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偶读《读书》一九九六年七月号，崔之元先生的雄文《卢梭新论》的标题非常醒目。急急展阅之下，发现它像是为“卢梭旧论”而作的一篇辩护词，所以，很乐意在这里插几句嘴。
塔尔蒙（J.Talmon）的著作《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出版于一九五二年，从年代上说可能不算新论。但塔氏竟敢把极权主义与民主扯在一起，则不啻是新论，而且是奇谈怪论异端邪说了。
公平地说，塔尔蒙虽然冒天下之不韪指认卢梭是“极权主义民主之祖”，但态度还是相当温良恭俭让的。而法国当代知名政治学家、《新观察家》周刊专栏作家朱利亚尔（J. Julliard）则对卢梭就不那么客气了，直言历数“卢梭之错”。
对于被尊为“民主合法性圣经”的《社会契约论》，朱利亚尔认之为一部“未完成”的书（卢梭自己也在开卷如是敬告读者），“一部童话，一部哲学寓言”，并称卢梭是“一个奇怪的谜团”：既左又右，既激进又温和，既革命又保守，“卢梭什么都有点是，自由而任意，不忌怕自相矛盾”。
我拜读卢梭这部名著，也吃惊于其语焉不详、前言不搭后语之处，比比皆是。谨举两例。
第一，卢梭说：“从严格的字义上讲，真正的民主从来都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存在：大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受统治，这有悖于自然秩序……。只有一个神明的人民，才是民主地自己统治自己。一种如此完美的政制，并不适合于人类。”但同时，卢梭又倾心赞美不止是“大多数人”、而且是全体人民自治的“民主”：“最高主权者只有当人民集合在起时才能行事。”卢梭举出古罗马，即使几十万公民之众，也“很少有星期罗马人民不集会的，甚至是一星期几次……。全体人民都来到公共广场，几乎既是执政官又是公民”。卢梭一直神往古代的直接民主，曾有言：从孩提时代起，“我就自认是希腊人或罗马人”。
同样是出于对直接民主的挚爱，卢梭严厉摒斥代议制：“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公民们都是亲自动手，而不是用钱来做一切”，“最高主权是不可被代表的，正如最高主权之不能让与。最高主权本质地在于公意，而公意则根本不可被代表……。显然，在立法权上，人民是不可被代表的”。在卢梭看来，人民用钱请雇佣兵打仗，请代表“代议”政事，是公民们“懒惰”、“爱国热情衰退”的结果，“一旦人民任请了代表，它就不再是自由的了”。所以卢梭很不屑于英国的代议制：英国人民一旦选择国会议员完毕，依然是奴隶。
第二，卢梭对“自由”的论述，也多有含混之处。首先，在卢梭那里，“自由”是一个与“奴役”相对的概念。只要有一个人格化的“主人”（强者、富人等），便是不“自由”。摆脱其役使，便为“自由”。另外，卢梭描写了一种人在野蛮状态下的为所欲为的自由，即庄生笔下“牛马四足”的境界，卢梭谓之“天然的自由”。但一旦人们集合为契约社会，人们就得把这种“天然自由”交出来，换以一种“公民的自由”。而这个换来的自由，是要大打折扣的。它得“服从”，于一个抽象的“主人”：“服从人们自订的法律即自由。”既要“服从”，就有那么点不“自由”的意思。卢梭自己也禁不住比喻：“法律的枷锁”，“公共福祉的枷锁”。“自由”也要戴上“枷锁”！愿望当然美好：“每个人与集体结合在一块，却又只是服从他自己，并与从前一样自由。”但要像“从前”一样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既然“每个缔约者都把自己所有的权利完全让与给共同体，……置于公意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下”，既然“最大多数人的声音始终约束着所有其他（少数）人”。卢梭说到这里，也感到有点问题，便假托一问：“人们会问，怎么一个人被迫去服从一些不是他自己的意志而仍然可以是自由呢？”高明的卢梭来了个答非所问：“我要回答是问题的提法不对，公民要服从所有的法律，哪怕是他反对而又通过的法律……正是通过公意他们才成为公民和自由”。所以，卢梭的“自由”，大有某种强制性意味，很不那么“自由”。
卢梭对“公意”与“众意”的区别，实际上也并不那么清楚。既然“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那么，“众意”怎么能经过“正负相抵”、七扣八除之后又变为“公意”？原文直译是：“从这些个别意志中去掉最相互抵销和最不相互抵销的意志，剩下的便是公意，尽管有那么多的差别”。尽管卢梭给“相互抵销”一词加了注，但逻辑仍然不清。尤其人们应当联想到，卢梭始终将“公意”截然区别于“个别意志”、“个别行为”、“个别利益”。一旦“公意” 的形成中掺有一丁点“个别”性的东西，“公意”便宣告毁坏。凡俗的“个别意志”，任怎样加减乘除，也不会产生神圣的“公意”。
卢梭说对“不服从公意的人”要“迫使他自由”，崔先生为贤者讳，把“迫使”之句“更贴切地”改为“使之能够自由”。但迫使（forcer）就是迫使，就是用“力”（force）强迫使其然。证之于卢文全句：“任何拒绝服从公意的人，全体将强制（contraindre）他服从：意思无非是人们将迫使他自由。”又是“强制”，又是“迫使”，公意的面目昭然毕现。后代形形色色的卢梭主义者，更是把卢梭的公意学说推向一种狂热的公意崇拜。罗伯斯庇尔，这位卢梭的狂热信徒，正是以“公意”的名义，“使”成千上万与他“想得不一样的人”在断头台上成为“自由”，又“使”几十万忠于国王的旺代省农民横尸遍野……。真是怎一个“使”字了得！
那么，在卢梭的公意或最高主权的绝对领导下，个人究竟享有多少自由和权利？按照今天自由主义的观念，个人生而享有生命、财产安全等基本人权。但在卢梭那里，个人的财产乃至生命权，恰恰都是“转让”出去给了最高主权者的：“国家通过社会契约是所有其成员财产的主人”，“个体们没有任何权利掌握他们的生命，……当主君（Prince）对他说“你死了对国家合适，那他就得死”！
纵观当今西方自由主义政制，除了在名义上保留“人民最高主权”的口号，根本没有兑现卢梭设想的民主，实际上倒是不动声色地实践了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学说。相比而言，卢梭不仅高扬“人民最高主权”，而且主张人民自己行使主权（本义的民主），孟德斯鸠则只承认“人民最高主权”，但不同意人民自己行使主权，而是让一些人民的代表代为议政；卢梭主张每个公民亲自参与公共事务，孟德斯鸠则认为人民“不宜于讨论国家大事”，这件事应当让人民的代表去干；卢梭认为人民最高主权是“不可让与”并“不可分裂”的，孟德斯鸠则恰恰相反，不仅人民可以把最高主权“让与”给其代表，而且最高主权也可“分裂”为立法、执法和司法。
卢梭的思想，混乱中透出一种激进和乌托邦的特征。孟德斯鸠则显得温和和现实，体现了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崔先生使尽解数要给卢梭戴上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但这顶帽子真正地应该属于孟德斯鸠。
英国哲人罗素更语惊人：“希特勒是卢梭的直接结果，丘吉尔是孟德斯鸠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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