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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政治、情感教育和全球治理 凯伊开启了名流政治和情感教育的可替代实践方式：在他的案例中，明星的角色和肤色会因为其对西方媒体观众的影响力而动员起来，并效力于联合国，以期在美国想要影响和服务的媒体观众、国际社区，以及去殖民化国家之间建立起情感连接。凯伊体现了国际合作和人道关怀的精神，因而被当作全球治理的流行文化技术，该技术通过一系列设计好的教育文献来动员媒体观众，使其成为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全球公民，以完善世界和联合国全球治理的需要。 运用文化外交手段，美国政府将反种族隔离者的愿景和他们的经济、地缘政治利益具体化。尽管西方强权将发展援助和现代化作为一个项目予以拥抱，将其看作管理后殖民时代出现的变化和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所在，联合国提升公共福利的愿望必须贯穿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与之存在竞争关系中。根据1952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 贫穷国家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认知……高水平的生活不仅应为别国公民享有，也有可能为他们享有。对贫穷和疾病宿命论的顺从正在让位于要求更好生活方式的愿望。这一要求出于探索阶段，在发展方向上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但它仍然是建立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的一种力量。(36) 联合国为了对“高期望革命”做出反应和治理，已经增加了技术的支持，发展的项目，并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作为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对发展承诺的提升涉及持续的平衡这样一种关系：发达国家在去殖民化国家不断扩大的市场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新型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上的担忧，以及不可避免的私人资本流动的增加。(37)在相互竞争的目标和利益的治理语境中，文化外交的前景虽然极端复杂，但重要性却毋庸置疑。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力量和种族主义、全球体系中政治经济的极度不平等，以及联合国作为治理机构高度受限的现实，以及不均衡的权力，这些因素都成为文化和传播政策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重要方面，美国在冷战和遏制的意识形态形成后，权力不断增加的现实尤其说明问题。换句话说，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机构，在指导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联合国如何将帝国主义的西方发起人和政客们带到同一条船上？ 丹尼·凯伊介入其中。当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斯科尔德(Dag Hammarskjol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导演莫瑞斯·派特(Maurice Pate)、联合国大会主席维加亚·拉克什米(Vijaya Lakshmi)邀请明星担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时，媒体工业、明星和联合国就被带入了一个激烈的关系中，并孕育了“明星政治”的全新概念，以及情感教育的全新模式。这种教学法的目标并非简单教育美国公民知晓国际事务，以及其在全球社区成员中的角色。刚好相反，这种由凯伊引领的明星外交的情感教育模式，虽然过于谨小慎微，但还是致力于寻求让美国和西方的媒体观众认识世界政府。换句话说，明星政治瞄准的不是去殖民化国家的行为，以及希望按照美国方式行事的本国居民，而是西方国家的公民，以期能够带领他们和联合国发生关系，并生成全新的全球治理工具。凯伊鼓励观众通过支持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帮助的民众的方式来践行国际主义，他因此将明星政治变成了全球治理的文化实践技术。 从很多方面来看，凯伊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讲都非常完美。(38)凯伊早期在轻歌舞剧场和百老汇进行表演，包括他在《嫦娥梦幻》(Lady in the Dark)中扮演的广受欢迎的柴可夫斯基，不仅让他成为了明星，而且也锻炼了他喜剧声乐的能力。事实上，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情感教育的教员时，凯伊插科打诨的才能变得更为清晰。然而，毫无疑问的，凯伊作为安徒生童话诵读者的身份让他成为了引人注目的如《拇指姑娘》(Thumbeilna)、《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和《丑小鸭》(The Ugly Duckling)，向全球儿童展示了凯伊独特的才能。正如电影原声带的唱片封面所描述的：“尽管多才多艺的凯伊已经颇具特色，并出演了许多喜剧电影……1952年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凯伊。他对角色进行严肃和直白的刻画，对人性价值高度理解，且认识丰富。”(39) 联合国、派拉蒙和凯伊的合伙关系公私兼具，其结果是《儿童任务》(Assignment Children)的出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派拉蒙联合出品)，这部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于1954年发行，凯伊担任该片的解说工作，因此获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一次长达7周、历经11个国家的旅程，该片试图回答最基本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究竟是什么？为了贴近观众，凯伊的画外音有一种单纯的诚恳，这也是因为他将自己定位为联合国亲善工作学习者的缘故。在宣称自己仅仅是“不太熟悉儿童工作的人”，他恳请观众不必担忧：“没有人在进行销售演说，没有人需要你掏腰包支付一个镍币。我只是因为参与拍摄了这部电影而感到异常兴奋……我希望你能够看到它，它会告诉你作为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儿童基金对儿童意味着什么。”凯伊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战役，一场为儿童、母亲健康和福利而战的战役。”不仅如此，他还展示了那些在联合国基金工作人员照顾下最快乐的、充满感恩的孩子的画面，以此告诉观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食物和营养项目是如何运作的。在旅程中，凯伊总和儿童呆在一起，担当搞笑的角色，带领孩子们唱歌，在医生和救助者旁边提供帮助。在整部电影中，凯伊坚称他作为娱乐者的存在，其功用远不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电影也再次颂扬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美德和使命： 每个儿童都有快乐的权利。你可以捐赠蜡烛，以及带来欢笑，但除非孩子们能够得到充满机会的未来，并健康成长，这些努力都是全心全意的。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意的规模宏大的、全心全意的工作。我并非在谈论政治……但没有人想目睹饥饿、生病的儿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施以援手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觉得更多的人应该认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这部电影首先在美国院线作为短片安排在长片前放映。为了该片的全球发行，派拉蒙也支付了旁白的翻译费用，旁白被翻译成18个国家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印度语、日本语，以及丹麦语等。总而言之，有理由相信《儿童任务》的观众超过100万，这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积累了可观的收入。(40)在1955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凯伊被授予特殊奖项，《纽约时报》赞扬了这部电影、电影的制片人以及他们崇高的目标：“派拉蒙的国际化努力值得每个人的感激。影片的明星是来自亚洲6个国家的儿童，工作人员的外景地有着疟疾控制团队，或者位于母婴健康中心。为了影片的全球发行，派拉蒙将影片翻译成多国语言，此外，派拉蒙还将收回成本后的利润转交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于此等善举，我们只能说：‘好样的！’”(41) 凯伊作为娱乐者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工作并没有因为《儿童任务》的发行而结束。1956年，凯伊接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另一个项目，这一次，他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爱德华·莫罗(Edward Murrow)的团队合作了《现在请看》(See It Now)。尽管节目的制片商将与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看成一个机会，为新一季的《现在请看》寻求赞助。但凯伊和莫罗均认同应该用纪录片的原则进行拍摄，而不是倚重凯伊作为娱乐者和表演者的身份。因此，这部电影没有既定的拍摄时间表、彩排或者重拍。凯伊解释道：“摄影机就是旁观者，像一个观众一样……摄影机除了给观众展现我的经历之外，毫无作为。这和纯粹的娱乐有点不同。我要在摄影机前表演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多自由的。”(42)24万英尺长的胶片用于7周的拍摄，32000英里的旅程变成了时长90分钟的影片，并作为《现在请看》新一季的开场。制片人利用凯伊的明星身份，并将这个项目定义为“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这个项目不仅让已经陷入困境的节目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也获得了批评界的赞誉。正如《时代》指出的：“这个节目的情节不过是凯伊快乐的经过了村庄、来到了家庭，给14个国家的儿童关爱，其中并没有唐突地提示观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需要资金援助……这不同于普通电视节目常见的浮华和粗制滥造，但却有很多不常见的自发性和假日的光辉。”(4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凯伊合作的第二部纪录片由莫罗旁白，这部纪录片用黑白线条将凯伊刻画成了一个来自利立蒲特的莱缪尔·格列佛，一个被数百个小小人围绕的温和巨人。莫罗的开场白这样说道：“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是一个悄悄实现的开放契约。它是亲善大使凯伊和4000万儿童在没有否决和弃权的前提下达成的互助安全协议。”和《儿童任务》不同，《现在请看》更少依赖旁白和解释，刚好相反，本节目围绕凯伊遇见全球儿童的故事展开，其中包括了舞台秀和自发表演的元素，以及他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工作人员的互动。在尼日利亚，凯伊活泼地和麻风病患者跳舞，这样形象和冷静的、科学的解释麻风病并置在一起；在特写黑人儿童尸体的前后，提供的则是麻风病令人困扰的后果，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药物治疗可以治愈这一疾病的解释。影片以莫罗和凯伊坐在联合国安理会空荡大厅结束。影片用最后一个场景阐明该项目的宗旨，由于凯伊自己长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莫罗根据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问了凯伊一系列问题，问题围绕个人如何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展开。影片突出凯伊放弃片酬这一事实，以及电视节目有助于国际善意传播的潜力，该访谈以一个温和的请求结束。影片小心翼翼地避免用命令的口吻要求观众对影片做出回应，凯伊解释道：“如果他们相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找到最好的帮助之道……他们的道德和良心将会指引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