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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徽商与“花部”的兴起 康熙年间，扬州的戏曲演出可谓如火如荼，前引《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到扬州时，“皇上行宫演戏十一出，系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的记载，透露了一些信息。这次为康熙演出的地点是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的行宫，这位“程乡绅”恐怕就是一位徽商，因为：一，徽州程氏迁居淮安经商者颇众，据《淮安河下志》卷五记载，歙县岑山渡程氏后裔程量越迁居淮安，其子孙繁衍，在淮安和其他地方从事盐、典等业；除了程量越一支外，还有其他徽州程姓在淮安经商，清末李元庚说：“程氏，徽之望族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皆极豪富”。二，这次南巡，康熙自江南回銮经过扬州，住了六天，“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这位“程维高也就是程增，是寓居淮安河下的徽歙鹾商”。[16]既是程姓，又是徽商“料理”进宴演戏之事，“程乡绅”是徽州程氏商人的可能性最大。同时，记载中还有他家出演的“小戏子”有六名的信息，这应该就是其家班的演出。 康熙对戏曲的喜好和六次南巡，使徽商们意识到，讨好皇帝的招数之一就是让他过“戏瘾”。所以他们立即蓄养自己的戏班，“以备大戏”，迎接圣上。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记载的七大内班，从班主姓氏看，大多都是徽商蓄养的戏班。就在这个过程中，徽商头脑的精明和文化素养再一次得到显示：他们知道，一种艺术形式看久了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他们也把握了皇帝的审美心理，戏曲演出不能太雅静，要热闹一些；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水平都要高超，对皇帝可不能马虎。因此，他们在蓄养戏班的同时，特别注意了两点：一是打破昆山腔一腔独霸的局面，吸收花部地方戏作为演出的组成部分；二是从四方招揽高水平的演员和其他方面的戏曲人才。由于徽商资本雄厚，也由于他们要不遗余力地讨得圣上的欢心，这两点他们都完全做到了，从而使徽班出现了新的面貌。 徽商首先对花部地方戏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其表现就是“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记载，当时的“花部”地方戏有“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这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扬州的地方声腔使得扬州剧坛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李斗还记述了花部舞台演出的情况：“凡花部角色，以旦丑跳虫为重，武小生、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门，统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不分门，统谓之女脚色。丑以科诨见长，所扮备极局骗俗态，拙妇呆男，商贾刁赖，楚咻齐语，闻者绝倒。然各囿于土音乡谈，故乱弹致远不及昆腔。惟京师科诨皆官话，故丑以京腔为最，如凌云甫本世家子，工诗善画，而一经傅粉登场，喝彩不绝；广东刘八，工文词，好驰马，因赴京兆试，流落京师，成小丑绝技。”[3]123李斗的记述态度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他指出了花部地方戏“囿于土音乡谈，故致远不及昆腔”，另外一方面，他也认为有的花部演员艺术水平是很高的。 地方戏及其声腔，来自不同的地方，“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而安庆色艺最优。”从安庆来的二簧调显然是受到欢迎的声腔。除了二簧调以外，安庆艺人的“色艺最优”。他们的艺术水平直接决定着徽班的兴衰。见于《扬州画舫录》的安庆艺人有两位：一位是郝天秀，一位是高朗亭。李斗记郝天秀道：“郝天秀，字晓岚，柔媚动人，得魏三儿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赵云崧有《坑死人歌》。”[3]121所谓“得魏三儿之神”，当是指郝天秀到扬州后，受到秦腔演员魏长生(名三儿，号长生)的影响；赵云松即赵翼，其《坑死人歌》见于《瓯北集》。他是安庆人，和苏州杨八官一同被江春征聘到春台班。李斗记高朗亭道：“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关于他的生平和艺术造诣，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嘉庆八年)介绍得比较仔细：“高朗亭，又名月官，年三十，安徽人，现在三庆部掌班，二簧之耆老也。体干丰厚，颜色老仓，一上氍毹，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比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摹拟雌软神情，几乎化境；即凝思不语，或垢谇哗然，在在耸人观听，忘乎其为假妇人。”虽然见于《扬州画舫录》的安庆艺人只有郝、高两位，但是，来自安庆的唱二簧调的艺人应该更多，这从后来的有关北京徽班的伶人传记中多安庆人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实。 唱的是形成于安庆的二簧调，演员也自安庆来，徽班的含义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不仅是徽商蓄养的戏班，也是带着安徽艺术元素的戏班了。当然，它们的蓄养者主要还是徽商。 对“花部”地方戏扶持最用力的当属江春。担任“商总”四十年的江春组建了“花部”春台班。李斗记载道： 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为外江班，不能自立门户，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之类，而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优者，如《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之类。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3]131 从李斗的记载看，江春首先征“本地乱弹”，并起班名为“春台”但因为“本地乱弹”过于地方化，“不能自立门户”，所以转而“乃征聘四方名旦”，吸收外地优秀的演员和更受欢迎的花部声腔，大幅度地提高春台班的艺术水平，他聘请了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名旦”，大大充实了春台班的演员阵容。为延揽名演员，他不惜重金，他给四川名优魏长生的报酬高得惊人，李斗记载说，魏长生“年四十来投郡城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他蓄养的德音班和春台班还招揽了许多演员和乐师，规模相当大；其排场也超出其他戏班，如在“戏具”方面，他的春台班“聚众美而大备”。这些措施，也理所当然地使春台班的艺术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此外，在艺术上他也力求吸纳其他地方戏中的长处。杨八官、郝天秀的入班，古人带来了不同于“本地乱弹”的其他花部声腔，但是江春却不满足，让杨、郝学习正在北京流传的京腔、秦腔，甚至连京腔中的一些小戏都学了过来；“本地乱弹”的丑角虽然也有艺术上的优势，但“囿于土音乡谈”，“取悦于乡人”，不能适应扬州来自各地的观众，江春就聘请了曾经流落京城、说官话的名丑刘八入班。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春台班终于集花部之众长，拥有了雄厚的艺术实力。李斗列举了一些演员，可能就属于春台班，如樊大，“演《思凡》一出，始则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簧，无腔不备，议者谓之‘戏妖’”，用不同的声腔演出同一出《思凡》，其艺术效果当然非同一般，这在戏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又如谢寿子，“扮花鼓妇，音节凄婉，令人神醉”；陆三官，“花鼓得传，而熟于京秦两腔”。[3]131“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就是从江春开始的，花部地方戏在他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