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胡子轩/摄 编者按：2018·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系列活动日前在京启动，此次评论周以“艺术评估，文化前瞻”为主题，定位于以学术性为主，遵从“小、精、准”的思路，打造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权威发声的重要平台。评论周主要由影片学术展映、系列学术论坛等活动组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承办。 近日，2018·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举办“新语境下中国影视史学发展现状及趋势”论坛，围绕中国电影电视史学研究的当下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及史学批评在当下电影电视发展进程中所应具有的学术功能和价值进行深入探讨。现撷取与会学者的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郦苏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微观研究推动了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很多新发现填补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空白，提出新课题。同时，有些研究出现比较分散零碎的情况，这方面应通过整合和系统化，加强其历史深度和史学价值。所谓宏观和微观是相对的，也是史学内部两个不尽相同的思维和方法。微观辨析是宏观研究的细化和基础，宏观思维是微观研究的概括和提升，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由微观到宏观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电影史学批评现状不容乐观，研究队伍虽然不断壮大，但多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一些重要电影史学著作出版发表以后回应寥寥，总体上缺乏批判精神。期待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胡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经过近百年努力，中国电影理论已基本完成经典理论和现代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虽然路径和发展阶段与西方不同，但对于电影学科建设来说，需要具备的理论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在整体上与西方理论格局基本相同。上世纪90年代，商业化理论和各门类理论成为主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影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哲学的回归，另一个是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新的理论观照。中国电影理论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从世界电影理论发展现状看，没有重大理论突破，中国电影及电影理论急需摆脱这种低潮宿命。面对现状，需要中国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和答案。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部分有声片”是指无声向有声发展过程中除对白外其他声音因素都有的过渡性影片。中国这类影片的拍摄存在的时间较长，也有不少优秀影片。大批年轻影人在这类影片中探索。这对中国电影的视听语言和真实观的建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有声片”可以被看作是一些艺术家对中国电影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和中国传统美学理念的结合中形成自己美学方法的一种尝试。 从配音片到有声电影，通过现代主义的方式表现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折射出人们对电影中的真实和表现关系的认识。中国电影对真实和真实感的理解，更多地是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所谓的物质真实的层面。 周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研究领域相继有一批史料学著作问世。与之相比，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至今还缺乏相应的史料学著作。因此，应把电影史料学作为电影史研究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加强其学科建设。如何构建该学科，主要应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1.梳理中国电影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明确中国电影史料学的学科归属，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资源和方法，加强中国电影史料学的学科建设。 2.从理论上探讨和把握中国电影史料学的个性特征，对此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论析。 3.在中国电影诞生、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凡是与电影有关的各种文字史料、定向史料、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都是中国电影史料学的研究对象。 4.结合中国电影史料学自身的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和运用史料的方法，还要在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形成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田秋生（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自1953年成立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以“形象化的政论”为核心表述的“新影”传统臻于完善。在这个观念体系中，新闻纪录电影被视作“形象化的政论”和“党报兄弟”，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重要宣传武器，通过选择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 “形象化的政论”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是党报的宣传逻辑，主要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列宁关于新闻纪录片的认识，二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作为历史遗产，它对新时期以来的电视纪录片创作产生持续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话说长江》等现象级电视纪录片主创者的表述中。 王一岩（中央新影集团导演） 113年的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学习欧美制片模式，到全盘模仿苏联制片模式的过程。其中，东北电影厂成立以前是以美国制片模式为主导的，新中国电影则以苏联模式为标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电影人归来，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另一维度的方法与路径。原有的导演中心制开始涣散或者说让导演们开始产生无力感，导演对于一些电影的要求由于资金、市场的原因而得不到实现，而制片人却在影视剧制作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影视制作模式的这种变化，电影史研究如何进行梳理与判断？希望通过学者有深度的研究，对当下影视创作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和思想引领。 张宗伟（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下国产电视剧创作，主要有四个趋势： 一、出现了国产电视剧创作的新语境。目前，宏观的政治环境好，但产业环境不太乐观，电视剧面临一些困境，如压产能、去库存等。 二、题材问题的调控和引导。过去，电视剧题材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2018年在宁波召开的创作规划调控会再次扶持现实题材创作。 三、改编问题。业界对IP的追捧，造成了过度消费的乱象。但在未来5-10年间，文学改编将会有一个周期性的自然回归。 四、民族化叙事问题。当电视剧回归到精神和美学的层面时就会面临民族化的叙事。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吸收外来经验，都面临着创新性转化和发展。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教授） 中国电视剧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宣传品”到“作品”再到“产品”的转变。今天的电视剧已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投资对象与社会资本追逐的对象。在艺术本体上，完成了从“直播小戏”到“长篇巨制”的跨越。电视剧的传统格局已破，在体裁、样式上长篇连续剧虽独霸荧屏，但网络剧的盛行不容小觑；在制播关系上，完成了从“制播一体”到“制播分开”再到“制播分离”的转变。 电视剧的产业发展具有三大动力：一是投资方面，包括制作电视剧所需的文宣经费与商业资本必不可少；二是需求与消费方面，媒体需求与受众消费一体化；三是政策方面，国家政策与产业政策共同发挥着调控作用。需要强调，电视台的播出需求是中国电视剧60年来发展流变的最直接、强大的动力。 戴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教育体制、学科建设是新时期以来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的理论思潮、姊妹艺术理论之间的互动，影响着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由此，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可分为早期的理论探索与本土观念的确立、社会转型时期的批评、新世纪十年电视剧理论批评、融媒体时代理论批评等四个阶段。 对不同发展阶段中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总结，包括社会历史批评、文化研究、叙事/影像分析、类型研究、改编研究、传播、产业研究等等。当前，媒介融合和“互联网+”环境影响下的影视剧批评，在发展中面临挑战，需要提出对应策略。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史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梳理了一段被中国电影史忽略的史实：1906年晚清留学生在日本组织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以及“补助海军兴复社”的电影活动，这段历史体现了以袁希洛、朱增濬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砺志笃行，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电影这一新形式，将电影作为现代化的媒介为底层社会开眼界、启民智创造机会，在思想观念上追赶世界现代化过程。 可以说，“自强”观念在电影最初进入中国时是一个被忽略的关键因素。从当年的这份影像资料及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影像的拍摄计划、经费、地点、过程等都是由中国人主持，这部影像应称为一部中国电影。 余潜飞（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电影史学》的意义有： 第一，《中国电影史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电影史学及其发展的通论著作，将电影史学作为一种系统来进行广泛的辐射透视和观察探究，揭示中国电影史学系统的话语机制和发展规律。 第二，《中国电影史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首个电影史学研究出版项目，表明了电影学术受到高度重视。 第三，该书作为一部电影史学及其发展的通论著作，长达一百余万字，图文并茂，以40章的专题论述，考察电影史学规律、形态、史学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联系等内容，为读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电影史学是具有电影和史学共同特征的新学科，在国内学界仍处边缘地位。该书既对中国电影史学发展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又有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吴青青（福建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早期中国电影在从无到有，由西方而东方，由戏曲、文明戏和流行小说到本体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叙事模式。“情节影戏”是在传统通俗文学和好莱坞“情节剧”影响下形成的早期中国电影的主要叙事样式。 20年代初期，欧美“情节剧”的概念已经为电影评论者所熟悉，但早期中国电影人没有直接搬用欧美的概念，而是用“情节影戏”概括这种以情节取胜、强调感情为特征的电影。早期中国电影中对情节模式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强调情感的动人与否，在初期逐步建立了“情节影戏”的基本特性，即二元对比的道德结构和强调激情。 陈晓伟（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如按照类型来分的市场发展史、动画电影史、战争电影史、电影技术史、喜剧发展史等，涉及到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等学科领域的中国电影专业学科发展史等，但唯独没有系统的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史。为勾勒中国电影百余年来跨文化传播全貌，我开始自己着手收集资料，进而描绘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概貌和轮廓。在此过程中，发现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路径离多元化还有很大距离。 百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历程，几乎没有离开电影节和电影周这两条主线，虽然进入 21世纪之后，电影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合拍片模式以及跨媒介平台营销等较有成效地开拓了跨文化传播路径，但总体而言，仍然显得单一。 孙晓天（济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民国时期的电影图书出版史是一个充满潜力的独特阶段。电影是晚清的舶来品，出版业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新式出版”却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外力推动下产生的，二者之间在时代、科技、文化、受众等方面都有着相似的背景，这种缘分共同构成了民国历史、早期电影史的鲜活注脚。 民国电影图书出版的四个阶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依赖于出版业的历史轨迹，又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表现出了独立性。作为文献载体，它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作为中国电影图书出版史的起点，它同时肩负着丰富市民文化、开启民智、专业培养、理论研究、配合时政的时代使命，带有一种探索性和开放理性，对今日产业环境下电影学术的研究、撰写与出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参照意义和史学价值。 汤哲声（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中国早期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早期中国商业类型电影的划分，来自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编实践。而早期电影的“戏剧性观念”得以确立，影评成为电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也与其存在关联。中国早期电影对“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其艺术与美学内涵得以提升，小说中的“电影生活”和“明星梦灭”成为重要的故事情节，小说市场得以开拓。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中国早期电影的联姻具有较强的价值与意义。史学意义上，电影艺术由此在中国立下了根；观念上，小说和电影具有了同样的通俗性；文化意义上，小说电影的互动成为大众文化的常态；传统借鉴的意义上，通俗小说与影视艺术结合，是小说和影视繁荣的重要途径。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我们力图把年谱和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与当下正在展开的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命题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把它当做一种文献的整理，也视其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梳理和遵循，并最终想把它上升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理论。 从年谱学的角度展开电影史研究，有助于克服当下学术当中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的弊端，以年谱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当然，这也是一种对话和开放的姿态，它不摒充中国历史研究的其它方式。我们力图最大限度还原社会历史面貌，为中国电影史提供知识积累和价值导向，以此重塑中国电影史，构建中国电影学派。 黄德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译制片”之名大约诞生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译制”一词于1950年出现在银幕上，“译制片”这个概念并没有随之而来，人们仍然使用“翻译片”或“翻版片”一词。“译制片”之名是对“翻译片”或“翻版片”的一个新称呼，“译制片”之实应该也就是“翻译片”之实。然而，在相关词典的对应条目解释中并非一致，而是有所取舍，择一特指。 译制片就是将原版影视片中的语言文字等信息全部或部分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并在原有画面基础上重新生成复制版拷贝，它不包括原出品人以不同种类的语言文字所制作的各种复制版拷贝。 袁庆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从德云社演员张云雷翻唱的北京小曲《探清水河》谈谈中国电影史上的“国粹电影”。“国粹电影”在思想主题方面的特征，表现为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社会革命立场，又反对新市民电影的现代都市文化消费。同时，又与旧市民电影明显脱离时代的传统理念阐释大相径庭。 1949年前，“国粹电影”的代表文本是《归来》（1934）、《国风》（1935）、《天伦》（1935）、《慈母曲》（1935）、《前台与后台》（1937）、《孔夫子》（1940）、《小城之春》（1948）。2000年至今，又有《刺客聂隐娘》（2015）、《八月》（2017）等。张云雷的《探清水河》是电影形态中的国粹电影在本土戏曲曲艺中的最新体现。 卢蓉（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2018年电视剧行业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类型离散化；第二，创作配方化；第三，评论自说自话；第四，寻找新表述的焦虑；第五，出现大女主剧；第六，人物悬空。整体来说，文学性被遗忘太久，没有文学性滋养，靠配方走不长远。观众变了，平台也变了，观影习惯和审美习惯都发生了迁移，因此要思考如何拍摄电视剧。 正能量、史诗叙事是国产优秀长篇电视剧基本品质和特征。需要在历史视角下，真诚刻画现代人切身的生存境况，思考社会结构与人性复杂层面的活动状况。不管是献礼剧或是商业剧，正能量是基本特征，对象是整个时代和社会背景，需要思考社会结构和人性的变化，这才能称得上大时代的缩影。 赵小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中国电视剧产业存在的一个问题有量高质低、供过于求，非市场干扰因素，收视率对电视产业影响较大。产业链尚未完全一体化，利益分配不均，生产播出之间缺乏长效合作的合理沟通机制，电视剧价值未得到深入开发。 目前，影视制作、发行放映、衍生品开放的传统产业链已经演化成了一个与网站、电商等新媒体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的生态关系，形成新的生态圈。对制作公司来说多一些平台投放，其实是好事。电视剧的前景乐观，有受众，平台也不断拓展。政策监管会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优质的内容。 秦喜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 华明电影公司是上世纪20年代初在美国成立的一家华裔电影公司，曾出品《残钟憾》一片。此片1923年9月在上海三家影院进行三轮放映。过去，关于华明电影公司的情况一直不甚明了，但美国洛杉矶布尔岗历史协会博客2016年2-3月刊登的三篇博文，整理了这一公司成立以及《残钟憾》一片在美国的放映情况。布尔岗历史协会专注研究洛杉矶布尔岗地区的历史变迁，华明电影公司坐落于该地区。 由此，一个地段的历史变迁史与早期华语电影紧密地勾连在了一起。这一资料的发现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是寻找中国早期电影足迹的重要路径，同时中国电影研究应该对海外华人的电影实践给予关注。 陈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目前，中国电影史的写作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努力在历史中探寻出必然的轨迹和规律，淘炼出具有共性的时代灵魂和文化精神；而另一种则陷于细屑琐碎的史料考证中难以自拔。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语境下，进入历史和书写历史的方式越来越多元，我们该如何还原出电影史细腻、丰富、复杂、多元和微妙的生态，就变得十分关键。 我们摆脱不了西方学科建设的体系，包括现代电影理论的影响，但我们对语言本身鲜活性的了解更加充分，也有更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我们的研究需要在这个方面做文章，西方学者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个历史的角度，也不可能建构中国历史学者建构的体系。 张彩虹（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早期中国电影史上的“影帝”金焰，从外形气质、银幕角色到思想意识，都代表了中国社会现代性意识生成中男性气质的革故鼎新和形象重塑。男性气质探究，按照学科规律来说，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它的形成是有历史维度的。影史上金焰本身的影像呈现，内涵丰富。其个人生平、气质养成以及影像当中的角色塑造和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内在的循环结构相呼应。 现在我们重新研究金焰，旨在做一个对照，比较当下中国电影产业过度商业化的粉丝经济和偶像消费，那个时代围绕金焰的明星形象建构与国族形象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体味。 员晓明（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助理研究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业对当时世界经济思潮和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深刻认识。人们充分意识到产业“组织化”，既是未来企业发展的重要形态，也是企业发展的一种“阶段式的跃进”。旧中国积贫积弱，那时的中国电影企业，从中国实际出发，艰难前行、砥砺奋进，逐步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企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独特路径，成功建立了中国电影企业的现代化的模式，制作了大量优秀的、配得上那个时代的电影作品，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王一岩（中央新影集团导演） 113年的中国电影，经历了从学习欧美制片模式，到全盘模仿苏联制片模式的过程。其中，东北电影厂成立以前是以美国制片模式为主导的，新中国电影则以苏联模式为标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电影人归来，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另一维度的方法与路径。原有的导演中心制开始涣散或者说让导演们开始产生无力感，导演对于一些电影的要求由于资金、市场的原因而得不到实现，而制片人却在影视剧制作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影视制作模式的这种变化，电影史研究如何进行梳理与判断？希望通过学者有深度的研究，对当下影视创作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和思想引领。 张宗伟（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下国产电视剧创作，主要有四个趋势： 一、出现了国产电视剧创作的新语境。目前，宏观的政治环境好，但产业环境不太乐观，电视剧面临一些困境，如压产能、去库存等。 二、题材问题的调控和引导。过去，电视剧题材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2018年在宁波召开的创作规划调控会再次扶持现实题材创作。 三、改编问题。业界对IP的追捧，造成了过度消费的乱象。但在未来5-10年间，文学改编将会有一个周期性的自然回归。 四、民族化叙事问题。当电视剧回归到精神和美学的层面时就会面临民族化的叙事。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吸收外来经验，都面临着创新性转化和发展。 张国涛（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教授） 中国电视剧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宣传品”到“作品”再到“产品”的转变。今天的电视剧已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投资对象与社会资本追逐的对象。在艺术本体上，完成了从“直播小戏”到“长篇巨制”的跨越。电视剧的传统格局已破，在体裁、样式上长篇连续剧虽独霸荧屏，但网络剧的盛行不容小觑；在制播关系上，完成了从“制播一体”到“制播分开”再到“制播分离”的转变。 电视剧的产业发展具有三大动力：一是投资方面，包括制作电视剧所需的文宣经费与商业资本必不可少；二是需求与消费方面，媒体需求与受众消费一体化；三是政策方面，国家政策与产业政策共同发挥着调控作用。需要强调，电视台的播出需求是中国电视剧60年来发展流变的最直接、强大的动力。 戴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教育体制、学科建设是新时期以来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的理论思潮、姊妹艺术理论之间的互动，影响着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由此，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可分为早期的理论探索与本土观念的确立、社会转型时期的批评、新世纪十年电视剧理论批评、融媒体时代理论批评等四个阶段。 对不同发展阶段中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总结，包括社会历史批评、文化研究、叙事/影像分析、类型研究、改编研究、传播、产业研究等等。当前，媒介融合和“互联网+”环境影响下的影视剧批评，在发展中面临挑战，需要提出对应策略。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史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梳理了一段被中国电影史忽略的史实：1906年晚清留学生在日本组织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以及“补助海军兴复社”的电影活动，这段历史体现了以袁希洛、朱增濬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砺志笃行，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电影这一新形式，将电影作为现代化的媒介为底层社会开眼界、启民智创造机会，在思想观念上追赶世界现代化过程。 可以说，“自强”观念在电影最初进入中国时是一个被忽略的关键因素。从当年的这份影像资料及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影像的拍摄计划、经费、地点、过程等都是由中国人主持，这部影像应称为一部中国电影。 余潜飞（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电影史学》的意义有： 第一，《中国电影史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电影史学及其发展的通论著作，将电影史学作为一种系统来进行广泛的辐射透视和观察探究，揭示中国电影史学系统的话语机制和发展规律。 第二，《中国电影史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首个电影史学研究出版项目，表明了电影学术受到高度重视。 第三，该书作为一部电影史学及其发展的通论著作，长达一百余万字，图文并茂，以40章的专题论述，考察电影史学规律、形态、史学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联系等内容，为读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电影史学是具有电影和史学共同特征的新学科，在国内学界仍处边缘地位。该书既对中国电影史学发展具有学术参考价值，又有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