂作园林主，抽得闲身受听歌。我亦钟情忘却老，青山依旧泪痕多。”其三：“一庭幽绿净无尘，竹肉声和乐句匀。定子当筵歌态别，风流压倒广陵春。”[12]又有《六月十五日，主人招同舍弟寓园纳凉，兼领小部之胜，雨后月明如洗，主人兴复不浅。更命小伶太湖石畔，高低列坐而歌，恍听钧天广乐，不知身在尘埃间矣，漫成八截申谢》[12]等诗记述张乐斋司马借程易的园亭、家乐宴客。 程崟，是程增之子，致仕之后移居扬州为盐务总商，嘉庆十六年修《江都县志》卷六“人物”载：“程崟，字夔周，先世歙人，商于扬。少即从方望溪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登癸巳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兄銮官浙江道，次亦为两淮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授者，皆出擅重名，逐为法部之冠，至今传道之风流，标映衣冠，争艳其福。著《二峰文稿》，刻有《韩笔酌蠡》及他书颇多，《望溪全集》亦其刊也。所著书流布未广，不数十年而板逐零落矣。”[13]南京图书馆藏有其《二峰诗稿》，诗稿扉页有其后裔程庆臻题记云：“公讳崟，字夔州，号二峰，一字南陂，康熙戊子科举人，癸巳恩科进士，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兵部方司主事，升本部武造司员外郎，会考府左司事升授福建清吏司郎中加二级，诰授中宪大夫，著有《二峰诗稿》、《编年诗集》，门人江都吴文湘等编公年谱行世。”[14]《二峰诗稿》中有《题拂水记剧本五首》，可见其曲学造诣之一斑。 徽商消费戏曲花费巨大，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五《马伶传》云：“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间桃叶渡，游雨花台者，趾相错也。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15]徽商出资，两个戏班打擂台，对徽商来说，或许是声色之好与显示豪富兼而有之，这是明代南京的事情。清代徽商用于戏曲消费的费用更多。道光年间，陶澍整顿两淮盐务时发现江春的“德音、春台二班，频年盐务并未演戏，仅供商人家宴，亦每年开销三万两”。②这已经是江春死后的事情，自不比它们主人在世时的投入；它们“仅供商人家宴”，也不比当年准备迎接圣驾时的排场，可尽管如此，每年开销仍然达三万两银子，可以想见，江春在世时，要给它们投入多少银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