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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年忆往与初始社会化 社会化，是指个人成为社会主体的认知和行为的过程，可以通过象征性地奖励和惩罚各种不同的行为，教导业已建构起来的规范和价值，所以社会化是一种学习过程，学习与某种特定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相契合的过程。[9]社会化过程的目的，在于学习特定的文化模式，进而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幼年期到少年期，人类学习文化意义与社会技能，也与他人和社会总体建立起终生的社会和情感联系。评弹书场或许是苏州乃至江南人儿时踏入的第一个社会场所，书场特殊的环境氛围，对孩子们成长时期的行为与思考方式产生了影响。孩子们在书场里，开始了与社会最初的互动。民国以来，作家主要通过散文等形式较为真实地回忆和再现了儿时的生活体验与人际互动，其间并没有民族政治的宏大叙事与诉求。 在作家笔下，苏州评弹书场是“儿时的乐园”，这是对书场空间和生活的另一种诠释和再现。所谓“儿时的乐园”，首要的在于评弹书场里有足以吸引儿童的食物——小吃零食。孩子无法集中精神与大人们一样认真听书，吵闹着要买零食，而大人们为了让他们安静，也尽量地满足。这些小吃，成为孩子们对书场最深刻的记忆。作家吴人犹记得卖小吃的老太太在书场里经营花生、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的情景，计量器是一只极小的浅口酒盅，“她用酒盅舀了两盅花生米放在前排长椅子的木条上”⑨。另外，孩子们还被其他有趣的东西所吸引，比如水烟筒、大铜壶，对台上的说唱却不感兴趣。 经历了最初的不合作与注意力分散以后，孩子们便开始关注书场中艺人的表演。听书还成为了“儿童时代的娱乐”。书台上艺人说着各种有趣的故事，既有让人敬佩的英雄事迹，也有让人捧腹的滑稽人物，还有纠缠不清的富家千金与穷书生之间的故事。慢慢地，他们从艺人的表演中，获得了各种人生经验，接受了真善美的社会教育，也开始幻想朦胧的男女之情。包天笑小时候经常跟着长辈们出入书场：“《描金凤》、《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姻缘》之类。这些大书小书，我都听过，但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儿童，都是喜欢大书，不喜欢小书。因为大书是描写英雄气概，小书只是扭扭捏捏，一味女人腔调而已。”[1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童都有足够的资财支付听书的费用。为了能在书场内觅得地方，亲耳聆听说书先生的现场表演，大人们站着“听戤壁书”，小孩们则想出了“凑钱派代表”“听隔窗书”的办法。儿童文学作家金曾豪小时候就是靠着这个办法进书场听书的：“每个人凑点钱，供一个人去听书，次日找个时间让他向大伙传达。派出的代表是我们中最能模仿说书人的，他受此重托，竭力地绘声绘色，却远远没有原版的生动迷人。……听隔窗书不是全天候的，天凉，书场的窗子关起来，隔窗书就听不成了。天热，窗子开着，可水上的蚊子多，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听隔窗书是难于过瘾的。总是有了阻隔，声音渺远飘忽；更重要的是看不见说书人，使评弹的魅力大为逊色。”[11] 1949年以后，许多人还都有着和包天笑、吴人那样从小被长辈们带到书场去听书的经历。这个阶段，不仅让孩子们培养起了对评弹的兴趣，同时也是他们向大人学习某种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的过程。社会化是模塑人的过程，在其中，未掌握社会资源的儿童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习得的状态；成人社会的生活框架、价值观念、理想追求等，对儿童来说，都显示出外在的强制性，总之，这是一个以成人为本位的社会；儿童在既定的社会里过着异化的生活。[12]苏州的书场里，孩子们的初始社会化也是一种被动习得的状态，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为孩子们以后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准备。苏州书场的环境氛围，不断规范着从小听书的孩子们的日常行为，影响着他们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孩子们从最先被动接受书场逐渐转变为主动接纳书场，在娱乐中接受社会教育，接受文化熏陶，传承数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四、结语 民国以来，作家围绕书场生活的体验创作了以说书先生为“客体”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形构了男说书先生与女说书先生两种迥异的形象，受到西方对于男性与女性气质差异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主导了后来对于传统社会及近代社会中女性地位与作用的看法，在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中国传统男性话语霸权的一种很好的理论依据。西方认识论认为，条理化和理性的认知者是男性，而女性则是由感觉和情感所控制的。男性的形象成了理智、正义的化身，女性的形象则与身体、欲望相联系。而以童年书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散文，则体现了作者的“主体”身份属性和地域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