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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青（福建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早期中国电影在从无到有，由西方而东方，由戏曲、文明戏和流行小说到本体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叙事模式。“情节影戏”是在传统通俗文学和好莱坞“情节剧”影响下形成的早期中国电影的主要叙事样式。 20年代初期，欧美“情节剧”的概念已经为电影评论者所熟悉，但早期中国电影人没有直接搬用欧美的概念，而是用“情节影戏”概括这种以情节取胜、强调感情为特征的电影。早期中国电影中对情节模式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强调情感的动人与否，在初期逐步建立了“情节影戏”的基本特性，即二元对比的道德结构和强调激情。 陈晓伟（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如按照类型来分的市场发展史、动画电影史、战争电影史、电影技术史、喜剧发展史等，涉及到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等学科领域的中国电影专业学科发展史等，但唯独没有系统的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史。为勾勒中国电影百余年来跨文化传播全貌，我开始自己着手收集资料，进而描绘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概貌和轮廓。在此过程中，发现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路径离多元化还有很大距离。 百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历程，几乎没有离开电影节和电影周这两条主线，虽然进入 21世纪之后，电影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合拍片模式以及跨媒介平台营销等较有成效地开拓了跨文化传播路径，但总体而言，仍然显得单一。 孙晓天（济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民国时期的电影图书出版史是一个充满潜力的独特阶段。电影是晚清的舶来品，出版业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新式出版”却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外力推动下产生的，二者之间在时代、科技、文化、受众等方面都有着相似的背景，这种缘分共同构成了民国历史、早期电影史的鲜活注脚。 民国电影图书出版的四个阶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依赖于出版业的历史轨迹，又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表现出了独立性。作为文献载体，它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作为中国电影图书出版史的起点，它同时肩负着丰富市民文化、开启民智、专业培养、理论研究、配合时政的时代使命，带有一种探索性和开放理性，对今日产业环境下电影学术的研究、撰写与出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参照意义和史学价值。 汤哲声（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中国早期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早期中国商业类型电影的划分，来自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编实践。而早期电影的“戏剧性观念”得以确立，影评成为电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也与其存在关联。中国早期电影对“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其艺术与美学内涵得以提升，小说中的“电影生活”和“明星梦灭”成为重要的故事情节，小说市场得以开拓。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中国早期电影的联姻具有较强的价值与意义。史学意义上，电影艺术由此在中国立下了根；观念上，小说和电影具有了同样的通俗性；文化意义上，小说电影的互动成为大众文化的常态；传统借鉴的意义上，通俗小说与影视艺术结合，是小说和影视繁荣的重要途径。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我们力图把年谱和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与当下正在展开的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命题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把它当做一种文献的整理，也视其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梳理和遵循，并最终想把它上升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理论。 从年谱学的角度展开电影史研究，有助于克服当下学术当中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的弊端，以年谱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当然，这也是一种对话和开放的姿态，它不摒充中国历史研究的其它方式。我们力图最大限度还原社会历史面貌，为中国电影史提供知识积累和价值导向，以此重塑中国电影史，构建中国电影学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