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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电影文化价值的传达效力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核心价值观无法以成熟的叙事策略在电影中呈现，也未能充分有效地传达给目标观众;海外文化交流层面，中国电影则没有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形成基本的通约关系，未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海外观众关注中国、理解中国。因此，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仍需不断探索价值表达的有效路径，并对叙事策略进行修正，以期实现价值理念的有效传导、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 关键词：中国电影 叙事 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艺术方向首席研究员、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8ZD14）之子课题“中国电影学派的中国电影史学新视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2010年前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电影也随之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并在随后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的银幕总数已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增长的主要力量。相应地，在当前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格局下，中国电影也相应承担起对内弘扬主流价值、对外展示中国形象的媒介功能。 文化是经过历史演变、积淀下来的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价值体系的总成。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曾表述，特定社会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集合，并存着三种因素：一是遗存因素（Residual），二是新显现因素（Emergent），但最重要的是把握第三点——主导因素（Dominant）[1]。判断一个社会及其文化的性质，还是要把握这个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主导因素。主导文化是相对于非主流文化而言，它是国家机器大力弘扬的，而且还有具体的发展计划，其主要功能是维护和保证社会稳定，培养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优秀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恒久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这些作品恰当地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真正价值，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最终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做出了深刻而又形象的再现。 当前中国电影已初步建立了“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格局，在强劲发展的电影市场的基础上，正走在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道路上，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从文化价值传达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在艺术质量和海外交流等层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解决。通过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等社会重大事件的检验，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对中国仍然有着浓厚的敌意，国际受众仍然对中国问题存在诸多误解，甚至谬解，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中国的文化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主动出击，采取智慧和有效的方法利用电影等传播媒体，来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话语。 当代中国高速发展，互联网自媒体生发了更多的发声主体，成为多元理念碰撞共生的平台，很多社会问题在舆论场中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而在与国际间人类共同价值的对接上，也有落差，这是当前中国电影创作难以在价值层面取得共识的症结所在，同时也导致中国电影在叙事层面尚未形成清晰有效的价值引领策略。对国内观众而言，中国电影文化价值的传达效力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核心价值观无法以成熟的叙事策略在电影中呈现，也未能充分有效地传达给目标观众；海外文化交流层面，中国电影则没有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形成基本的通约关系，未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海外观众关注中国、理解中国。因此，文化传播效力在当下中国电影叙事中陷入双重困境。具体而言，以传达社会核心价值为宗旨的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传导效力尚需提高；而以追求高票房为目标的主流商业电影层面则呈现价值观波动和断层，而电影整体叙事形态上，价值表达呈现出“非稳态”。换言之，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仍需不断探索价值表达的有效路径，并对叙事策略进行修正，以期实现价值理念的有效传导、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电影管理部门到电影创作界，投入了强力的政策和大量的人力、资金和资源，来推进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其间也有不少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脱颖而出，但整体而言，主旋律电影作品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未达理想境地，特别是在感召青少年观众方面，离众望所归的目标仍有相当的距离。相对于一般主流商业电影而言，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诉求无疑更为突出，意识形态传达是其本质任务，但是理想的意识形态效果，就像空气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一样，人包裹在空气中间、一刻也离不开它，但又不会刻意感觉到它的存在。成功的意识形态功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但是受众又不会感觉到被宣传、被教育。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的主旋律电影作品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亟须转变过于高调的宣传教育视角，以鲜活的艺术形象展示饱满的人性，以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技巧呈现艺术的魅力，以高标准的艺术作品来吸引观众，让观众在高质量的艺术美感享受过程中，自然地体悟到作品的价值意义。 应该看到，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创作，逐渐重视电影作品艺术魅力的传达。从政府管理部门到电影批评界，甚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界，都对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给出了诚恳的建议、探索可行的路径，创作人员也努力地研究中国社会，研究艺术规律；同时，在尊重中国艺术现实的情况下，更多地去学习借鉴西方电影有益的成功经验，力图让主旋律作品在高屋建瓴的格局下能够深入人心，力图让主旋律电影在表述宏大叙事的同时能呈现感染观众的日常情怀，以图完成意识形态传达的任务。这种努力卓有成效，体现了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与时俱进。近期涌现出的部分主旋律电影，如《我和我的祖国》等，取材自重大事件，但重视剧中人物个人体验的表达，以个体介入历史重要瞬间的体验和感悟，完成了国家宏大叙事的微观化表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时刻，影片投放市场，实现了普天同庆的放映效果，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 但是从历史回溯和宏观层面审视主旋律电影创作，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当一部分承载价值传达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未能充分调动艺术规律、艺术技巧去完成，最终导致叙事感染力量弱化，这种创作矛盾也是困扰当前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重要症结。一些主旋律电影作品，因为过多强调其宣传属性、价值功能，而忽视本应尊重的艺术规律，为追求政治正确的惯性力量所驱动，作品中人物塑造、情节建构进而被意识形态传达的要求选择、提纯，拉大了叙事内容与日常社会的距离，有些艺术表达甚至远离了生活常识。其结果是对内，在中国观众中不能形成预期影响力，在境外更得不到海外观众的广泛接受。众多国产主旋律影视作品，从选材、创意开始就从宣传效应出发，取材自一些来自真实生活的优秀人物、光彩人物，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优秀先进、具有人格魅力，但是经过电影创作成为艺术形象之后对内不能说服观众，对外不能感召国外观众，问题基本就是出在这里。 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地体现于主旋律电影的代表样式——英模人物片。英模人物片从类型角度来看，属于人物传记片，其基本叙事前提是让观众取信于人物，进而被艺术人物的魅力所感召，认同人物行为所带来的价值意义。然而中国式英模人物塑造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团体价值和个人利益的张力中，塑造英模人物既能体现宏大叙事、服膺国家民族利益，又能被普通观众的日常社会心理所能理解和接受，甚至被感召的逻辑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的英模片倾向于将主人公在精神上提纯，弱化其作为普通人的个体欲望，而将其英模属性、公共人物属性在创作中进一步放大。这种模式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时期就已经成型，在20世纪80、90年代又发扬光大。但面对当下多元价值共生的新时代，在当下的英模人物传记片中如何将团体价值和个人利益较为妥洽地融合，是主旋律英模片在市场化时期必须面对的深层命题。近年来，一批英模片也取得了较好的口碑，并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屡获殊荣，从《钱学森》《杨善洲》《郭明义》，再到近期的《李保国》，可以看到国产英模片在不断地探索和变革。但是团体价值和个人利益的有效调和在电影创作中仍未探索出有效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叙事策略。在人物塑造方面，家庭关怀与社团价值、个人需求与集体利益如何在叙事呈现中完成情、理、法的有机统一，在英模人物片创作中还没有探索到有效的创作路径。 《杨善洲》和《郭明义》等影片作为近些年英模片中有影响的作品，主人公均敬业爱岗，从国家公义角度无私奉献，但如置身于家庭，就因个人对家庭义务和亲情责任的缺失而令人物塑造产生重大遗憾。爱情、亲情是人类感情的基本支点，英模片往往只写公义大爱，却忽略了日常情感，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无疑会出现叙事的悬浮感。爱情、亲情是人类感情的基本支点，如果主旋律电影只写了大爱，却忽略了身边普普通通最日常的情感，就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同。法国著名演员让·雷诺（Jean Reno）主演过一部影片《大厨》（Comme un Chef，2012），里面讲述到了他面临人生最关键、最艰难的一天，他主厨的餐厅面临着生存危机，决定他事业命运的米其林专家将来餐厅考评，如果失败，他要被轰出餐厅。但是同样在这一天，他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要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女儿对父亲是有期盼的。同一天，两件事摆在了面前，让·雷诺扮演的人物面临着事业和亲情的抉择。但他很清醒，他派出了助手去餐厅做菜、接受米其林专家的评鉴，而他自己还是回到家里，先是认真给女儿做早餐，然后陪女儿参加答辩。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没有爱，我们什么都不是。这个人物没有丢失作为人的基本亲情，也没有放弃他作为家长应当承担的责任，当然，他岌岌可危的事业最后也得以保全。这对我们的电影创作应该有所启发。我们在英模人物塑造中，往往沿革着创作惯性，渲染大爱，“家”的因素被推至后景甚至模糊处理，强调的是“大河不满小河干”，忽视了“小河”自己的内在诉求。如果我们的电影创作能够尊重人类的基本情感，能够回归常识，在尊重个人诉求的前提下承担民族责任，在实现个人成就的同时融入国家叙事，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建构，探索新型的“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或许能成为中国电影与国际文化价值通约的路径，也会让我们作品的影响力更加强劲。 个人利益与集体价值的潜层张力不仅存在于英模片为代表的中小成本主旋律电影中，在以军事题材电影为代表的大制作中，这种理念依然突出，但“由家到国”的叙事策略已然开始探索，所取得的市场成效有目共睹。军事题材的电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它自我的叙事惯性。由于人民军队的纪律性和在战斗中孕育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在新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叙事中，往往是抑制个性，服务于集体价值，革命战士形象成长目标的完成往往是在个性的抑制过程中实现的。正像《柳堡的故事》中讲述的那样：你要解放了千千万万个二妹子，最后才能回来寻找你自己的二妹子。但从《战狼》系列到《红海行动》，新的转变带动了现代中国战争电影的拓展和崛起。这类新军事动作片，开始重视个人形象，重视自我表达，尊重角色自我情绪的发挥。正像《战狼2》序幕中，主人公冷锋痛打暴力拆迁者的段落，在既往的军事题材电影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恰恰因为这样的一些场景，既突出了个性，也实现了突破，为影片争取了观众。但这些小小的出格只是争取观众的一个手段，实际上这些有个性的人物，其最终仍然是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些影片将个人英雄与爱国精神产生了有机的勾连，实现了类型电影叙事与中国主流价值表达的有机融合，让电影叙事与当下中国现实情势实现了文化共振，通过个人英雄形象的塑造，传达了爱国情怀。 但是，这种爱国情绪的共振和输出受题材的先天限制，决定了这类电影很难在国际间对中国形象塑造产生积极作用。长期的和平发展，使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经常面临“无仗可打”的叙事困境，对秉持和平外交理念的中国来说，没有现代战争经验可以直接挪用于电影。《战狼2》和《红海行动》依托在动荡的海外世界，以深陷困境的海外侨民的生死紧紧地抓住观众，书写国家对于每一个中国国民的生命永不放弃的责任担当，极大地动员了华人受众的观影热情，激发了每一个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可以说对内已成为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改革、优化过程中新的创作标杆。但是对海外传播而言，在当前中国践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向国外推广这些动用武装力量的影片，在叙事策略上并不是完全积极，亦非对外传播的最佳选择，特别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掷地有声，让国民听起来深感振奋，但对于非我族类的海外观众，在不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和表述语境的情况下，在误解甚至西方传媒曲解下，就会产生对中国形象塑造不太有利的影响。 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重要目标是传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打造中国积极合作、富强进取的经济形象,文明现代、正义负责的政治大国形象,和平、友好的军事形象，坚持原则、灵活务实的外交形象，以及底蕴丰富、创新发展、兼容并蓄的文化形象”[2]。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行动中，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防疫抗疫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中国政府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执政形象更值得在国际间传播，能够有效地感染观众，获得国际受众的认同。但近年若干军事动作片所打造的“硬汉”形象，传导了过于强势的国家形象，虽然是在影像空间虚构对手目标，但毕竟是讲述中国人在境外使用武装力量，这些作品若走出国外，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自然会有影响。因此，针对军事题材影片如何在利用奇观场景吸引观众的同时，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和清晰地传达非暴力意识，并让影片中的战争行为具有民族情怀和共同价值的双重合理性，是当前国产战争题材电影创作面临的巨大挑战。 就电影而言，一部影片的文化价值观通常是通过其叙事策略来实现，其中包括在人物的行为逻辑中输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观众认同体现这种正确价值观的人物；另外，在矛盾冲突、暴力对抗中嵌入价值对决，将代表两种对立的价值观的人物共同置放在一个相互冲突、对峙的舞台上，使正向的文化价值观得到彰显，负面的价值观得到揭露。[3]因此，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商业电影，需要清晰、稳定、有效的价值传达，这种稳态的叙事价值表达路径需要在文化、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坐标系内不断地质询和探索，各国主流商业电影的价值表达都是不断地进行叙事修正和重塑才得以维持稳定的状态，其差异在于修正的难度系数。好莱坞电影虽然也需要不断修正，但是基本价值观的坐标系是相对稳定的。中国近年的作品呈现出价值观叙事探索和修正的倾向，但尚未形成稳定态的叙事体系。换言之，当前的中国电影，尚未建立起能够有效实现中国电影价值传达的叙事策略，但正在质询、探索与修正的路途中，因此中国当前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容易出现较明显的价值表达波动，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产业化以来的中国喜剧电影中。为了在市场上夺取高票房，喜剧电影倍受重视，喜剧明星炙手可热，国产电影10亿元以上高票房产出的作品过半是喜剧，而喜剧电影在借用类型经验营造笑感的同时，在创作中却越来越拒绝深度价值体验，更倾向于“轻叙事”带来的弱化价值体验。所谓的“轻”，就是在电影创作中，不触及社会重大问题，不触及观众的深层心理，瞄准观众笑点，瞄准审查底线，制作一些无关乎审美，无关乎反思，只求痛快娱乐的无深度作品。例如开心麻花团队的喜剧作品《西虹市首富》和《李茶的姑妈》，两部影片都专注勾画浮华的物质世界以及人物拜金的功利心态，人性和情感的对抗在叙事动机上又缺少强度，使得作品本身应表达的批判性相当薄弱。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The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讲艺术品吸引人的力量有一个词叫“Aura”，有人译为“光环”，有人译为“韵味”，艺术作品的魅力就在于这个概念，它的意义就是欣赏主体针对艺术作品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亲近的一种特殊感觉。[4]而我们的时代，拒绝崇高，拒绝深刻，也不想触动内心，上课累了、工作累了，需要放松身心，需要即时的快乐，因此大众对爆款喜剧充满着渴望与期待。“开心麻花”也是应运而生，它的作品，从《夏洛特烦恼》开始，《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李茶的姑妈》频频成为爆款甚至现象级电影。这些影片基本都是由该团队热门的舞台剧改编，甚至是剧本的直接挪用，因此其剧本已经经过市场的精准检验，因此单单从技巧层面观察，可以视作非常可靠的叙事策略。但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这些影片或多或少都存在与社会主流价值和传统。 类型经验相悖的叙事设置。“开心麻花”的喜剧叙事多是以“拜金迷失”与“真情回归”的二元对立来结构类型叙事，但二者矛盾的切换则因快节奏叙事导致逻辑生硬，甚至在道德伦理上出现重大缺陷。《夏洛特烦恼》无疑奠定了开心麻花作品中物质现实与理想情感的二元戏剧模式，从《羞羞的铁拳》开始，其团队作品在叙事的规定情景中，所谓爱情的萌发已变得颇为不自然，而《西虹市首富》和《李茶的姑妈》则是在对拜物教的迷恋世界极尽渲染的基础上生硬地用毫无情感叙事的“爱情”来反转，其文本对“拜金”的批判极其无力，反而是让观众在大银幕上完成了“一夜暴富”的白日梦。尤其在爱情的发生与戏剧矛盾解决的匹配性层面，金钱至上观念的渲染，导致人情人性对抗物质诱惑的主要矛盾角力频频产生叙事疲弱感。 事实上，“拜金化”的叙事模型来自当下的大众社会心理，不只是电影叙事本身的问题，其深层结构反映出社会心理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开心麻花”所造就的各种身份错位的“白日梦”，事实上是对当下社会群体普遍心理症候的照映。其创作团队显然是能够把握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矛盾和悖论的，其创作者为了票房，满足大众的潜意识并利用影像艺术对这种意识进行放大、夸张的呈现，仅仅利用大众心理进行消费，并未对这种心理进行有效的反思、提升观众的审美体验，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仅在喜剧层面，当下中国电影的价值表达，整体上均处于调整和探索时期。当前的中国电影，对文化价值的叙事呈现，尚处于质询、探索和修正的阶段。以武侠类型观之，不可否认，近十年来武侠电影在内地市场已显式微。武侠和功夫电影一度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最具市场号召力的类型，但当前国产武侠电影叙事价值导向缺乏契合时代面向观众的吸引魅力，不仅向海外输出困难，在国内市场更是频遭冷遇。《叶问》系列类型化程度很高，但叙事上依然是将中外对立，裹挟着民族主义的正义叙事，很难真正走出国门。《绣春刀》系列和徐浩峰电影则试图重建江湖规则，探索新的武侠叙事体系，但构建新的叙事法则是一个繁复的过程，满足国内观众尚需长期修正，其文化价值向海外传播则更为困难。 这种叙事价值导向探索的彷徨特征，也和今天中国社会观念被刷新的频率相关。多元化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特征，海量的网络热点随时会引发不同阶层中国人民的讨论，社会事件的“反转”无处不在，价值表述路径也缺乏凝聚力和统合性，电影创作也因此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价值挑战。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如何能够把握现实，又能以共同价值重新包装现实，是极为关键的。前述开心麻花作品是以“白日梦”的方式包装拜金现实，但在叙事中缺乏正向价值观的有效对抗。最成功又最具价值的“现实转化”则是由《我不是药神》来完成的，影片借重类型经验，在高度结构化的空间内完成了一次社会问题剖析，在塑造底层英雄的同时聚焦白血病患群体的生存困境，借生死道德命题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共情，彰显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我不是药神》也代表了宁浩和徐峥在近十年来的喜剧电影探索，从“囧”系列对中产阶层功利化的批判到《我不是药神》介入民生议题，这一系列创作彰显出关于中国“人”生存价值的讨论。如果将《我不是药神》和《我不是潘金莲》并置，不难发现它们在对现实题材处理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共通特点是将复杂的现实经过巧妙的编码审慎转化，从而在题材效应，审查空间与观众传播层面找到恰切的共振点，但《我不是潘金莲》的形式化探索和暧昧性批判，注定难以成为中国电影叙事价值借鉴的范本，而《我不是药神》则将形式尽量简化，内容则依照类型原则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在地编排，其结构特征及附属文化价值，完全具备可延续和可复制性。 本文涉及的主旋律影片、主流商业电影的三种类型，即英模人物片、军事动作片、主流喜剧电影都是在各自框架内打造不同向度的银幕英雄。英雄形象塑造是彰显文化价值的重要坐标，好莱坞超级英雄遍及全球银幕，成为美国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中国电影如何针对新的社会情境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以共同价值不断修正英雄叙事，在感召本土观众的同时于国际影坛产生共鸣，也将是中国电影发展和传播的深层持久命题。 文化价值的有效传导是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当前的中国电影创作正处于叙事价值建构的关键时期，与以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时单纯以书法、京剧、太极为主的符号化展示不同，当下中国电影亟须形成恰当合适、一以贯之、反复提示的中国价值支撑“中国故事”，中国电影传播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使之具备“对外言说”的资格和能力，如此才能坚守中国电影的文化高地，同时为彰显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注释 [1]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21-127. [2]胡智锋，刘俊.影响力：中国影视软实力提升的主要目标[J].艺术百家，2017（6）：6.原载：胡晓明.国家形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贾磊磊.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的纵向重构与横向整合[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8. [4]（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9-10. 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尹鹏飞对此文也有贡献，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