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现代化社会实践不仅至今还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而且已推进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本文中，我们一方面着眼于当下进行的中国现代化社会实践，一方面受现代性讨论中所提出的“现代性”、“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基本范畴的直接引发，尝试着提出“新现代性”范畴。以“新现代性”范畴的提出作为基本语境，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在21世纪的中国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关于“乡土美学建构”的问题。
上篇：新现代性崛起
一、“新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性概念，它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一种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
新现代性范畴的内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新现代性，在逻辑必然性上隐含着“旧现代性”的存在。在现代性讨论中，作为核心范畴、中轴范畴的现代性，其内涵，事实上乃是指以欧美现代化历史经验为根底的欧美现代性。我们所谓广义现代性在逻辑必然性上隐含着的“旧现代性”，指的就是这种以欧美现代化历史经验为根底的欧美现代性。这样，关于广义的新现代性，我们不妨这样说，它泛指与欧美旧现代性相比较而言的，由一定时代、社会、国家、民族，在其独特的、历史的、具体的、鲜活的现代化社会实践中，创造性生成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拉美国家的现代性，亚洲四小龙的现代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性，都属于这种新现代性的逻辑和历史范围。
我们不否定先发的欧美国家所创造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现代性观念体系，对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引导功能和示范意义。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引导功能和示范意义甚至迫使某些后发国家全盘摹仿和照搬先发的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现代性观念体系。但是，由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一系列特殊新异的坚硬事实，比如独特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宗教信仰，或主动或被动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或有利或不利的国际环境，或丰饶或贫乏的自然资源，或强大或羸弱的综合国力等等，因此，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结果，必然迥异于先发的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结果，这些后发国家在其新异特殊的现代化实践经验基础上所创造性生成的现代性，必然迥异于先发的欧美国家传统经典的现代性。“新现代性”，可视为我们对世界上一切后发国家所创造性生成的现代性价值观念体系的一个理论命名。
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新现代性不是广义的新现代性，而是狭义的新现代性。如果说，广义的新现代性是泛指迥异于欧美的后发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现代性的话，那么，狭义的新现代性，则特指中国的现代性。在这里，“新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在内涵上是同一性概念。这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以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为基础，创造性生成的一种内涵丰富、品格独特的现代性观念体系。这种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革新传统又继承传统，受辱外邦又受惠外邦，植根现实又超越现实，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所进行的一项有广泛世界影响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伟大创造。
虽然，从总的趋势来看，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革命转变，只是必然发生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最初似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威逼下被动发生的，似乎只是对欧美旧现代性的一种仿效模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是在先进的欧美现代文明与停滞的东方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中发生的，是在殖民掠夺与闭关自守的不平等交往中发生的，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顽强对抗中发生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毋宁说是一种主体价值选择，与其说是一种仿效模仿，毋宁说是一种开拓创新。而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在其推进过程中，一经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照面，其选择性、开拓性、创造性品格便愈显凸出。悠久的文化传统，独特的精神信仰，变幻的国际环境，庞大的人口基数，根深蒂固的小农自然经济，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严重不平衡，所有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最终注定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只能是中国的，而不可能是欧美的、亚洲四小龙的、拉美的以及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论，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李培林：《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验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这样表述：13亿人口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所积累的鲜活丰富的“中国经验”，不是要“改写”旧的现代化理论，而是要“创造”新的现代化理论；不是“将来”改写旧的现代化理论，而是“正在”创造新的现代化理论。“新现代性”，正是这种植根于“中国经验”基础之上的“正在创造”着的新的现代化理论。
“新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并不单纯只是一个逻辑设定，而是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社会实践所历史地赋予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作是“新现代性”的一些闪亮的历史内涵，都可以看成是中国持续一百多年的“现代性延伸”。特别是，由于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最关键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因此，此间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科学发展观”，乃成为“新现代性”历史内涵最直接最明确的当代书写。可以说，没有这一系列政治性理念的创造，就不可能有“新现代性”学术范畴的提出。还可以这么说，“新现代性”，就当下中国现代化社会实践操作而言，直接意指着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事实上，即便从纯粹学术方面考量，“新现代性”的提出，也并不是前无“古人”，从零开始的。“新现代性”虽然还是一个尚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新现代性”的基本思想，却被各门学科的一些有卓识有远见的学者认真周密地论述过。“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这里说的现代性，是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钱中文先生在美学和文艺学领域所说的“新理性精神的现代性”，也许可以看成是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新现代性”。钱中文先生在“新理性精神”视野里所观测到的现代性的“批判性”特征，“传统性”特征，“历史具体性”特征，“独立进取性”特征，可作为我们思考“新现代性”基本特征的有益借鉴。任平、陆树程先生在“对当代中国发展观变革的哲学反思”中认为，“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中轴”：“不是经典现代性，不是后现代性，甚至也不是第二次现代性，而是将后现代导入中国现代化过程、改造现代化的内容、方向、目标及其结构和机制的现代性，即一种新现代性”（《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这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新现代性”概念的。
二、与欧美“旧现代性”相比较，中国的“新现代性”之“新”在实践操作层面表现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观念价值层面表现为新的理性精神和启蒙精神，新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新的政治理念、经济原则、文化观念、社会理想、伦理准则等等。与“后现代性”相比较，中国的新现代性是“非后”的，“非后”是对“后现代性”所禀持的一种非议、斥责、反对、拒绝、否定、扬弃的原则立场。
“新现代性”之“新”，可以从多个层面来描述。在这里，我们拟在“新现代性”与“现代性”（“旧现代性”）、“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比较中来简单描述其新异之所在。
如果说，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话，那么，与先发的、传统的、经典的欧美“旧现代性”相比较，后发的中国“新现代性”之“新”，在实践操作层面，便集中表现为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统筹城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必然选择这种新路子，这是由中国现代化所客观遭遇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大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迅猛腾飞的，其时正值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全球化时期，信息社会时期，知识经济时期。这与欧美现代化所遭遇的“古典社会”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深度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把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有机结合起来，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依靠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高经济效益，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仅就环境而言，欧美现代化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中国现代化，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就可以依靠科技和教育，开创性地飞越环境污染这个现代化进程中使人头疼的“卡夫丁大峡谷”。再就人口而言，13亿人口基数，这是从古到今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不曾遭遇的坚硬事实。处理得不好，13亿人口基数就是一场永不停止的扫荡摧毁一切的大雪崩，但是，依靠教育优先发展战略，13亿人口基数就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李嘉图所描写的“增长陷阱”对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最终是无效的，就可能与中国无可比拟的人力资源优势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3亿人口基数对中国的城市化也是一个巨大的严峻的考验。考验面前，需要开拓，需要创新。不可能把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小城市里，环抱于大中小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城市化功能，因此，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乃是中国城市化之“新”，现代化之“新”，当然，也是中国“新现代性”之“新”。
这是就现代化实践操作层面言“新现代性”之“新”。在观念价值层面，“新现代性”之“新”，当表现为新的理性精神，新的启蒙精神，新的科学精神，新的人文精神，新的自由，新的民主，新的平等，新的权利，新的法制，新的世俗化，新的政治理念，新的经济原则，新的文化观念，新的社会理想，新的伦理准则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社会实践中创造性提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是“新现代性”之“新”的具体表征。
与“后现代性”相比较，“新现代性”之“新”，表现在中国的新现代性是“非后”的。在这里，“非”不是判断词，而是动词，其具体含义是非议、斥责、反对、拒绝、否定、扬弃。这就是说，作为“非后”的中国“新现代性”，对“后现代性”所禀持的，是一种非议、斥责、反对、拒绝、否定、扬弃的原则立场。
“新现代性”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过去完成时”，因此，与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后现代性”不同，“新现代性”肯定建构，反对解构；肯定理性，反对蒙昧；肯定中心化，反对边缘化；肯定意义，反对虚无；肯定崇高，反对卑琐；肯定“宏大叙事”，反对“一地鸡毛”。当然，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伟业也会相应孳生一系列甚至是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比如拜金主义盛行，享乐主义泛滥，工具理性至上等等。但是，“新现代性”已经欣然发现，现代化之为现代化，现代性之为现代性，就在于它自身天然携带着一种强大的自我反思功能，自我批判功能，自我排毒解毒功能。卢梭，是理性启蒙的三巨匠之一，但是，卢梭也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对理性进行深度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公认的“后现代”先行者，“后现代”解构、批判大师，但是，海德格尔曾经这样自我辩解：我并不反对技术，我只是对技术的本质感兴趣而已。在中国，著名乡土作家沈从文先生，很长时间被人误解为反现代的世外桃源作家，但是人们忘记了，对沈从文先生来说，他所反对的城市“文明”社会的种种假丑恶，他所赞扬的乡土自然社会的种种真善美，乃是通过沈从文先生经过五四洗礼的现代性眼睛所发现所照亮的。“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和。一切来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沈从文：《水云》）。这把尺，这把秤，也许的确是从乡土带来，但是我们认为，其准星，乃是由自由、平等、人性等现代性观念校正的。对自由的向往，对平等的追求，对人性的礼赞，使飘然行吟于“世外桃源”的沈从文先生本质上仍是一个“现代性”作家而不是一个“古典性”作家。与其他“现代性”作家稍微不同的是，他更多执行了现代性内在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解毒排毒使命而已。
在“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比较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后现代性”本质，“后现代性”历史，“后现代性”功能，在学术界依然有巨大争议。“后现代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而已……后现代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从远处而不是内部来注视自身……后现代性就是与其不可能达成妥协的现代性，是一种自我监控的现代性”。鲍曼的这一判断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新现代性”就应该视“后现代性”为性情有点暴躁、态度稍嫌偏执的益友、诤友和盟友，就应该从“后现代性”这里批判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从而使自身天然携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解毒排毒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强大。借用鲍曼的话说，“新现代性”应该从“后现代性”那里进一步加强对自我的更长久、更审慎、更清醒、更有效的批判和监控。
在我们看来，“新现代性”是一种新的语境，新的视野，新的立场。有了这个新的语境，新的视野，新的立场，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或可有一种新的解决方法，新的阐释可能。我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提出的“乡土美学建构”问题，就期待着在这个新的语境、新的视野、新的立场里得到新异而有效的阐释。
下篇：乡土美学建构
一、“乡土美学建构”，不仅只可能在“新现代性”语境中有效提出，而且只可能在“新现代性”语境中彰显实际意义。它是时代启示给我们的。
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对作为数千年农业大国的中国来说，也许称得上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明确以“三农”的形式提出来，并且，“三农”问题的提出即意味着“三农”问题的解答，这却是20世纪最后20年甚至10年的事情。这就是说，“三农”问题，只可能在20世纪最后20年甚至10年的特定语境中提出，也只可能在20世纪最后20年甚至10年的特定语境中解答，因而，“三农”问题，只可能在20世纪最后20年甚至10年的特定语境中成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真实命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所有这些诗意的悲叹和控诉，主要只是一种美学价值，而一般不具有任何实际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意义。在“前现代”的古典社会，“三农”问题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它事实上不具有任何初步和最终解答的可能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良知有血性的基层工作者也曾这样呼号呐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乍听起来，“三农”好像到了命若悬丝的崩溃边缘，但实际上，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可怕的不是危险，而是意识不到危险，对危险的意识即意味着对危险的救助；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三农”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三农”恰在此时出现了最终被救助的无限可能。大而言之，通过土地战争，通过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承包，通过迅猛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已经可以反哺农业，城市已经可以反哺农村；正是在这种充满无限生机和无限希望的情形下，“三农”问题才以“真苦真穷真危险”的尖锐风格被提出来。
乡土美学建构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指从美学维度建构乡土，把乡土建构成为美学性、审美性乡土。因此，乡土美学建构，一旦游离“新现代性”背景，一旦游离“新现代性”语境，一旦游离百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实际，就无异于痴人说梦，成为十足的空谈，地道的奢侈，纯粹的幻想。陶渊明笔下落英缤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固然是美学性乡土，审美性乡土，但是，这只是想像的乡土，不是现实的乡土。现实的乡土，是刀耕火种的乡土，是生态罹难的乡土，是豪强贪婪兼并的乡土，是弱者背井离乡的乡土，是勇者揭竿而起的乡土，一句话：是不堪重负的乡土。用美学学术话语说：现实的乡土，是衣食乡土，实用乡土，功利乡土，惟独不是美学性、审美性乡土。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革命和改革，新的人地关系取代了旧的人地关系；在生产力方面，依靠科技和教育，土地产量空前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相对过剩；特别是，迅猛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农村人口转移之日，也即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牧还草之时。在此形势下，数千年不堪重负的乡土，才可以慢慢伸直腰膀，舒张双臂，敞开胸怀，自由自在地产它的粮食，长它的树草，开它的鲜花，结它的硕果。这就是说，数千年不堪重负的衣食乡土、实用乡土、功利乡土，才可望成为诗画乡土、精神乡土、审美乡土；想像中的世外桃花源才可望成为现实中的人间桃花源。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乡土美学建构，作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真实命题，是时代启示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强加给时代的。
二、“建构”，首先是指在理论思辨层面建构乡土美学学科；其次是指在实践操作层面建树美学乡土。在建构乡土“美学”（学科）与建构美学“乡土”（实践）之间作出明确逻辑区分是必要的。
“建构”什么？这是“乡土美学建构”命题所蕴涵的一个绕不开的核心话题。就字面看，当然是建构乡土美学，建构乡土美学学科，建构美学学科的乡土分支。但是，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的价值意向，我们的终极目标，却是建构乡土，在美学之维建构诗性乡土、审美乡土、精神乡土。我们认为，在建构乡土“美学”（学科）与建构美学“乡土”（实践）之间作出明确的逻辑区分是有必要的。
乡土美学建构，首先是指在理论思辨层面建构乡土美学学科。在这里，乡土美学被理解为美学学科的一个二级分支学科。如果可以把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规约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话，那么，作为二级分支学科的乡土美学，其研究对象，也就可以相应简单规约为“人与乡土的审美关系”。人与现实之间以精神超越为内核的审美关系，是美学学科，从而也是作为美学二级分支学科的乡土美学得以成立的学理依据。一旦我们把乡土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定在人与乡土的审美关系上，那么乡土美学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具体研究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乡土审美的历史，乡土审美的本质，乡土审美的特征，乡土审美的功能，乡土审美的教育，乡土审美的范围等等。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稳固构建了乡土美学的基本“问题框架”。
其次，乡土美学建构，是指在实践操作层面建构美学性乡土。所谓美学性乡土，即诗性乡土，审美乡土，精神乡土。乡土世界的建构，可以有多个维度，比如政治维度，经济维度，文化维度，伦理维度，社会维度等等。审美维度是一个特殊的维度，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按照“美的规律”（马克思）来建构乡土社会的，具体来说，是按照美学及其二级分支学科乡土美学的一般立场、观点、方法、原理来建构乡土世界的，是“新现代性”视野中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特征在日常乡土世界的灿然呈现。在这个特殊的审美维度里，日常乡土世界的审美化，可以具体表现为乡土自然（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等）审美化，也可以具体表现为乡土社会（如衣食住行、人际关系、乡风民俗等等）审美化等等。不仅如此，即使纯粹功利实用性质的乡土经济，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等，也应该在审美重建维度里得到诗性提升和精神性超越。我们已经欣喜看到，“观光旅游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不仅在理论上成为跨学科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在实践上成为时尚的大众趣味。农村（乡土）审美化，农业诗性化，农民休闲化，千百年来，庄子、陶渊明等无数哲学家、艺术家所冥思的“至德之世”。所幻想的“世外桃源”，在“新现代性”背景下，逐渐成为可以触摸的鲜活现实。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就我们的真实理论旨趣和最高价值意向而言，乡土美学建构，本是要通过建构“乡土美学”来建构“美学乡土”。在学科基础研究方面“有所不为”，是为了在学科应用研究方面“大有所为”。我们想以一个村庄为个案，按照我们对美学和乡土美学的一般理解，来脚踏实地地“建构”一个现实的鲜活的诗性乡土、审美乡土、精神乡土。这是可以触摸的“至德之世”，这是可以践履的“人间桃源”。“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的至理名言，对我们既是警示。更是召唤！
三、“乡土美学建构”，“建构”即独创，即独创乡土美学建设的现代性“中国经验”，即独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乡土美学和美学乡土！
关于乡土美学，在我们之前，有古典的乡土美学建设；在中国之外，有域外的乡土美学建设；在美学之内，有“非美学”的乡土美学建设。新现代性语境下的乡土美学建构，有自己质的规定性。
第一，针对“非美学”的“美学性”之“建构”。有一种情形使我们感到无比惊异：在美学系统内，我们居然搜索不到作为独立学科概念的“乡土美学”！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在独立学科意义上使用过“乡土美学”一词！虽然过去人们没有提出“乡土美学”概念，但是，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经验形态还是理论形态，都存在着极其丰富的乡土美学资源。问题在于，这个资源似乎迄今还没有被人们自觉挖掘，利用、改造、提升。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作为独立学科建设的乡土美学，是“非美学”的。由此，我们产生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们需要“重建”作为独立学科的乡土美学。
这是就学科理论层面而言。就实践层面而言，从美学之维对日常乡土世界进行诗性、审美性、精神性建设，也许是与人类文明史同步的，但是，如上所说，千百年来，由于现实中的乡土总体上是衣食乡土，实用乡土，功利乡土，是不堪重负之乡土，因此，美学之维的诗性乡土、审美性乡土、精神性乡土，总体上是世外的而非人间的，是彼岸的而非此岸的，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它是“非美学”的。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美学之维的诗性乡土、审美性乡土、精神性乡土建设才最终成为可能，农村审美化，农业诗意化，农民休闲化，才最终成为可能。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开天辟地的伟大的美学重建。
第二，针对“古典”的“现代性”（“新现代性”）之“建构”。与古典的“前现代性”乡土美学建设相比较，当下的“新现代性”乡土美学重建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如果说，古典的“前现代性”乡土美学建设是解构的，是老子庄子等“绝圣弃智”、“见素抱朴”的哲学家，陶渊明等“归去来兮”、“复返自然”的艺术家，对文明进步所必然伴随的消极后果和文明进步本身所持的一种批判、拒绝、颠覆、解构姿态，是把文明进步和文明进步所必然伴随的消极后果这一盆脏水和婴儿一起泼掉，那么，当下进行的“新现代性”乡土美学重建就是建构的，它固然要对文明进步进行严密监控，对文明进步进行批判反思，但是它绝对不会拒绝文明本身，因为它知道，“在蒸汽和机器中，比在贞洁和素食中，包含着更多的对人类的爱”（契诃夫语）；它固然要洗刷婴儿的污垢，泼掉洗刷污垢的脏水，但是它绝对不会把经过洗礼的婴儿也一起泼掉。如果说，古典的“前现代性”乡土美学建设是二元对立的，是乡土与城市的二元对立，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那么当下进行的“新现代性”乡土美学建构则是统一和谐的，是乡土与城市的统一和谐，自然与文明的统一和谐；在这里，乡土与城市，自然与文明，并不是异质的对立面，而是同质的统一体。如果说，古典的“前现代性”乡土美学建设是想象的、彼岸的、世外的，是庄子、陶渊明等古典知识分子穷愁潦倒之际的一种隐逸策略，那么，当下进行的“新现代性”乡土美学建构则是现实的，此岸的，人间的，是庄子哲学思辨中“至德之世”的日常生活化，是陶渊明诗意描绘中“世外桃源”的此岸世俗化。如果说，古典的“前现代性”乡土美学建设是贵族的，精英的，是庄子、陶渊明等少数精神贵族和哲学艺术精英的一种哲学逍遥和诗性栖居，那么，当下进行的“新现代性”乡土美学建构则是平民的，大众的；在这里，乡土世界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乡土世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成为休闲化的城乡平民大众的一种性情陶冶和精神寄托。
第三，针对“域外”的“本土性”之“建构”。域外欧美国家，在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开创了富有现代性特征和欧美民族国家特征的乡土美学，建设了城乡一体、人地和谐、实用与审美相得益彰的富裕进步的乡土文明，涌现了像卢梭、哈代、福克纳、肖洛霍夫等乡土美学巨匠和乡土文学大师。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全球化”语境和“新现代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进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继承传统，既要立足本土又要借鉴域外。就当下中国的乡土美学建设而言，它必须从域外欧美国家的乡土美学建设中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但是，正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照抄域外欧美经验而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独创“中国经验”那样，中国的乡土美学建设，也不能照搬照抄域外欧美的乡土美学建设经验而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独创乡土美学建设的“中国经验”。在此意义上，我们判定中国的乡土美学和美学乡土是“建构”的。“建构”即独创，即独创乡土美学建设的现代性“中国经验”，即独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性乡土美学和美学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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