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宋代绘画，因文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稳定，无论院体写意，皆能堂而皇之，典雅端正，甚善；至于元代笔墨，则因文人大多落魄江湖，纵情写意，散逸放怀，也算恰如其分。明代画家则不然，或攀附权贵，或托身名流，或隐迹于朝堂之上，或显踪于江湖之中，愿与不愿，大多不能安分守己。是以其整体绘画水平较宋元来说，绘画风格确实迥异多姿，格调品味却多有不足。 且看明初，年迈的王蒙不甘心于泉林，非要迎合新朝，以致身死道消。若说他修养不高，见地不够，功夫不深，皆非确解，还应是道心不坚，笔法过露，用力太过的缘故。夫子曰：“过犹不及。”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可惜啊！画道匿彩，世事凋敝，前人误导于前，后人匍匐于后，现在的画家、评论家、乃至藏家都喜欢以笔墨习气、形式构成、或者市场价值等外力因素为绘画品评标准，忽略了绘事的整体性，强调了绘事的专业性；忽略了文化的统一性，强调了个体的特殊性。虽然立宗成派，可以斩获名利，行为结果的是非好坏，也是各有持见，但于身在绘事之中的人来说，俗务越多，则其于画道体悟必然越来越远。 清初的王石谷将画道不彰归咎于画派流弊，说：“洎乎近世，风趋益下，习俗愈卑，而支派之说起。文进、小仙以来，而浙派不可易矣。”明代之前，确实有画家画风，鲜少画派，即使马远马麟这样的绘画世家，似乎也未曾创宗立派。明初浙派之后，画家们莫不以习气为宗，利益为派，或曰创新性灵，或曰与古人一个鼻孔出气，实则都关乎利益纠葛，真正洁身自好者少之又少。至于王石谷说画家应“代为师承，各标高誉，未闻衍其余绪，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苍浑，云林之澹寂，仲圭之渊劲，叔明之深秀，虽同趋北苑，而变化悬殊，此所以为百世之宗而无弊”，这个观念正确，却很难落地了。 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变化，文化的世俗化在市场经济中逐渐成为一种大势。画家的专注度不再集中在精神世界的完善，而在于迎合现实世界的种种需要，比如作为浙派祖师，戴进笔力深厚，墨色偏黑偏重，气势作强劲、雄健、豪放想，虽然视觉效果不错，但其文化底蕴低，绘画的精神内涵不足，甚至其创作的目的也非传统意义的自娱然后娱人，而是专注于取悦他人。先是取悦皇室，后是取悦金陵权贵，至于最终没能如愿，那是个人际遇的问题。同样，吴小仙放荡不羁，绘画中颇多轻佻气息，与其沉溺于金陵豪富的奢靡淫逸之风颇有关联，是以其画格调不高，实则算不上一流画家。至于“画状元”的称呼，只能说他的画比较符合明代皇室的口味而已。后人倍加推崇，也是因为后人过于看重世俗权力。 非常遗憾，明代之后，诸如权势、地域、派系等诸多外因开始从根本上腐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画家对于绘画的关注度逐渐从内而外出现了世俗化转变。画家不再以卖画为耻，反表现出一种“不使人间造孽钱”的“潇洒”。这是画家的自觉工匠化，产业化，是一种文化品位上的自甘堕落。同时，由是出现了利益纠葛，继而出现了门派观念，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代文化人开始放弃“但有仁义而已矣”的理想，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这是令人伤感的趋势。于市场规律来说，垄断才会使利益最大化。所以，画家们开始抱团，可以地域化，开始以取悦市场为目的“创新”艺术形式，自此，中国绘画发展的轨迹出现了偏差。 不能否认，明代文人群体确实对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堕落进行过抗争，浙派画风很快被以沈周、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取代。但是，以画派取代画派，宛若饮鸩止渴，在发展节奏上其实已经随着世俗化的风气而变化，以火救火，很难有什么大效果。相传沈周晚年出行，一路上都有各色人等列队围观，也有大胆者要求签名留念，这跟今天的粉丝捧星行为何其相似。当然，这不是沈周的错。作为忠厚长者，他并不看重绘事，不在乎有人仿造他的画，更不在乎世俗名利，一心专注于照顾父母，修身养性。可是，有很大一个团体需要他作为旗号，需要依托他成立一个利益团队，这是沈周的幸事，却是整个明代文化发展的不幸，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幸。 杜甫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世人喜欢耳鉴，所以画家爱名，世人喜欢利益，所以画家立派。可是，如果有画家能抽身而退，立于高处，立刻就能了解洞悉那些所谓的山头是何等渺小，世俗所珍惜的富贵权势是如何虚妄，以此心观照绘事，画道彰矣！画道即彰，传统文化的复兴自然也指日可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