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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前的花，身后的果 1322年，69岁的赵孟頫在读书写字中走完了他矛盾、迷茫、尴尬而又荣耀的一生。死后被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 此时，离苏轼过世已有221年。 苏轼与赵孟頫，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中两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但他们，一个是气节的化身，另一个则是失节的代表。 《中国艺术精神》的作者徐复观先生如此评介赵孟頫：“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其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这便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更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48] 寻绎赵孟頫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逻辑——发奋读书，获取功名，入朝为官，然后隐退故里，与诗词、书画为伴了却一生。无论作为政治家的赵孟頫，还是作为诗人、书画家的赵孟頫，也不论是心境平和的赵孟頫还是内心纠结的赵孟頫，都没有脱离这一逻辑。 或许，苏轼也应是这样的逻辑。可惜流放的人生，并没有让他获得“隐退”的机会。 然而，不论“隐”与“不隐”，作为艺术家的苏轼与赵孟頫，都始终“在场”。 苏轼、赵孟頫两人虽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他们都面对某种困境。这种困境，在苏轼那里，是北宋宽松的思想、繁盛的文化映衬下的他个人一贬再贬的命运;在赵孟頫那里，是隐藏于他个人一帆风顺的仕途和荣耀之极的身份之下的元朝统治者对于思想的禁锢、对于文化的漠视和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摧残。 历史就是这样地“有趣”：苏轼与赵孟頫这两位中国中古时代不可或缺的文化精英的“幸”与“不幸”正好相反!然而，他们的可贵也正是于此——无论“幸”与“不幸”，无论这种“不幸”发生于社会还是发生于个人，他们都默默承受，一如既往，那怕背负骂名，甚至身败名裂! 苏轼在人生的几番沉浮中，特别是十多年的被贬生涯中，成就了大业：不仅写下数量可观的足成为中国文化史经典的散文、诗词，而且将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带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单举书法实践的例子，他在被贬黄州期间于贫寒、病痛交加中写就的《寒食帖》成了“天下第三行书”;书法“宋四家”中除了他自己和蔡襄外，其余两个都与他有关：黄庭坚是他的弟子，米芾是他的追随者。 尽管一生中充满不幸，但我们仍然不需要指责北宋，因为它是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历史中最为宽松的时代。苏轼生在变革的时代，碰撞是必然的。也许，苏轼正是通过自己命运的坎坷完成了一次民族精神的救赎。所以，在他的身后，我们的文化中多了一份“写意”与乐观。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眼里，赵孟頫一直是一个“变节分子”，因为大宋王室宗族的他竟然去蒙元朝廷做官，充当压迫自己同胞的异族政权的帮凶。 生在异族统治的时代，赵孟頫精神上必然会遭受重压，何况他服务的这个由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政权只相信武力、重视硬实力，不仅变农田为牧场，而且还废弃科举，更将读书人贬为“臭老九”，致命社会出现“九儒十丐”的现象。在如此艰难的时世中，赵孟頫进入蒙元朝廷，尽管身为一品，但时时处处受到猜忌与防范，所以做的工作极为有限，但凭着翰林学士的身份和文化影响力，客观上承担起了中华(主要是汉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并且又通过自己的诗词、书画引导那些因国破家亡、仕宦无途而无限苦闷的读书人舒缓情绪、平和心态。 赵孟頫用颤颤巍巍的手，在幽暗、逼仄的通道里点燃了一支灯，让整个元朝透亮起来!这个本不懂文化的短命王朝，由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亮点。 然而，他的温和、委婉、中庸并没有获得后世人们的一致肯定，甚至是那位以虚静、冲和出名的明人董其昌(1555-1636)也对他颇不看好：“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49] 书法如此，他的绘画特别是他的山水画的命运也是如此。“赵孟頫虽被举为画坛领袖，……由于元代以山水画为主要画科，赵孟頫涉猎虽广且皆有造诣，但其山水画却不足以代表元代的最高成就;元四家以山水画为主，虽面目各异却代表着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水准。所以，从元代绘画的发展趋向和艺术成就看，赵孟頫只是起到‘提醒’品格、指明方向的推动作用，真正代表元代绘画的是元四大家，元代绘画的艺术个性和创造水平直到他们才显现成熟。”[50] 的确，赵孟頫无论书法还是绘画，表面看去，并无多少变化或创造的成份。他的书法，历史上虽谓“赵体”，也颇具个人面目，但外表上一律是温和、均衡;他的山水画，既无特别的构图，也无特殊的笔法(皴法)，更无繁复的空间层次，他只是一味地用简约但饱含书法意味的笔墨将山水、树木铺展于地平线上，然后一切交给观者。 这样的书法、这样的绘画，难免不受指谪。但也正是这样的书法、这样的绘画，引导中国艺术从雄奇、壮美、繁复走向平静、广阔、简约。无论是同时代的鲜于枢、邓文原，“元四家”(王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还是明代的董其昌、祝允明、“吴门四家”(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等，莫不受其启发或影响。这样的业绩，难道还不足以代表元代艺术的最高成就?! “赵子昂忍辱于元朝，本身也担负着将文化和艺术的传承和延续。他承载着恢复和弘扬汉人传统文化的内心使命，以温和委婉的方式渲泄他的悲愤，以中庸去抗逆一个新朝。他提出的复古，就是心灵上寻找渊源和根部，在那么复杂纷乱的环境，你不能不膺服于他身上所具有的神性，太多的怨尤，太多的愤懑，太多的委屈，化在他深刻的孤绝里，他从晋唐里获得力量，从钟繇、二王那里获得养份和勇气，他得尽古法而有了强烈抒情形成自已的风格。”[51] 赵孟頫一生背负骂名，身后还指谪不断;他的理论只有片言只语、零零星星;他的艺术波澜不惊、简约平和。但自他开始，中国的书画艺术有了很大不同： 追寻“古意”、追求超逸的境界，成为艺术家们的共识。 书法在绘画中具有了决定性意义; 文人士大夫正式成为绘画创作的主体; 简约、写意的水墨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要形式; 艺术创作成了作者怡情养性、平复情绪、标举精神、完善自我的手段; 诗、书、画、印结合成为一种规范和传统。 性情不同、际遇不同、环境不同，但是苏轼与赵孟頫对艺术有着大致相同的感怀与理念，并且都将他们变为亲身的实践。这种前赴后继的从理论到行动的实践，在宋、元之际串接起一条艺术精神之链，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创作。 在他们之后，几乎中国的每一个艺术实践者都受其影响，得其恩惠。但对于他们的意义，我们或许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全然陌生。 注释省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