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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赵孟頫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虽然生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截然相反的命运，但对于艺术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解，正是这种相同或相似的理解，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观。首先苏轼在书法上提出“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无意于佳乃佳”的理论，进而他又将此种“尚意”原则运用到绘画，强调“写意”性，反对“形似”，并提出“士人画”的概念。这些理论不仅使宋代书法有了“尚意”的特征，而且还催发了“文人画”的诞生，并为中国画最终定位于写意艺术奠定了基础。赵孟頫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将其深化，他不仅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用笔千古不易”，而且还将书法的审美与创作原则具体应用于绘画，从而确立了“以书入画”的中国绘画基本原则;同时，他追求“古意”、注重“内美”、崇尚简约的艺术理念及风格特征也深深影响着当时及后世的创作。  苏轼与赵孟頫 在中国书画史上，苏轼与赵孟頫分别以其超卓的观念与实践构成了艺术的接力，他们前赴后继，引导了一场艺术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是如此之大，几乎成为他们身后每一个艺术家思维与行动的准则，直到今天我们还深受它的影响。 一、两种命运，一样心绪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与赵孟頫生活的年代相去不远，他们都曾是当朝的重臣，都是诗、书、画全能的大家。然而，他们又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由于迥然不同的性格，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命运与人生遭遇。但我们细细品味，发现他们的内心却又具有多重的一致性。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位前后相差200多年的士大夫竟是以几乎相同的观念与实践，影响和带动了中国艺术的变革。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书香门第，聪明早慧，从小就受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的影响，酷爱读书，年及弱冠，便已“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1]，嘉祐元年(1056)，未满20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便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从此，他才学名重京师。嘉祐六年，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苏轼 渡海帖 苏轼为人，“赋性刚拙，议论不随。”[2]“忠规谠论，挺挺大节”[3]，“遇事敢言”、“刚正嫉恶”[4]，“专务规谏”，以致“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5]因此他的遭际常常是“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6]，历经宦海沉浮，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屡遭贬谪，成为整个宋代命运最为坎坷的文人士大夫。苏轼一生离京外放3次，分别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颖州、扬州、定州等8处共担任了16年的地方官。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出狱后被贬谪黄州团练副使。绍圣元年(1094)，他又被以“诽谤先帝”的罪名从定州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此时他已57岁了。就在奔赴贬所的途中，朝廷又三传贬命，再贬为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以苏轼在惠州写诗托意讥讽朝政为名，再次加重迫害，将已60岁高龄且精力疲惫不堪的老人贬到更边远的海南昌化。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立，苏轼才被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7月28日，病逝常州。终年65岁，追谥“文忠”。  苏轼 天际乌云帖 苏轼是北宋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1039-1112)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他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领域，他几乎无不精通：诗词、散文、书法，他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对音律、医学、金石、饮食、养生、环境学等也颇有研究;苏轼还是著名的政治家，虽然一生与王安石(1021-1086)推行的“新法”磕磕碰碰，但他始终从百姓的疾苦与国计民生出发提出自己对于社会的治理策略;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环境治理者，杭州、惠州、儋州等地有后来的面目，均受惠于他;他还自己捐资，与政府合办医院，免费为百姓治病。[7] 苏东坡从政40年，在地方做官33年，在朝廷7年;执政28年，被贬谪12年，一生颠沛流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8] 这首悼亡妻词或许是苏轼命运最好的写照，然而他却是天生的乐天派。  苏轼 一夜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9] “此心安处是吾乡”，面对如此苦难人生，有此种旷达境界，大约惟有东坡能做到!所以当他年近知天命之年，听到自己被贬岭南蛮荒之地(英州)的消息时，尽管内心十分凄楚，但并不会绝望。  竹石幽兰图卷 赵孟頫 元代 26x380 相比而言，赵孟頫幸运得多。尽管他身处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作为宋氏王室宗族、又是“南人”的身份常令自己战战兢兢，甚至有些自卑，但他成年后的境遇却是我们大感意外。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他本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十一世孙，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四世祖崇宪靖王赵伯圭受赐第湖州(吴兴)，于是，后世一般称赵孟頫为湖州人。 赵孟頫生性聪慧，天资上乘，读书过目成颂，为文操笔立就。其自幼(12岁时)丧父，14岁时因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选法，调真州司户参军。生母丘夫人激励他发愤读书，说：“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赵孟頫“由是刻厉，昼夜不休……”[10]同是湖州人的元代诗人戴表元说：“子昂才极高，气爽。未弱冠，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11] 赵孟頫23岁时，属于赵氏家族的大宋王朝灭亡了，夺取天下的蒙元政权对汉人采取了高度歧视的政策，在这其中，那些身居长江下游的江南人更是被视作“另类”，属末等，几乎没有被重用的机会。“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12]。“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13]  闲居赋_赵孟頫闲居赋 局部 作为王族后裔，青年赵孟頫闲居家中，有才无处施，自然有说不出的苦闷。其母又告诫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14]于是，赵孟頫于学更加精勤刻苦，期望有所成，以图进取。不久，赵孟頫即与钱选、王子中、牟应龙、肖子中、陈天逸、陈仲信、姚式被人并称为“吴兴八俊”，声闻遐迩，达于朝廷。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32岁的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1249—1318)举荐给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世祖见其才气英迈，神采焕发，举止超俗，容仪非凡，十分欣赏，甚为亲重，赐官集贤直学士。元仁宗时，他又被拜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一品，故时称“赵承旨”。 身处异族朝廷，虽为一品大员，赵孟頫也不得不谨小慎微，收敛言行，《元史·赵孟頫传》中说他“公性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但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之人，更不是一个气节不全的软骨头。论性格，赵孟頫其实赵也是一个直率之人。他有诗说：“我性真且率，不知恒怒嗔。俯仰欲从俗，夏畦同苦辛。”[15]当今著名文化学者徐复观说：“赵松雪心灵上的清，是来自他身在富贵而心在江湖的隐逸性格。”[16]赵氏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敢于直言，常思及“余惟上为国家，不为吏民，慎谨兴息。”[17]他的诗文里充满了“愁”、“忧”、“伤”、“苦”、“怜”等等表现忧愁苦雨的心理状态的描状语汇。他深知元世祖提拔他也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此作为安抚南人的一种手段，所以在他外表光鲜、荣华富贵的一生中，内心始终有一种焦虑。他著名的《罪出》、《古风十首》正是他仕元宦途的真切感受的流露：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拢缺拜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赵孟頫《罪出》) 山深多悲风，日暮愁我心。玄云降寒雨，松柏自哀吟。(赵孟頫《古风十首》) 身为元廷要职，赵孟頫的内心竟也与踯躅在被贬谪路中的苏轼一样悲苦!  归去来辞 赵孟頫 元代 于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风吟月归去休”[18]不仅是其妻管道升(1262-1319)的规劝，也这位风光无限的元朝重臣真实的内心独白。所以，忽必烈去世后，赵孟頫生出退意。仁宗延祐六年(1319)，65岁的赵孟頫终于南归故土，以山水画自娱，了却余生。 苏轼，赵孟頫，以他们的才华占领了各自时代的精神最高峰，尽管一个命运多桀，一个频步青云;一个赋性刚拙、旷达敞亮，一个谨小慎微，但他们的内心都是为了追求安宁。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除了诗词，便是书法与绘画，还有自然的山与水。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赵孟頫《自警》)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苏轼《石苍舒醉墨堂》)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 然而，两座文化巨峰的“闲情逸致”，他们看似“不经意”的言与行，却实实在在引导了北宋以后大半部中国艺术史的走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