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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史研究奠定了电影研究大厦的基石，是每位研究者进入电影研究的起点；而作为史学研究范畴内的一份子，电影史研究亦离不开史料。因此，要想提升电影史的研究水平，必须对构成其研究基础的史料做出必要的理论审思，树立科学的史料意识，从而建构属于本学科的史料学。 与一般电影史研究一样，中国电影史研究显然也离不开传统史学理论的滋养，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也亟待史料学的支撑。许多人有这样一种认知误区，以为电影的历史很短——世界电影史只有120多年。殊不知电影“短短”的历史段落，正赶上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文化思潮急剧变化、信息不断爆炸、国际交流空前活跃的时代，其包罗的世象实在一点也不比其它艺术门类单薄。而且，由于电影具有其它艺术所无法比拟的综合性，在这120多年之中，电影几乎可以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因此书写电影史就必须要具备全息的视野，从中国电影到外国电影，从电影公司到电影演员，从电影语言到电影文化，从电影文本到电影科技，从电影院线到电影产业，无不应当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 由此而言，从史学的角度来看，电影史固然是一门专业史，但同时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包含了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戏剧史、科技史等各种专门史，因此研究电影史不仅需要史学训练，更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思维。研究电影史，目光绝不能只定格在电影史本身，还要留意电影史与其它艺术门类史的“汇通处”，包括它们之间的对话与冲突、融合与分裂，甚至还要将电影史纳入到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的研究范畴中来，这当然也是对电影史料的性质与范围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就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离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务之急需要明确一点：要用史学的视野来观照中国电影史料学的建构。因此，已取得成熟研究成果的传统史学，其研究方法、研究理路，以及研究成果，尤其是其在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与理论，理应成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学术资源。面对如此繁多的史料，电影史研究者一定要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用学术的而非仅仅是把玩或猎奇的眼光来审视史料，不能满足于将史料一览入怀，而要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下，辨别、提取其中具有学术价值的那一部分，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使之理论化，最终为电影史写作生产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 就中国电影史研究而言，有哪些文献可称之为基本文献？我以为，最重要的乃是那些史料汇编类的书籍，其中较重要的有中国电影资料馆编写的《中国无声电影》、罗艺军主编的《20世纪电影理论文选》、丁亚平主编的《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陈多绯主编的《中国电影文献史料选编·电影评论卷（1921—1949）》、陈播主编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范国华等编写的《抗战电影回顾》以及吴迪主编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为学界所公推的通史、断代史或专题史著作，如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郦苏元与胡菊彬的《中国无声电影史》、陆弘石的《中国电影史》、李道新的《中国电影史（1937—1945）》、丁亚平的《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孟梨野的《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陈荒煤的《当代中国电影》、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陈墨的《中国武侠电影史》、饶曙光的《中国喜剧电影史》、沈芸的《中国电影产业史》、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以及郦苏元的《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等，虽称不上直接的史料，但却往往包含了大量的史料，而且大多是一手史料，因此也具有相当大的文献价值。最典型的当推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该书附录便甚为详尽地提供了1949年前的制片信息。 在史学视野与“问题意识”的统摄之下，在熟读基本文献之后，才能谈得上对史料进行拓展。而史料拓展的核心就是发掘新的一手史料。就中国电影史研究而言，一手史料大体上可分为影片史料、文字史料以及实物史料三种。首先是影片史料。这类史料是电影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影片是电影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直观的资料形态，影片本身作为一种历史证言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目前存世的且能够被人们所看到的影片只有300多部，依据电影史学家李少白的估算，这个数量“还不足整个出品的十分之一”。中国的电影史研究者却要用这300多部影片来管窥历时四十多年的民国电影史，这无疑为电影史研究者造成了困窘——几乎没有一个重要导演的作品是完整的，甚至许多大导演如邵醉翁、费穆、马徐维邦、卜万苍等人的绝大多数重要作品已经遗失不见。1949年后的影片保存状况相对略好，很多影片已经被音像公司制作成影碟向公众开放，有一些影片还能借助国外修复技术的“美容”重回国人的视野，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便利。 再来看文字史料。这类史料在电影史料当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总体上保存的状况要好于影片。文字史料包含了报刊、书籍、日记、档案、年鉴、地方志等，文字史料也是最容易留存下来的一类史料形式。其中，最易获得，也因此被研究者使用得最为频繁的当属报刊，尤其是电影刊物。电影刊物，作为一个见证并参与电影业构建的特殊的文本形式、一个与电影历史并行且相互作用的大众媒介，不仅承载着丰富的电影信息，其本身也理应成为电影史研究的对象。电影刊物不只是记录和见证电影业的起伏兴衰，更是以其特有的话语力量，参与并形塑着电影业的演变形态，提示着自己的“在场”。研究电影刊物不仅会与诸多既往的、重要的中国电影史命题相勾连，而且还将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既包含了对公开发表在电影刊物上的属于影人“超我”层面言论（比如说影评）的考察，亦有对被报道出来的接近影人“本我”层面的洞悉，并借助这样的多视角切换与并置，进而尝试揭示中国电影演进的深层结构。这些无疑会从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更广阔的书写空间。 电影类书籍也是值得重视的一手电影史料。目前较为常见的有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电影史及电影理论的著述。姑且以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为例，这一类中比较常见的有郑心南的《电影艺术》（1926）、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程树仁的《影戏年鉴》（1927）、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王平陵的《电影文学论》（1938）、宗亮东的《教育电影概论》（1936）、陈鲤庭的《电影规范》（1942）等等。这些著作为我们探究中国早期电影历史轨迹、电影批评与电影理论的渊源流变，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线索。第二类为电影人撰写的回忆录或自传。比较有价值的有胡蝶的《胡蝶回忆录》、王人美的《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梅兰芳的《我的电影生活》、欧阳予倩的《电影半路出家记》等等。近年来出版的有朱虹的《宠爱时光——电影史里的纯粹角色》、谢芳的《我这七十年》，以及2005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家传记丛书”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电影”如今也有“入史”的趋向，体现为许多尚未退出创作舞台甚至仍十分活跃的电影人也开始出版回忆录或自传。第三类为编撰成书的电影人的日记。与回忆录或自传一样，日记也是用来了解电影人创作活动及心路历程的重要史料，而且在对细节记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上，日记有回忆录或自传无法比拟的优势，算是比较有价值的一种史料。现如今公开出版或在一定范围内对学者开放的有陆洁、黎民伟、蔡楚生、夏衍、陈荒煤、汤晓丹等电影人的日记。 最后要说的是实物史料。对于电影史研究来说，实物史料目前的利用率不高，因此很有引起研究者重视的必要。电影史的实物史料，包括原始拷贝、电影拍摄器材、电影院旧址、电影厂旧址、导演的手抄本、电影公司宣传册、海报等，它们亦可被称为“电影文物”。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南京艺术学院电影馆等机构保存着大量诸如此类的“电影文物”。历史遗迹方面，如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和国泰大戏院、北京的大观楼电影院、南京的大华电影院、大连的进步电影院等，曾经都是赫赫有名的电影放映场所。还有一些电影摄影场的旧址，比如位于南京玄武湖畔的原中央电影摄影场旧址，现在仍作为南京电影制片厂和江苏电视台的拍摄基地在使用。这些都值得学者用“考古”的眼光和方法对其进行考察，以拾补影片史料和文字史料之不足。 另外，口述历史是最值得被纳入到电影史料拓展视野中来的一类史料。电影历史的参与者或见证者讲述自己亲睹亲历的历史现场情状，然后由专人记录、整理后成为一种史料，这种史料便是电影史料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要想被更多的研究者看到和使用必须依赖于公开出版或发表，这样一来它也就成为了回忆录的一种，亦即上文提及的旧史料的变体或发展。但口述历史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口述历史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史料来运用，只有在确实难以找寻到其它史料的情况下，才可以求助于它，使用时也应格外注意辨析其真伪。 中国电影史研究绝非速成之学，要想搞得丰硕的果实，就不能单纯依靠站在有限的史料上做凌空蹈虚式的泛论，或简单粗暴地移植国外理论来裁剪生动细腻的中国电影历史与现实，而是必须从传统史学中汲取养分，树立起应有的史料意识，用史学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用史学的方法来掌舵中国电影史研究，在史学与艺术学的交叉地带探问中国电影史的历史真相与演进规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原题《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史料意识》，《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