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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剧种研究的升温，还与开设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高校以及学位点迅速增加相关联。戏剧研究学术群体规模的急剧扩充，滋生了对新的研究课题的强大需求。分布于各地的高校学科群与地方剧种的距离最近，获得相关资源最为方便，或受地方政府委托，或出于更纯粹的学术目的，非常之自然地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地方剧种，中国戏剧的多元格局因此得到更清晰的展示。 地方剧种研究不仅是戏剧与影视学科的学术新成果的重要内容，同时对音乐、舞蹈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群体也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音乐学科内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同于“非遗”视野的地方戏剧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人类学色彩的民间戏剧研究，在地方剧种研究领域相对表现出更高的学术水平。受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6]影响，对各地方剧种的民间剧团的田野研究，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风气，尤其是因地方剧种多数均拥有独特历史和鲜明风格的音乐传统，它们迅速成为具有民族志特色的音乐研究的对象，大大开拓了戏剧研究的视野。其中，如黄虎的环县道情音乐研究，孔培培的拉魂腔研究等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地方剧种的戏剧学和音乐学兼具的跨学科研究的这一新方向，既不同于从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安波到当代学者乔建中、刘正维等从音乐研究角度开展的中国传统戏曲的音乐研究，也不同于从何为开始，由海震、路英昆等新一代学者承继的戏曲角度开展的戏曲音乐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性，且有方兴未艾之势。 尽管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但是相对于中国戏剧这一庞大的研究对象，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工作，其实成果还很有限。然而近年里，这一方面的工作有了明显进展，成绩非常显著。 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既是戏剧研究不断推进的前提，同时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结晶。继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7]出版后，《全明戏曲》的编撰获得了重大进展，《全清戏曲》的第一编已经出版，这些都是中国戏剧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的标志性事件。域外戏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果显著，黄仕忠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对日本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戏曲相关文献所做的全景式扫描，并且通过为上述文献撰写提要做的极具学术价值的介绍，都将戏剧文献整理出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8]及《续编》(共14卷)的出版，为晚清京剧诞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基础；八卷本《梅兰芳全集》[9]的出版，更是梅兰芳研究史上的重要节点。此前有关清代京剧历史的研究，学者们只能依赖两卷本《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增添的资料数量有十倍之多；新版《梅兰芳全集》收录了200多篇梅兰芳署名的文献，此前出版的《梅兰芳全集》只收录了几十篇，只是他存世文献的极小一部分。这两部资料的问世，对京剧和梅兰芳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福建《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的梨园戏剧本整理、四川省川剧研究院编撰的《川剧传统剧目集成》，为各地全面搜集整理各剧种的传统戏曲剧本，做了极好的示范作用。浙江、安徽等地的传统徽剧资料以及各地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剧种资料的搜集整理，都有了卓然可观的成果。张大新主编的《樊粹庭文集》是民国年间对豫剧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担任许多新剧目编导的樊粹庭存世资料的汇集，为豫剧现代史提供了极珍贵的一手材料。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留下的传统戏剧资料的整理工作才刚刚开始，仍有海量的资料在尘封中无人问津，但是在政府对地方戏剧高度重视的背景下，为响应地方戏剧研究推进所产生的强烈的资料需求，相关的剧本与其他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将有可能出现井喷式的发展。 《张庚文录》《田汉全集》《焦菊隐文集》《王季思全集》《谭霈生文集》《齐如山文集》的出版，是戏剧资料整理出版的另一类型。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理论大家，几乎每部文集都代表了现当代中国戏剧史或学术史的一支脉络。学苑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戏剧文献资料的出版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戏剧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出现的这些可喜的重大成果，同时也伴随着方法论层面的突破。有关戏剧文献的整理，一直有不同的学术取向。首先，现当代戏剧研究所需要利用的文献类型与古代戏剧史研究所依托的文献类型有明显差异。古代或现代书籍这类正式刊刻的出版物固然很重要，但是考虑到戏剧很强的民间属性，如果不注意晚清以来大量可以统称为“非书文献”的资料，该时期的戏剧研究就会遇上无法逾越的困难，因而重视各类“非书文献”的价值，将此类文献的价值提升至与正式出版物同样的地位，是近现代戏剧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必要前提。其次，各类“非书文献”的整理原则，需要在处理此类文献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保存文献原貌为主旨的影印出版方式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经过适当的点校与整理，用当代出版物通行方式重新编排的文献资料，显然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他们更熟悉和更方便的途径，并且更具学术含量，因而更值得鼓励。再次，此类“非书文献”的点校与整理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此前的文献学很少遇到的。以晚清与民初文献为例，点校与整理既包括原来无标点文献的断句，也包括运用目前通行的规范化的标点，对晚清民国年间多种多样的标点法的校正，经过这样的校正，使得文献更便于阅读和引用，因此很受欢迎。而此类文献的搜集整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诸多异名的处理。在这一时期的戏剧文献中，涉及艺人名字和剧目名称时，一人多名、一剧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同音异字为主要特点的各种俗写，充斥于每一类文献中，莫衷一是。有些异写是明显的错讹，但更多异写只是称谓与习惯差异所致。即使是那些明显错讹的异写，由于同类称谓在大量的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往往极高，在一定意义上，它已成为新的书写习惯，贸然统一，也会导致文献原貌因鲁莽的校正而被遮蔽。因此，对文献原貌的尊重，有时就包括对此类错误的包容，更不用说容忍正误莫辨的异写。该时期以大量“非书文献”为主体的戏剧资料的整理，呼唤着全新的文献整理规则，它们对戏剧文献的整理出版，都起着非常积极与重要的推动作用。 戏曲文物的发掘与整理研究，也是最近戏剧研究领域的亮点之一。山西师范大学车文明率领的团队，在该领域有突出成果。辽宋金元年间各类有价值的文物持续面世，对现有的戏剧史已经逐渐构成一定的挑战。虽然至今这些文物的解读工作还做得很有限，因此文物的新发现还没有达到改写中国戏剧发生史的程度，但是随着文物研究的进展，假以时日，我们对中国戏剧早期历史的认识，至少可以进一步深化与细化。 就在实证研究迅速推进的同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戏剧基础理论研究相反成为近年里戏剧学科中相对弱势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泽厚先生曾经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描述当时的学术发展新趋势，在戏剧领域，同样有类似的现象。 戏剧基础理论研究尽管没有出现如历史研究与资料整理那样明显的突破性进展，但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对传统价值的重新认知，就是当代戏剧理论界的重大成果，这也是对当代戏剧创作演出提出的尖锐问题的回应。有关继承和创新关系的讨论，贯穿在晚近戏剧发展的全过程中，是关乎戏剧健康发展的关键。经过理论界的多年激烈的争论，随着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整体上出现的机械崇洋意识的退潮，传统戏剧生存发展的外在环境逐渐得到改善，中国戏剧本体、包括其特有的表现手法，终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认同。戏剧界的理论与批评主导倾向发生了根本改变，传统的继承和中国特有的戏剧手法的运用，在戏剧创作演出评价中，重新回到被优先考虑的位置，因而在戏剧创作演出环节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中国戏剧表演理论体系的建构，一度曾经引起戏剧界学者们的关注，这一概念其中又有两个重要分支，一是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构，一是长期以来以特色鲜明的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风格为主，同时包含其他重要话剧院团和表演艺术家的追求的所谓话剧“中国学派”的导演、表演理论体系建构。这两部分内容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具有内在关联的——在一定程度上，话剧的“中国学派”内在地包含了对戏曲表演规律的重视和借用。一方面，戏剧理论界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包括“梅兰芳体系”在内的所谓“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提出质疑，正在努力纠正这一极常见的谬误；另一方面，戏曲表演的理论体系建构，也确实是学者们所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2012年李默然、徐晓钟两位戏剧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在沈阳召集的“中国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体系论坛”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相继召开的中国戏剧表演理论体系学术研讨会，都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是多年来这一课题的进展十分有限，中国戏剧表演理论体系的框架，尚未见端倪。 在戏剧理论研究领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剧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前海学派”的重新评价，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学者触发的这一讨论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学者们的回应，活跃了戏剧理论研究的气氛，为当代戏剧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在戏剧学科研究中，最为滞后的是包括欧美戏剧在内的外国戏剧研究，换言之，随着大部分戏剧学者的关注焦点移向民族与传统戏剧，其他国家的戏剧的存在及史论研究，却很令人遗憾地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多年来，尽管我们向世界开放的程度日益增加，然而戏剧研究界却在反向而行，学者们的学术兴趣迅速向本土回归。就从该领域有限的成果看，宫宝荣著《法国戏剧史》，王岚、陈红薇著《当代英国戏剧史》，固然是近年里外国戏剧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何其莘翻译的《英国戏剧史》出版后，就迅速成为国内英国戏剧研究领域最受欢迎的著作，反衬出中国学者在外国戏剧研究领域非常尴尬的国际学术地位，说明外国戏剧的研究，仍然呈现出对翻译著作的强烈依赖。沈林主编的《新经典译丛》陆续问世，《特佐普罗斯和阿提斯剧院：历史方法和评价》《罗伯特·威尔逊：方法与作品》《波兰戏剧史》等的学术价值值得充分肯定，但是这些著作要产生其学术影响，并且唤起戏剧学界对这些研究对象的热情，看来远非一日之功。 当然，外国戏剧领域的出版物并非完全空白，郑传寅、黄蓓著《欧洲戏剧史》，陈世雄著《现代欧美戏剧史》，潘薇《欧美戏剧发展史》等图书，都是近年里出现的相关著述。这些著作在向国内学者介绍外国戏剧方面，当然不无贡献，然而，客观地看，如果将它们放在各国相关学科研究的背景下看，还未能达到可与国外同领域学者对话的程度，更不敢说是产生了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2016年，各国都在举办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国更由于恰逢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掀起了莎士比亚或莎、汤联合纪念的热潮，但是并未看到新的代表当代水准的研究成果。 为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中国戏剧剧本和学术著作的外译工作，近年里有正在启动的迹象。但目前这一方面的努力并未见到明显成效，一些仓促上马的戏剧外译项目，由于准备不足，在学术水平和语言水平两方面均缺乏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成果粗糙且争议不断，还无法满足让世界各国的学者与戏剧界人士分享中国伟大的戏剧传统和艺术成就的目标。在可见的未来，这项工作还较难看到光明的前景。 戏剧是综合艺术，因此，戏剧学科内涵复杂，边界并不明晰；而且，由于音乐在戏曲艺术具有的核心作用，更增添了中国戏剧学科内涵的复杂性。全面系统地揭示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的面貌，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这里所介绍的仅是近年里戏剧领域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和部分成果，挂一漏万，在所不免，亟盼有识之士的补充与教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