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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国际电影节中部分获奖的中国电影为世界提供了东方想象的凭附，这种多元维度与语境下的影像话语叙事成为民族心灵成长史的宝贵片段，也为建构民族文化记忆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框架。影像除了推动文化与精神间的交流，还需要在表达过程中形成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内在体认，并不断坚守与维护本民族文明的价值立场。影像叙事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力，民族文化记忆与民族文化形象需要以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符号性转化，并通过叙事空间内的反思与批评呈现出富有历史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深切探寻。民族历史记忆内部对自身价值主体的认同和思想生产力的锤炼，往往需要寻译哲学层面的符码，以实现对民族思想与哲学遗产进行再次传承，影像叙事的灵魂就在于其所传达的精神理念，而是否具有民族精神内核决定了其本身究竟能走多远。 关 键 词：记忆载体；影像话语；叙事结构；价值体系；民族形象 作者简介：李娟，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文艺学与文化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中国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2014BWX031）阶段性成果。 民族文化记忆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也是对历史实施的一种重构，同时也成为对当下社会性的建构。就某种程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和仅仅是接受者主观情感、社会问题影响下的历史记忆的产物。影像能够通过媒介与艺术的融合构成共同的视觉经验，通过截取与借助历史素材参与到历史记忆中，从而成为强化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因子，可以通过影像叙事的预设探讨民族文化记忆并借助此种力量实现向社会认同的转化。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成为生产象征符号体系的加工厂与分配文化资本的重要渠道，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的部分中国电影为世界提供了东方想象的凭附，这种多元意义的维度与语境下的影像话语叙事成为民族心灵成长史的宝贵记录片段，也为建构民族文化记忆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框架。本文以考察中国大陆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中的部分获奖电影为对象，探讨影像的主流叙事与民间叙事在贯穿整个中国影像自我想象中的特质，而这种自我想象本身也成为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民族个体记忆的内在体认与传统叙事 民族文化记忆中的个体记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成为社会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建构的结果。个体记忆往往被放逐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记忆的建构与叙事主体及媒介相关，而民族文化记忆实际上是民族个体记忆的总和。影像话语叙事不仅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表象之一，叙事本身也是记忆形成的一种建构过程，成为社会文化心理无意识的表征。同时，影像也成为显性与隐性层面承载着民族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以镜像的途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重要方式。影像话语的技术力量可以唤醒并存储民族的共同记忆，也为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提供了认同的共生性叙事空间。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表达，除了推动文化与精神之间的交流，影像还需要在此过程中形成民族文化记忆的内在体认，坚守与维护本民族文明的价值立场。对不同类型的影像叙事进行文本解读，揭示现代性进程中自我想象的表意实践、形成机制与潜隐原因，这本身也成为民族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哪吒闹海》参加第32届戛纳电影节，该片通过神话故事中对既定权威和生活秩序的反抗表达，将中国的影像带进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中。神话中出现的意象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结果，文学中的神话原型往往是民族个体记忆沉淀的过程。“哪吒”实质上传递了民族个体的复杂心理与心灵寄托，通过哪吒的文化形象建立起的叙事空间为民族个体记忆留下了重要印痕。正是在民俗性的不断展演仪式中，对于神话人物的内在体认感与认同感逐渐建立，由此沉淀的民族构想也得到了某种巩固和延续。“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与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1］由此，以影像形态为表征的中国文化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开始寻找体现自身独特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途径。《三个和尚》获得第 3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和尚”以富有民族独特文化意蕴的宗教符号唤起全球华人的熟悉感与认同感，并以此推动个体记忆与民族文化记忆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想象性建构的逻辑起点在意识形态及现实秩序之间是保持了某种张力的。东方影像的觉醒需要对历史记忆进行改写、整合并加入新的想象以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影像叙事也成为推动民族文化记忆话语重构与传播的内在驱动力，为进行想象共同体的组织提供了共生性空间。借助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成为进入世界视野中的最基本的文化文本，也成为以影像话语建构民族个体记忆与民族形象谱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成为日后深入到其他民族集体无意识心理中进行普遍交流的领悟模式。这些影像在先验性地寻绎深层民族文化记忆的同时，依旧保留了人类童年的赤子情怀和思维方式，对人类远古神性世界和人生哲思的探寻更使其充满了诗意的期待与东方式的守望。 影像的传统叙事为建构民族个体记忆和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多维空间，话语在不断解构西方作为一种知识与价值制高点优势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中国影像的主体性话语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红高粱》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影片步入国际视野，以自身的话语观念与形态表明中国的民族影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其意识形态蕴意与西方的阅读期待相适应”［2］33，试图依靠对民族自身结构、观念及形态关系的描绘引起异质文化的关注。《红高粱》中关涉的符号、故事、情绪基本是从民族个体无意识中汲取出来的，是在对人性原始生命力及民族的深层气质进行内在浸润之后彰显出的文化意象。这些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情感体认铸就了民族的价值意蕴内核，也开始形成独特的社会意识与历史记忆。在民族个体心理动机下，由具体的影像文本转化为自我想象与价值沉淀，需要以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符号转化，通过叙事空间内的反思与批评呈现富有历史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探寻。另一部获奖作品《孩子王》以较为深刻的寓意和强大的承载力对个体的“知青经验”进行形而上的书写，在特有的视觉象征和哲学话语高度上彰显出重构历史记忆的冲动，在文化与生命象征表意功能的叙事环境中，通过对荒谬的嘲弄与对变化的期待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批评性探寻。民族的个体记忆囿于潜藏的主观文化心理意识，影响了特定时期民族信念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而这种个体记忆很可能会由此形成一种习惯性力量。影像话语有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民族个体记忆中的主导性语言，生命个体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着认同感或归属感，影像带来的叙事记忆往往脱离了具体事件造成个体意识的空洞无物。例如，《本命年》描摹的疼痛让城市变革中的个体记忆与人性复归紧紧相连，模糊的城市意象传递着人类生存中的萧条，富有诗性审美的话语在非叙事的影像意识间流动，残酷地展现了人们精神深处的巨大黑洞。影像彰显了对个体生命意识演变的关怀，以冷峻与慰藉见证与展示着民族行进中的精神图景。以国际三大电影节为依托，中国影像逐渐搭建起了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构型的框架，影像在叙事空间内开启了突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积淀，包括固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生存方式等潜在隐性因素，在批判意识中建构与言说着生命个体与深层人性的共生性景观，同时也成为文化心态裂变的现象性结果，却为经过文化整合而形成新的民族话语表述系统奠定了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