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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艺术有何可为?


    创作自由是所有艺术家应当追求的艺术生命底线
    如果我们能够抛弃任何有色眼镜,不管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因素,艾未未作为一个艺术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艺术舞台最耀眼的艺术明星,他的艺术作品展览从纽约、洛杉矶到巴黎、伦敦、柏林、悉尼甚至到冰岛、瑞典等一些小城市的大大小小博物馆比比皆是,目不暇接,他的名字作为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成为继安迪.沃荷以后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当代艺术家,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否认这一事实,这无疑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尽管我们可以说艾未未在中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艺术家,但如果只是将艾未未在国际艺术舞台的崛起简单归结为是如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所说的“艾未未的崛起是受益于中国的崛起”等,这是充分低估了国际艺术界的艺术水准与国际艺术家一贯秉持的艺术理念。
    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所在是艺术家能够充分地表达他自己想表达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可以被看作是艺术家的生命底线,如果离开了艺术家的表达自由,艺术家还可以有何可为?这在国际艺术界是普遍的不容置疑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当艾未未去年“被失踪”期间,由于中国政府始终未能及时说明艾未未“被失踪”理由,自然被看作是中国政府打压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表达自由,在国际艺术界掀起轩然大波,由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馆长、芝加哥艺术学院院长等发起在网上的百万人签名声援艾未未,得到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博物馆馆长及许许多多著名或无名艺术家的签名支持,其规模、其声势是当代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当代亚洲艺术著名策展人亚历山德拉(曾经为蔡国强在古根汉姆博物馆展览的策展人)在一次集会中强烈表达:“没有表达自由,何来当代艺术?”如果说艺术表达自由、创作自由是当今世界艺术家公认的生命底线,那么任何挑战这道底线的就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底线的挑战,这自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有国际媒体评:一个艾未未的“被失踪”,将中国政府多年来通过在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打造国际形象软实力,为此花费的几百亿人民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我作为一个在纽约国际艺术策展人在纽约这个国际艺术大都会的见证者,在这里非常遗憾地指出的是:在全世界艺术家同声发出强烈呼吁支持中国艺术家表达自由的同时,中国艺术家却体现出集体的沉默和缺席。当年那些曾到纽约这个国际艺术之都共同追求艺术创作真谛而崛起的、曾经在国际艺术舞台风光一时的艺术家们如此的集体“噤声”,这实在是不让人不感到惊讶和忿然!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到会上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据说当时全体与会代表对此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极其荒唐的文艺路线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到了全国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的荒谬境地,对中国艺术家来说:艺术创作自由这一本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本源所在,在中国被窒息得太久了。不管邓是否在此真正提倡艺术创作自由,但是他的这一讲话对艺术创作自由的表态,至少让当时的中国的艺术家们都感到“文艺的春天来到了”。在那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出现了一段蓬勃兴旺的”小阳春“,以小说《班主任》等开启的新时期启蒙文学、以北岛、江河为代表的“朦胧诗”和以“星星画会”为开端的85美术新潮等,可以说成就了一段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与世公认的辉煌时期,那个年代创作的一些文艺作品曾经让人们思想激荡、理想澎湃,至今仍然让我们经历过的这一代人所回味、所激动。可以说一旦艺术家们挣脱了禁锢自己的文艺专制枷锁,艺术创作的生命勃发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住的。然曾几何时,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年推出的隆重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讲话》被前所未有地誉为“犹如精神灯塔,指引我国文艺事业和文化建设不断谱写辉煌篇章”,据说当年著名“毛左”胡乔木、邓力群都没敢将《讲话》提到”精神灯塔“的高度,如今又有百位中国知名作家、艺术家虔诚手抄《讲话》出版,让人惊诧不已,恍若又回到那个愚昧、荒唐的年代。正如荣剑的文章指的这些艺术家甘愿“为价值一千元的贱卖自己的灵魂“ 。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是最珍惜自己的创作心灵的自由,在人类已经到了21世纪人们充分享受这个信息自由化的年代时,我们不禁纳闷:这些中国的艺术家难道真得想在自己的头上套上所谓一个”精神灯塔“的紧扎箍?
    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犬儒化倾向
    这些中国当代艺术家与整个当代艺术世界主流格格不入的现象,我对此称之为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犬儒化倾向。这首先表现在某些当代中国艺术家尤其是那些“著名“艺术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现行“宏大话语”体制的一部分,他们有些自觉地被”招安“成艺术院士或成为美术学院院长,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一官半职本来也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心灵已经完全被这个体制现实所臣服,所认同。所以说这些艺术家已经丧失了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的基本立场:艺术永远是超越现实的也即批判现实的。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当艺术在“一个压抑的和控制的社会中”与之“和平共处”,就丧失了艺术的“本真”所在,在他看来“对现实的颠覆性力量”是艺术的本源所在,当然他也指出这种艺术的“政治性潜能”只存在于艺术的“审美之维”即艺术形式的本身而非简单的政治“口号”(并非如《讲话》所倡导的那样简单地“文艺为政治服务”)。(有关论述可参见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中国三联书店出版)。总之,中国当代艺术的犬儒化之一就是彻底丧失了艺术的批判性,艺术已经不成为“普遍的反抗的自由解放力量“,而是日益成为”被神化了的或僵化了的现实的一部分“(马尔库塞语)。正是因为我们这些所谓“著名”艺术家的对现实的不作为,以致我们的一代年轻艺术家不知艺术尚有批判功能?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年轻音乐家选秀,当评委高晓松对几位唱饶舌歌曲的年轻歌手提出他们的的音乐作品多生活的无病呻吟而缺乏批判性,这些年轻人表现出极大的惊诧,居然不解何为艺术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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