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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索因卡戏剧对非洲传统的反思与超越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陈梦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长久以来致力于探索一条非洲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他重视批判反思、认清自我,既主张继承非洲传统,又反对固守非洲传统和过分赞美“黑人性”,强调创新超越、走向世界。他立足于非洲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在批判非洲的迷信落后的同时,通过借鉴欧洲文化和重新审视、选择、调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传统、又全新阐释非洲传统文化意识的新文学,实现了在两种异质文化二重组合中的双向超越。
    关 键 词:索因卡/戏剧/非洲传统/反思/超越
    作者简介:陈梦,女,湖南祁东人,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惠州 516007
    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是非洲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1986年索因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吉伦斯顿(Lars Gyllensten,1921-2006)赞誉他是“古往今来,最富有诗意的戏剧家、诗人和散文家,揭露人类普遍而深刻的社会问题的作家。他能很好继承并综合本土古老神话及悠久的历史与欧洲传统的文化遗产在一起”①。长久以来,非洲文学在后殖民时代的前途与命运是索因卡思考的重大问题。他重视批判反思、认清自我,既主张继承非洲传统,又反对固守非洲传统和过分赞美“黑人性”,强调创新超越、走向世界。他勇于承担时代使命,以自己独特的取舍、独特的视角来接受和评判非洲传统文化,既尖锐批判非洲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和保守成分,也独具慧眼发现了非洲传统文化中一些新颖独到而未被挖掘的和现代戏剧相通的元素。在对传统的批判和继承中,索因卡积极借鉴西方文学,化深厚的传统学养为创新的动力,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特色,实现了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实践从内容到形式对非洲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戏剧又全新阐释非洲传统文化意识的新型戏剧,实现了在两种异质文化二重组合中的双向超越,期盼在非欧文化碰撞之中探索出一条非洲文学乃至于非洲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
    国外对索因卡的研究始于1955年,持续时间长、研究成果十分突出,有关索因卡研究的英文著作已达100多种,研究热情持续升温。国内学术界对索因卡的大量译介和积极关注始于索因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1986年,研究时间很短,研究力度不大,研究范围狭小,视野不够开阔,宏观研究欠缺,研究论文为数不多,研究专著尚未出现。据所见资料显示,国内外评论界对索因卡作品的论述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反对政治独裁与西方话语霸权的范畴,而后者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多数学者以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批评工具,论点大多集中于作品展现的“约西文化冲突”以及“反西方文化”的话题上,从而对西方文明在殖民时期对约鲁巴人的话语霸权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展开批判。虽然国内外也有部分学者不乏客观看待欧洲文化与约鲁巴本土文化对作家产生双重正面影响这一事实,但以后殖民文化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依然占据绝对主流,更多问题还没人涉足。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对在索因卡思想与创作发展变化中的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以下简称非欧文化)双重要素进行过系统而详尽的阐释。索因卡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接受、对非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以及对非欧文化的融合与超越等都有待于系统的梳理和更深入的研究。把索因卡摆在世界文化整体中审视,在多种文化体系交织渗透的语境中把握索因卡精神结构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突破是国内外索因卡研究的必然趋势。
    一、批判反思认清自我
    20世纪60年代初,索因卡从英国回到尼日利亚。当时,民间戏剧、流动剧团在尼日利亚演出迎合观众落后意识,娱乐剧完全占领了小城市和农村的剧场,而大中城市的作家们又大肆宣扬“黑人性”。索因卡反对固守非洲传统,反对过分赞美“黑人性”。他认为“一只猛虎不是整天嚷嚷虎性,而是行动”,现代非洲艺术家的任务不是一味颂扬自己的过去,而是认清自己的弱点(甚至阴暗面)。只有这样,非洲才能向一个合理、平等的社会前进。②因此,索因卡重视对非洲传统的批判与反思、主张认清自我,在创作中既竭力批判非洲的迷信落后,揭示非洲巫术的危害,又鼓励背叛、讴歌离经叛道的人物。
    1.批判非洲的愚昧落后
    索因卡发现,非洲各国虽然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仍处于愚昧落后之中,真正的现代文明并未到来。所以,非洲人在吸收西方文化并没有做到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是将其扭曲变形,从而使非洲落后的东西不但没有根除,反而更加猖撅。索因卡对此看得十分明白,认为这种保守落后的传统是必须抛弃和排斥的,他在剧本《沼泽地居民》(The Swamp Dwellers,1958)、《狮子和宝石》(The Lion and the Jewel,1959)、《森林之舞》(A Dance of the Forests,1960)、《强种》(The Strong Breed,1964)等作品中都对非洲的愚昧落后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在《沼泽地居民》中,“沼泽地”象征原始、古老的非洲文化。“沼泽地”贫瘠、多灾,古老的非洲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崇拜蛇神是沼泽地居民千百年来的共同信仰。他们为了求得饥能裹腹,寒能保暖,把这里最好的土地留给蛇神,把最肥嫩的山羊和小鸡、最时鲜的扁豆、新榨的豆油以及新收的五谷都献给蛇神。然而,虔诚的祈祷和献祭并未让蛇神感动,黑暗仍笼罩着沼泽地,大自然的肆虐仍无法阻止。沼泽地居民每年饱受洪水、干旱、虫灾的危害,生计难以维持生存。年轻的主人公伊格韦祖曾经到大城市闯荡,城市的开放环境毕竟打开了他的眼界,在遭受亲情与爱情的沉重打击后,他再次回到沼泽地,希望土地能给他一点希望。然而,伊格韦祖面对的是洪水淹没庄稼后的一片狼藉。他终于清醒,意识到了沼泽地居民的贫穷和苦难是来自根深蒂固的落后传统,喂养蛇神和亲吻祭司的双足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伊格韦祖最终决定离开生产力低下、自然灾害肆虐的沼泽地,去弥漫西方现代文化气息的大城市再度寻找希望。索因卡通过伊格韦祖的言行暗示尼日利亚只有改变落后的传统、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抨击非洲的顽固保守和落后愚昧是《狮子和宝石》的基本主题。剧本中的老酋长代表着尼日利亚的邪恶势力。对于当地人而言,这位老酋长是一头张开血盆大口,吞食人类生灵的猛狮。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达到永远愚弄人民、谋取私利的目的,他顽固地反对文明开化和社会进步。一方面,他竭力阻挡现代文明的到来,坚决反对在当地修建铁路、兴办学校和普及教育;另一方面,他还利用手中的金钱和权势,顽固地维护娶妻纳妾的落后姻婚制度。索因卡在剧本中对这位顽固保守、愚昧落后的老酋长给予了辛辣的嘲讽、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
    《森林之舞》的立意在于揭示非洲传统的负面影响,引起非洲人的反省与沉思。在剧本中,缅怀先人业绩、接续辉煌历史的“民族大聚会”热闹非凡。应邀前来的宾客中居然有一对300年前的幽灵夫妻。男幽灵曾经是一名武士,女幽灵腹中怀有一个数百年既不得生又不能死的婴孩。他们从森林里钻出来与活人直接对话,对现代生活评头论足,而且迫不及待地要求活人为他们的冤案平反昭雪。然而,“三百年了,什么变化都没有,一切照旧”。他们看到很多历史人物在现代社会得以再生,历史的罪恶与不幸也得以重演。古代的宫廷史学家阿德奈比成了现在的议会演说家,曾经接受奴隶贩子的贿赂,把60名奴隶装进“指头大的船”运走,现在又接受贿赂,把限乘40人的汽车改为乘坐70人,结果造成惨重的车祸;曾经的宫廷诗人戴姆凯现在拥有了雕刻匠身份,曾让他的书记官爬上屋顶去抓回王后心爱的金丝鸟而摔断了一只胳膊,现在又为雕刻图腾驱使他的助手爬上大树伐木而摔死;历史上的王后罗拉现在却成了名妓,曾以美貌挑起了部落间的战争,现在作为妓女又唆使一男人杀死情敌。如此种种,索因卡看到了尼日利亚的历史并非荣耀辉煌,也不值得自满自豪。过去与现在共存,历史和现实出现惊人的相似,现实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历史传统的循环往复。这种局面催人深思、发人深省。
    此外,《死亡与国王的马夫》中的艾勒辛(Elesin)父子是神话秩序及宗教仪式的牺牲品。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思想意志仍停留在古代的神话世界里,一切行动都遵循传统习俗,服从神的意愿,坚信侍从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为国王殉葬,别无选择。古老的神话秩序成为艾勒辛父子的生活秩序,玄虚的神性意愿就是他们的个人意愿。尽管有儿子欧良弟(Olunde)作为替身,艾勒辛最后还是自杀了,现代文明依然无法改变传统的神话秩序。《强种》中的主人公埃芒正直、善良,为了遵守非洲乡村在除夕之夜的除旧迎新的宗教仪式,甘愿作为牺牲品或替罪羊,让人们在半夜之前拖他穿过全村,在他身上涂上色粉,给他灌麻醉药,往他身上倒垃圾、扔脏物、肆意欺凌和咒骂,最后被折磨至死。埃芒没有反抗,因为他认为活着就必须遵守非洲人的神话秩序。
    2.揭示非洲巫术的危害
    在非洲,巫术与非洲各族的传统宗教密切关联,非洲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对巫术深信不疑。非洲黑人部族具有崇尚神秘性信仰的心理积淀,习惯于将人的命运、行为模式与自然现象及其秩序进行异常丰富的具象联想,通过巫术对自然、生命(或非生命)现象作出种种非理性的诠释。所以巫术施行者是超自然的神物(fetish)力量的代理人。神秘的非洲巫术在索因卡的作品中时常出现。他大胆嘲弄那些江湖术士装神弄鬼、招摇行骗的可笑行为,也严厉指出巫术对人们的危害性。
    《裘罗教士的磨难》中的主人公裘罗教士是一个满口玄言、自命为“先知”的江湖术士。他利用非洲居民愚昧无知、信仰鬼神的心理,大肆进行敲诈勒索,丑恶嘴脸在剧本中暴露无遗。裘罗教士一出场就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先知。无论就天赋或是爱好来说,我都是一个先知。我生来就是一个先知。”③自称“先知”在正统的基督教中是大逆不道的。然而,裘罗教士在尼日利亚却可以招摇撞骗、恣意妄为。体面的议员先生为了能高升当上“作战”部长,虔诚而痴迷地聆听他的胡言乱语。在剧本结尾,裘罗教士拣起一块小卵石对准议员扔去。一圈红光(或其他耀眼的颜色)恰好在议员的头顶上闪亮,就像绘在圣像头上的光环。议员吓得目瞪口呆,惊醒之后一骨碌扑倒在地,对裘罗教士满怀敬畏又心醉神迷地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先知啊!”如此的荒唐夸张与极度迷信丑态令观众哭笑不得。
    《路》中的“教授”看似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实际上是一个假借上帝名义、欺骗民众的巫师。他肆意曲解《圣经》,整天忙于寻求上帝的“启示”。在他看来,“这一启示不能在有生命的地方找到,只能到死神身边去找”④。他给司机伪造证件以赋予他们上路的资格,同时为他们的死亡创造了条件。他仿佛在冥冥中操纵着生死大权,在活人与死人之间、阳界与阴界、天堂与地狱、清醒与迷狂之间游移徘徊。人们既敬畏他,又渴望得到他的某种庇护。他的行为怪异神秘,语言晦涩玄虚,貌似高深莫测,实则故弄玄虚,胡说八道。这种言语行为十分接近非洲的原始巫术行为,具有浓厚的占卜者的神秘色彩。
    3.鼓励背叛、讴歌离经叛道
    对于索因卡而言,改革、革命和背叛是同义词。他鼓励背叛,讴歌离经叛道。背叛是其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他说:“在今天的非洲,周围的每件事都会一再地遭到背叛与失败,现实就是背叛的现实。”⑤传统、现实和未来的过渡需要通过背叛来实现。社会前进必须背叛传统,因为传统中的落后模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现实的污浊影响了未来的繁荣,所以只有背叛现实。为此,索因卡赋予自己笔下的“沼泽”、“森林”、“狮子”、“路”、“强种”鲜明的寓意,以之象征愚昧落后的非洲现实、生命力旺盛的原始文化、顽固保守的邪恶势力、艰难曲折的改革之路甚至拯救非洲的先知先觉,讴歌那些敢于背叛传统的人物。
    在《沼泽地居民》中,蛇神至高至尊,是当地农民的图腾信仰对象,主宰一切。沼泽地的老一代居民封闭落后、麻木迷信,确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们尤其无比敬畏蛇神,就连蛇神的栖身居所泥沼也因之变得神圣,不容许任何人对之产生亵渎的言语行为。然而,年轻一代的沼泽地居民的思想开始有所觉悟了。马古里老人的两个儿子相继离开家乡,到现代都市去闯荡。长子阿乌契克通过努力赚取了不少金钱,过上了富裕生活;弟弟伊格韦祖虽然竞争受挫,但他在希望破灭之后终于看清了事实:沼泽地居民千百年来虔诚信仰所谓的“蛇神”贪得无厌,不断制造灾荒,吞没人们的劳动成果。可恨的祭司利用人们对蛇神的崇拜妖言惑众,大肆收刮钱财,谋取私利。于是,他挣脱了传统信仰的精神羁绊,怒向沼泽地里的蛇神发出了不平之鸣,大胆地痛斥祭司的欺骗行为,成为非洲第一个“杀蛇”之人。
    《强种》的主人公埃芒自认为是“强种”的后代。他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在一个小村子里当教师和医生,他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和辛勤扎实的工作而受到了当地村民极大的尊敬和认可。为了拯救白痴儿童伊法达免遭当地愚昧落后的传统习俗的折磨,埃芒甘愿牺牲自己,成为“替罪羊”。他勇敢果断在除夕之夜带着理想光辉的人性死去,以自己的死亡来唤醒当地村民长久麻木的心灵。在索因卡看来,埃芒的所作所为犹如一位圣人在经历过种种磨难之后功德圆满。这种对抗落后传统的“强种”精神必须世代相传。所以,剧本最后还告诉观众,埃芒的儿子出生了,“强种”后代又得以延续,愚昧落后的传统习俗终将被消灭掉,尼日利亚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此外,索因卡“嘲笑过去的光环是如今的悲哀”,是融汇贯通非洲文学和西方思想的重要统一体,反对追求非洲独特性。他的戏剧作品是“颠覆世俗的,愤世嫉俗的,是打破旧传统的”。在1959年伊巴丹一所大学的杂志上发表题名为《号角》的文章中,索因卡明确地指出:“真正的斗争是要与未来西非的作家做斗争,要与外国追求完美的嗜好做斗争。”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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