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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第七场“汲古论坛”学术活动，主题为“以《周易》之眼观世：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论坛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辛亚民、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讲师崔晓姣、清华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博士后林书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杨家刚主谈。论坛由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喻静召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谷卿主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吴宝麟评议。此次论坛采取线上形式，观众互动频繁，好评不断。 《周易》被视为先秦古经之首，深刻影响了儒家思想哲学体系的建立。《周易》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卦象符号所喻示的天道哲思与人文世界作取象比类，打通天道与人文，从而隐喻了一个具有天道思维的人文的宇宙。四位主谈人围绕《周易》的宇宙观、时空观、天道观、“法”思维等视角，对其中所蕴含的宇宙人文思想进行交流和讨论。 论坛伊始，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喻静在致辞中介绍，“汲古论坛”取意于赵朴初先生为文化所题词“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论坛旨在研讨古典文史哲艺相关问题，力求不断促进人文相关专业学者的互动沟通。自2019年3月创办以来，已举办六场，涉及书法、考古、金石、丝绸之路、数字人文等多个领域。此次论坛，在当今各种变动不居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之中，汲取《周易》这样一部上明宇宙生成之秘，中阐政治人文之理，下释人生顺逆之机的古代哲学经典，为当代人文生活提供经验和启发，恰逢其时。 辛亚民从《周易》之经、传、学的文本流传和诠释历史出发，阐释其中所蕴涵的对立统一、天道人事一致性、人道教训等哲学观念。他首先区分了《周易》的经、传、学三个部分，重点介绍了《周易》古经的内容，指出《周易》古经的卦象和卦序包含着“二二相耦，非覆即反”的逻辑思维。接下来，以《系辞传》为例，介绍了《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易传》在儒家系统哲学已有的政治、社会、伦理、道德之外补充了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论述，为汉代以后直至宋明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哲学体系。《系辞传》的宇宙观可以剖析为三个维度，即对待性、动态性和价值性。“对待性”是指阴阳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和作用，宇宙的生成源自阴阳对待。同时，这种对待体性不仅存在于宇宙自然，还存在于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即政治秩序和人伦价值之中。“动态性”指出宇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存在。“生生之谓易”，其核心就是强调一种变化和“变易”的过程。“变易”的思想也是整个《易传》哲学的精髓所在。结合到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作为人的“事业”，既是宇宙自身变化的自然呈现，更是人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而呈现出的“人为”的变化，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功德。“价值性”强调《系辞传》阐明了整个宇宙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天地、动静的生成同时也确立了贵贱、吉凶这类人事的秩序及价值观念。这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建立了初步的宇宙本体论依据。阴阳对待之“道”即是宇宙本体，而呈现为人道则是“仁”，而这一体性又无时不刻不寓于宇宙大化流行之中，此即“显诸仁，藏诸用”。最后，重点分析了易学思维的特点，指出《周易》古经一个重要的文本现象是卦爻辞的一词多义。古经的编纂者将仅仅是字音相同而语义没有任何联系的若干个字词安排在同一卦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即“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是一种艺术性的思维。这种思维不仅对中国艺术、审美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说明经典的意义远不在于原初的本义，还在于后世的不断诠释、创造，使得经典穿透文献的、历史的局限，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崔晓姣首先对“宇宙和人文的宇宙”进行了概念的阐释和分辨，指出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宇宙被描述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宇宙，则被抽象为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人文的宇宙”加入了人的思维和参与的维度，与古代的“天下”观相近，强调的是“人”的维度，即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如何在宇宙中自处。并通过统观和分述《周易》的时、空观念，从而进一步呈现“人文的宇宙”如何贯穿在《周易》的思想之中。借传统“易有三义”——“不易”、“变易”、“简易”观照《周易》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时空观，提出在无限并不停转换的时空中，有某种秩序或定位。秩序背后是恒定“不易”的“道”在安顿万物，这种安顿的功用也就是“德性”，具体到《周易》则是“中正之德”。同时，世界的整体是变动不居的，恒定的秩序存在于“变易”之中，即不断地更新和生成，应当唯变所适。而无论是“不易”还是“变易”，都始自于一些最为简单的元素或法则，如阴阳两爻生出无穷变化，此为“简易”。基于上述观念，则可以揭示出《周易》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时间观和历史观。在时间上，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可“返”、“复”的，人对于未来的理解和想象，可以依靠对古代的理解与诠释，去“历史”中寻求合法性。既往而开来是相结合的，人面对未来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回到过去的过程，这与近现代“进化论”传入的时间观形成了对照。在空间上，流行和定位、秩序和变化两个对立的方面又是相互结合的，《周易》既遵从秩序又打破秩序，六十四卦最后以既济到未济而收束，喻示着完结之后还要走向开放，拥有无限的可能。 杨家刚重点论析了《周易》的天道观和时空观。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由易学思想对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到易学的“中道观”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哲理性升华，最后谈到《周易》取象比类、统合万物的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启发。他认为，孔子在晚年接受易学之后，用《易》所揭示的事物表象背后的道来统括人事的德行，把“德”和天道贯通起来。同时，孔子用易学将六经统合为一个哲学整体，由此奠定了后来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在哲学层面的飞跃。他特别指出，周易卦象中体现出的“中”是处于变化和相互关系的“中”，由此指导君子根据外在的时间和空间的处境来保持中正，是一个动态的“时中”。这一观念为《尚书》等先秦文献所提出的“中道”观赋予了一种哲学思辨的意味，把它置于整体的时空观之下，这也成为宋明儒学“易庸合参”观念的思想来源。从本体论的层面将易学和佛老等其它思想体系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易学的独特之处在于用一套简化的符号来解释世界，通过符号讲事理，通过事理讲人事和宇宙，取象比类，把宇宙和人事统合到一起。这一思维方式启发了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二程整合《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把儒家的“仁”上升到了宇宙本体进行论证，建构了一个统合了天道观和人道观的理论体系，以回应佛老。在此基础上，唐君毅和安乐哲等学者提出“一多不分”的中国宇宙自然观，由此观照自然宇宙和人事之间、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来回应西方哲学“一多二分”的观念。 林书杰从“法”思维的视角，将《周易》之法、因明之法和书法之法进行了相互参照和释读。首先从思维的方式来探讨“法”的意义，他指出，“法”用其呈现方式参与到我们生活的一切之中，具体体现在有与无、可见与不可见、虚空与实有的相续等。包括人的起心动念，也都与法相关或相离。法被对象化为一种形式思维，或情境化的叙述和呈现。随后，对因明之法和《周易》之法的共性做出了三点概括：其一，法是物之相续和分别的集合，由此便可以相互交流并分辨对象的意义。其二，“法”是对象之个相和共相的自行摄入。其三，“法”具有对象之个相和共相的交互性。在“制”和“用”的过程中，亦即法和别法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不断演绎为法则、模范等。同时，重点论述了书法之法与《周易》之法和因明之法的关联。在中国古典书法理论中，书法之“法”借助“形与神”为“二元对立”问题的解决提供参照思路。“法”将点画之形类比于合自然之理，体现了人与书法、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对应，书法具有沟通天地的功用，可以通过书法体会万物之妙。这与《周易》中统合天道与人道，因明中的“相续”观念具有内在相通性。最后，将书写之“法”概括为自然、阴阳、形势、自我四种观念，并通过四种关系加以阐释，即沟通和转化、相续与分别、还原与悬置、消解与自明。他提出，汉字书写实践中的“法”，贯通因明学和《周易》对“法”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独特的“法”思维。 吴宝麟应邀对四位主谈人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并就其中涉及的论点进行了回应。她指出，《周易》从经到传既有延续，也有突破，它利用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即符号与图像，来呈现形而上的提炼和总结。《系辞传》用时间的维度把先天的善的可能和后天的善的实践打通，“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此，《系辞传》十分推崇圣人造就功业，且此功业是利益众人的，有规范可循的，并不是一种空洞的道德理想。《周易》卦爻辞已经体现出一种经由历史事件做出价值判断的意识，《周易》提出“生生之谓易”，推崇“生”为天地之间最高的价值，“生”连接了历史的源头同时也肯定了创新的意义，即“利天下”。可以说，《周易》的宇宙观展现了一个实在、有秩序的世界，宇宙瞬息万变，但并没有引向虚无，人要在极致的变动之中承担宇宙的精神，通过道德责任的践履，落实一种崇高的美感。关于《周易》的艺术思维，在她看来，卦爻的作者并不是以严格一致的内涵、外延编排，而是一卦的内涵可以延伸、扩展，卦与卦之间可以牵连变动，卦爻辞也往往出现吉凶的转折，而转折的条件则是君子之德。这体现出一种物类交感的“相关性思维”，与《周易》的天人感通观念，都有艺术性和身心交互的特点。《周易》提出“文明以止”，提示人要同时关照自身的尊贵性和限度。《周易》经传由卦象和卦爻辞引申出人类的社会制度、规范和文化，以宇宙中的道德秩序建构人的价值观，从而效法天文，洞察人伦，安顿万物。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