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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铁夫、冯钢百等中国最早一批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并创新的油画家，到王肇民、胡一川等进一步探索西方绘画语言的中国化，再到“二高一陈”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以革新中国画，在中国美术从传统转向现代、吸纳外来艺术的过程中，广东美术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其区域性和独立的个体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兴趣。 在日前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传承·建构——广东美术馆建馆二十周年学术论坛”上，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中国近现代美术与广东现象，围绕社会进程与美术创作的辩证关系展开讨论，以期从内容到形式为广东美术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文脉逻辑。 从澳门看中西文化的漂移 “广东美术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是沟通南北的文化通道”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认为，澳门是这个文化通道的起点。“进入美术史视野中的澳门是与耶稣会士传教事业的造型艺术活动，如建造教堂、制作圣像、刻制并印刷《圣经》插图等相伴随的。利玛窦曾说，‘中国人对油画一无所知，不懂得在绘画上运用透视关系’，但看看早期在澳门的书籍以及一些《圣经》插图，里面都有关于透视法的运用”。他认为，对于粤港澳三地画家之间、画派之间以及不同画种关系的研究，对区域文化的整体生成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深入讨论。 文化批评和视觉文化研究者冯原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比作是文化漂移，“其实文化漂移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起点是讨论生物种群在变异的过程中一种随机漂移或变异，文化也一样，只要人群开始向外扩张和流动，就会产生文化之间的漂移现象。”他把最早的文化漂移或者说是文化传递分成两类，一类叫纵向传递，一类叫横向漂移。 “英国油画家乔治·钱纳利在英国不太著名，后来他去了印度，再到澳门，教会了一帮中国人画油画，其中包括关乔昌。从钱纳利到关乔昌，西方文化远渡重洋来到珠江口，文化发生了横向漂移。”冯原说，“而从英国的美术视角来看，其实钱纳利是雷洛兹的学生，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纵向传递过程。” 但冯原认为，钱纳利到关乔昌的漂移关系是一种局部现象，是没有自觉为文化的文化，他们是在技术的角度上学习，在商业的角度上去工作。直到20世纪后大批学生留洋，主动去“他者”文化中学习“他者”文化的技术和经验，并返回母国，用习得的经验和技术为母国的文化重建来服务，才是所谓的文化自觉阶段，也就是现代阶段。 广东美术的非正统主义现象 在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涛看来，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广州除了走出了林风眠、关良、苏天赐、罗工柳等现代中国美术的开创者，也涌现了很多非正统主义的现象。 比如说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来自广东澄海的王远勃的作品《坐舞》入选，这幅作品将一个女性裸体的腋毛也呈现了出来。“我相信在今天这件作品不可能入选全国美展，奇怪的是这样的事情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蔡涛说。有意思的是到1935年，成立于东京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对于超现实主义运动、对于野兽主义在全球流传的直接回应，以及其创会成员梁锡鸿、赵兽、李东平均来自广东。 除了这些奇怪的现象，蔡涛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个体，比如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苏仁山。“每次看到苏仁山的作品，我都会产生这样问题：究竟我们应该把他看成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的部分，还是讨论近现代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把他纳入进来，尤其是在讨论广州、香港、澳门的外销画艺术的同时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他的绘画语言没有上下文，好像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