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端艺术情境
时间:2024/11/28 07:11:07 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作者:刘志 点击:次
【内容提要】极端艺术情境是展示人性的理想平台，其中多种极端情景下所展示出的人性内涵多姿多彩。艺术家需要洞悉人性的真实性、复杂性、动态性，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将之揭示出来并寄予理解和宽容之情，才能使之获得感人的艺术魅力。 【关 键 词】极端情景/人性/真实性 【作者简介】刘志(1975-)，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批评方法。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浙江杭州310027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04(2004)04-0031-06 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直面基本的人性问题是其魅力所在。作家陈染说：“只有探测人性深层的复杂性、透析人内心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才有长远的意义。”[1]所以艺术家理应思考如何才能创作出蕴含人性深度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考察优秀艺术作品不难发现，在极端情境中层示人性的真实是艺术家们经常运用的手段。 一 极端艺术情境是艺术家对日常生活中非常态的情景或人物心态加以艺术加工精心营造的艺术氛围。人在生活的常态下更多地表现出对神圣的或现实的规则理智的或无意识的遵循，这些规则包括社会习俗、宗教观念、法制规则、伦理道德等，发自人性本真的欲求则被压制了，一旦一种外在的或内在的因素切断了人与外在规则的关联，使个体处在一种非常态的环境或心态下，这一极端情景就为人性的本真状态的出场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以个体身心的舒展为旨归，但人的生存悖论在于，活着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到人在世有三个基本联系：一是在这个无处可逃的星球上，人们必须拥有发展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手段以便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二是人类个体的脆弱性和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性，以及个体并非是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成员这些事实又使人们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三是基于人是两性的人，这是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无法回避的。这三种联系可以归纳为职业、社会和性，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2]人可以部分缺失三种联系，但不可能完全缺失。而艺术家通过让人完全处在丧失这些联系中的某一部分，从而使人处于一种极端环境或心态之中，以便展示人性的丰富内涵。 通过让主人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来考察人性，在中外艺术史上并不鲜见，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那篇家喻户晓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独自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通过这一极端情景展示了人性中独立、勇敢、智慧的一面，这一人性内涵打上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的冒险和实干精神。苏联作家拉普列涅夫在其小说《第四十一个》中通过同样的情景设置展示了人性更为复杂的一面，作为俘虏和押送者这一敌对关系的男女主人公，在漂泊到与世隔绝的荒岛上后却进发了基于最真实的人性需求的爱情，在这一极端情景中，社会因素（政治、军事、阶级、阶层）所造成的对立被客观环境隔绝在个体身心之外。行文到此作品也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为故事创作了一个精彩的结尾：当敌人的船出现在他们视线内，从而使这一为舒展真实人性提供了封闭温床的极端环境即将消失时，看着奔向船只的戈沃鲁赫·奥特洛克，女主人公玛琉特卡痛苦地举枪打死了这个被自己称为“我的蓝眼睛的小傻瓜”的爱人和俘虏。也正是这第四十一个打出了人性的所有丰富性，使在极端情境中层露出来的真实的人性重新又陷入了复杂之维。 使人处于死亡的直接威胁之下来展示人性也是艺术作品中常见的极端情境。求生避死是人性中最真实的内涵，所以在非自然死亡的威胁下最能凸显一个人的品性。人性的懦弱与勇敢、美好与丑陋、反叛与顺从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得以放大。囊括了11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人们看到了企图用金钱买一个求生名额的怕死的男爵、为了责任和正义开枪自杀的船员和平静地走向驾驶舱直面死亡的船长，还有在爱情和死亡面前不愿抛下心爱的人单独求生的男女主人公。在电影《老井》中，当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被深埋在井下时，面对死亡的恐惧，爱的激情使他们终于冲破了家族观念、伦理习俗的禁锢紧紧拥抱在一起。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名作《这里黎明静悄悄》中，陷入泥沼中的女战士李莎面对已无法摆脱的死亡的降临，抬头凝望着美妙的碧空，仍在渴望着美好的明天。电影《美丽人生》中那个被纳粹关在集中营中的父亲，在死亡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极端环境中，却为儿子导演了一场美丽的游戏。这是艺术家在极端情境中层示着人性美好的一面，从而让人感到死神已不再可怕。 人类面对着许许多多痛苦的折磨：疾病、贫穷、孤独、爱的失落等等，当这些痛苦处在一种极端的情绪状态下时，也容易暴露出人性真实的一面。在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中，对于被饥饿折磨着的杨天宽一家来说，生存成了人性中最真实也最赤裸裸的唯一内容，为了获得吃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当瘿袋处在丢失了全家人赖以活命的钱和购粮证这一极端情境下时，急性子的她“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3](P692)而天性懦弱的杨天宽一辈子没有在女人面前逞过大男人威风，只有在这时才试过一次，也只这一次就要了女人的命。当瘿袋临死发出脆响的脏话“狗日的……粮食”[3](P694)时，在这个长相丑陋没有任何美的行为的女性身上却呈现出一种渴求生存的生命之美，这也正是在极端的饥饿情境中展示出来的人性中最真实的美。而在达登内兄弟1999年的电影《美丽罗塞塔》中，处在失业、贫穷折磨下的女主人公罗塞塔也同样显示了与命运抗争，争取正常活下去的人性之美，因此对于她为获得一份生存下去的工作而不惜出卖深爱着自己的男友的行为，只能使人对之抱以深深的同情，她也有着正常人的渴求、正常人的美好愿望，但在穷困的环境里，她还需要养活麻木地酗酒并出卖身体的母亲。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绝望了，这种绝望的极端情绪支配她打开了煤气，想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这种痛苦。这时恰好没有了煤气，当她去换煤气罐的途中又遇到了被自己疏远的男友时，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在生存的痛苦达到极端绝望而又无法发泄的时候，结束生命是无奈的选择，毕竟人性中总有无法承受的脆弱的一面，女主人公在男友面前的痛哭显示出对生命的眷恋。导演在这种极端情境中所展示出来的人性的软弱和坚强，都因一种艺术的真实而感人至深。 通过使人处于极端的喜悦和幸福状态中也可以揭示人性的某些真实状态，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的极端喜悦可以导致一种癫狂状态。在这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命运奇迹的现代社会，一夜之间的暴富或功成名就，无不是展示人的贪婪、自私、功利、趋乐避苦等人性内涵的最佳舞台。 二 “人性的内涵包括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以及通过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动机，‘动态人性’指的就是人的现实行为背后的心理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痛苦搏斗着的思想和情感内容。”[4]艺术家通过让人物处在面对金钱、权力、性等利益欲望直接诱惑下的各种各样的极端情境中，从而分析人物内心的波动，展示人性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人生于世摆脱不了利益的纠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永远是人性中最真实的内容。马斯洛的需要心理学理论虽然可以为人的利益需求分出高低的层次，但这一划分并不说明追求高级需求的人要比追求低级需求的人高尚多少，追求自身的利益需求永远有根于人性深处自私的一面，它反映了人性真实的一面，而道德不道德却是社会的要求。 理论对于人的心理世界的分析固然可以头头是道，但面对艺术世界中所展示出来的处在极端情境中人内心的丰富性、动态性却往往显得苍白乏力。被誉为心理分析大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过心理的内视角揭示了人性的这一丰富心理内涵，笔力直触人的灵魂深处，从而使其作品具有真实深刻的人性魅力。在小说《白痴》中，作家营造了一个烧钱的扣人心弦的极端情景，女主人公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为了折磨那个为钱曾想娶她为妻，但为了3个卢布就会爬到瓦西利耶夫斯基马上去的加尼亚，宣布只要他能赤手从火炉中取出燃着的钱袋，10万卢布就可以归他所有。在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中，作家对加尼亚的心理和行为作了精彩的描绘：“加尼亚穿着燕尾服，手中拿着礼帽和手套，默默站在她面前，一言不发，两手交叉，望着火。他的脸像手帕一样苍白，一丝疯狂的微笑荡漾在他的脸上，诚然，他无法把眼睛移开，移开已经开始隐隐燃烧的纸包；但是，似乎有某种新东西升起来，闯入他的心扉；他好像发誓要经受住这一刑讯考验似的；他没有挪动一步；少顷，大家全明白了，他决不会去拿那个纸包，他不会去的。”[5](P165)显然他并非是不想去拿，那不符合人性的真实欲求，而道德法则的约束又提醒他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取，当时他的内心在饱受着折磨和激烈的斗争，最后“加尼亚使劲推开费德先科，转身向门口走去；但是还没迈出两步，身子一晃，扑通一声，摔倒在地。”[5](P166)精彩处也正在这一摔之中，正是这一摔泄露了他内心的所有秘密。这一在巨大利益诱惑下揭示人性复杂真实心理世界的极端情境描绘成为经典现实主义的精彩一页。 新写实小说家方方的小说（风景）展示了一个人性极端扭曲的家庭氛围：出身平民阶层的父亲身上已没有了任何善良的人性，酗酒，打老婆儿女成了他全部的生活乐趣；母亲则是对任何男人都可以调情，即使在儿子的视线内也可以调笑风流，七哥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依然可以悠闲地剪着指甲；而大姐二姐则只会唆使父亲殴打自己的亲弟弟并以此为乐；五哥六哥可以在家中公然强奸一个少女……生存的艰难、亲情的冷漠，挨饿挨打，只能睡在床底下，很难奢望从这种极端残酷的家庭环境中走出来的七哥还能有什么正常的人性，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心态完全扭曲的人物形象：对权力极端渴望，为进入上流社会不择手段，抛弃深爱着他的大学女友，转而追求比自己大得多的高级干部的女儿。尽管作家以幽冷而客观的叙述语调诉说着种种生存的辛酸和凄凉，透过这种叙述，人们分明能够感受到七哥内心涌动的那些在极端家庭环境中培育出来的痛苦、愤怒、冷酷、自私的内心世界和扭曲的欲望冲动，使这一人物形象最贴切地阐释了行为心理学的动机理论。 展示两性之爱心理世界的微妙和复杂是艺术的永恒主题。爱的渴望、喜悦和失落，灵与肉的矛盾，情与爱的纠葛，爱情与金钱、爱情与阴谋，不伦之恋、变态之恋、精神之恋、肉欲之恋……在爱情的聚光灯下，可以透视出人性的多姿多彩。而在人类漫长的艺术长河中，通过设置一种极端的情景来展示两性之爱，讴歌爱情的美好或者讽刺和揭露爱的背叛、欺骗，从而来彰显人性的美好或者批判人性的丑陋与懦弱。古希腊著名悲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为了爱情背叛自己的国家和父亲，设计杀害自己的亲弟弟，又为报复丈夫的背叛更是残忍地毒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这些做法自然与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相悖，支配她的正是一种偏激的爱以及这种爱遭遇背叛后的极端复仇心理，她所爆发出来的为了自己的幸福爱到极端也恨到极端的行为，展示了人性的本真状态。电影《烈火情人》讲述了一个不伦之恋的故事，身为内阁官员的父亲爱上了自己的准儿媳，当他可怜的儿子看到女友和自己的父亲在床上翻云覆雨时，在心里极度震惊之下坠楼而死，为了情欲丢官丧子，这极端的一幕昭示出两性浪漫的欲爱在道德上往往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对肉体中蕴含的激情的痴迷，虽然是人性中最真实的成分，但却经常有悖于一般性普适性的道德准则。 三 从这些通过极端艺术情境展示出多姿多彩真实人性的经典范例中不难看出，艺术家不仅对复杂的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同时还能够创造性地通过精彩的艺术化构思将其真实准确地传达出来。 什么是本真的人性？它并不是从某一哲学观伦理观主导下的人性或者常识化、片面化的人性出发。面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流动性、开放性，任何理论的分析、定义和分类都会显得片面，都能找出漏洞。艺术家需要直面具体真实的人性世界。真实性首先意味着一种原初性，它的纯粹性往往存在于个体和人类的童年期。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指出，人类不断向前追求的历史使人越来越远离原始的真实需要，“两千年来，一种体制化制度化的努力一直在把人变成一种苦行禁欲的动物，然而人却始终是寻求快乐的动物。父母的管教约束、宗教对肉体快感的恫吓、哲学对理智生活的推崇，所有这一切仅仅在表面上使人变得驯顺；而在暗地里，在无意识中，人始终是不相信这一套的……人始终不相信这一套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6]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又是得益于对人的这一压抑，批评家比梅尔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中的思想观念、道德法则如果有悖于使人维持成一个群体共同生存下去，它终将会被历史所淘汰。可悲的是，拥有这些文明却是以牺牲掉人类童年期的那些美好、自由、本真的快乐为代价的，而且这种牺牲还是一种不可逆的已完成时态的。这也正是文明化的悖论。 塞林格的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极端愤世嫉俗、敏感好奇、焦躁不安、想发泄、易冲动的青春期极端心理状态，正是根源于人性中的本真，他和周围虚伪的环境格格不入。可以预测，结局只能是或者他被社会所改造或者被抛到社会的边缘甚至走向犯罪。他向妹妹描绘的那个自己的理想世界：“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7]在麦田里自由地游戏奔跑象征着人类童年期不受文明法则束缚的本真天性，但现实社会中不知道往哪儿跑的孩子却是最易误入歧途，设置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理想。如何做到既使人遵循文明的各种法则又不丧失掉人的本真性？在电影《发条橙》中，导演库布里克展示了一个活的人性试验，通过一系列外在的强制性极端措施，如强迫持续不断地欣赏暴力、服用各种药物等方式，从而培育人性中善的意识，使主人公从外在身体行动到内在潜意识都接纳社会认可的行为法则。试验在这一点上似乎成功了，但失去了基于个体真实欲求的主人公，同时也丧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变“好”了的主人公的死亡正宣告了强制性教化的失败。 艺术家正是通过设置极端艺术情境，在由文明与人性的本真欲求的悖论性所开拓出的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约束、文明进步与纯朴落后等人类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来展示多姿态的人性世界。 人的本真性欲求在极端情境中的呈现经常是爆发式的。这一突然性的爆发往往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艺术家需要真实地揭示出这一过程以便为极端情境中真实人性的呈现做好铺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中就层层推进地揭示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前后剧烈动荡的极端心理过程，小说一开始，辍学、交不起房租、被停伙食、穷困潦倒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已动了杀人的念头，在这之后，他的思想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动荡之中，善与恶、道德和不道德、强者和弱者的观念在内心激烈地交锋，陀氏以他手术刀般的精准和深刻层层揭示出他的波动着的意识乃至无意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外界的环境如马尔梅拉多夫、索尼娅、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苦难遭遇以及妹妹的被迫嫁人，被花花公子侮辱的少女这一切加剧着他的内心冲突并最终导致杀人情绪的激化。 揭示出极端情境下真实的人性姿态，还需要艺术家对自身所处的整个时代的环境、精神气候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以传达出人性的时代性。小说《巴黎圣母院》和《红字》中塑造的内心中神性和人性剧烈冲突的神父形象，揭示的是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扼杀这一时代特征。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麻将》将镜头对准了青少年犯罪现象，红鱼的人生哲学、价值标准无疑是商业时代尔虞我诈、金钱享乐至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这一切显然是无法用人性的善恶简单地去解释。在这里人性的美好的一面完全被时代扼杀，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幕幕真实地让人痛苦的情感欺骗剧的上演，当红鱼面对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相爱的情人双双自杀的极端场景时，这一由亲人死亡确证的人生中新的价值取舍标准，他隐约明白却无法接受，那意味着从头否定他的人生，信奉“动脑子不动感情”的他如何能不动感情？亲生父亲以死亡告诉他另一个美好的人性世界的存在。镜头中展现的他轻触父亲的脸的细节，正透视出他内心世界的即将崩溃和人性中那种美好东西的朦胧复苏。 四 在极端情境中展示出人性的多姿多彩，不仅仅要做到真实准确，要使人获得审美的感染和震撼，还必须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运用夸张变形等多种手段做到艺术化的传达。从这里也最能显示出艺术家的创作功力。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正是运用艺术的夸张手法，创造了一个到处吃人的极端环境，在这里，人性是被社会所扭曲的，通过这一夸张揭示出了整个时代的人性病态。这一极端艺术情境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不仅仅揭露了“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麻木，同时痛彻地洞察到导致吃人环境的好像是大众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个大众却是每个人都参加的真实境况以及改变这一境况的艰难。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让主人公格里高尔变为一只甲虫的夸张，表现现代社会人性的异化感和人与人之间内心深处的孤独和陌生。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在电影《黑暗中的舞者》中，对主人公塞尔玛在与偷了她的血汗钱的房东争夺时误杀了他而被判绞刑的一系列极端场景展现中，运用了颠覆传统视觉艺术表现手法的拍摄，将歌舞世界和现实世界、人性的美好与生活的黑暗动态地传达给观众，从而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被称为英格兰电影代表作的《猜火车》，导演丹尼·博伊尔为展现一群青年极端另类的疯狂生活，大量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了寻找掉进马桶里的毒品，主人公从肮脏得令人作呕的厕所马桶里钻进去之后的场景却是人在蔚蓝色的大海里自由地遨游的画面；吸毒后的快感可以使人慢慢地陷入到地板里，这些超现实的艺术手法有力地表现了吸毒者嗜毒如命以及毒品可以使人丧失掉任何的理智的极端疯狂情景，对于他们来说人性只是“选择不选择”跟着欲望和感觉走的感官性，疯狂的抢劫、盗窃、吸毒成为这群新新人类的全部生活内容。电影还运用镜头切换的快节奏以及画面和配音反差的叙事方式，制造了一系列极端疯狂的场景，从中演绎着一代青年人的堕落。 极端艺术情境不仅是展示多姿多彩人性世界的绝佳平台，从艺术家通过运用这一手段揭示出的人性问题中，也可以透视出艺术家对人性的理解及其精神维度，艺术家对人性心理世界的分析毕竟不同于心理学家，它往往浸透了作家或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投入。 人性的现实维度是真实性和复杂性，其历史维度则是过程性和开放性。从这一高度俯视现实中的人，才不会为具体的有局限的人蒙住眼睛。洞悉子这一点的艺术家，也往往对人性有着深深的理解、宽容。所以在许多大师的艺术作品中，即使在痛苦地层示人性恶的一面时，也渗透着一种美好的希冀之情。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人性弱点的揭示上，毕竟对于匍匐在上帝脚下的拥有无尽欲望的俗世之人来说，总会有暴露出难以抗拒诱惑这一弱点的时候，只不过每个人的抵抗力有强弱，面对诱惑的对象有差别而已。当小说《荆棘鸟》中的富翁玛丽·卡森临死之前写下遗嘱将财产留给神父拉尔夫时，嘴角露出了微笑，无疑她洞悉了这一人性的弱点，仿佛看到了上帝与情欲、权力与爱情在拉尔夫内心激烈的搏斗。纳博科夫的名作《洛丽塔》中，在洛丽塔的母亲发现了亨伯特觊觎其女儿的一切动机之后情绪错乱被车撞死，面对这一极端的场景，亨伯特虽然意识到深深的罪恶，然而对于鲜活的少女肉体的诱惑来说，这种罪恶感那么的苍白无力，“面对这样一幅广阔而变幻无穷的景色，我显得那样无助，就像预告东方远古历史片中的亚当，在苹果核里幻想着海市蜃楼的出现。”[8]电影《坏上尉》中那个徘徊在善恶之间的警察，被自己面对欲望时的孱弱深深地折磨着，当他再一次无法克制地吸毒之后，痛苦地向上帝伸出了无助的手祈求帮助，然而上帝也帮不了他，只有死才能了结这无尽的痛苦，当他放了两个强暴修女的罪犯之后，终于举起枪对准自己，他的极端绝望、痛苦、无助的眼神也正是导演对整个人类弱点的深深悲悯。 因人性的这些弱点所犯下的错误尽管有现实伦理法则的评判标准，但艺术家的标准往往是痛苦、同情、悲悯或宽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在基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展示人性真实性的同时，往往打上了一种深深的基督教悲悯、受苦和宽容的情怀，西班牙鬼才导演阿莫多瓦的一系列电影，通过设置极端的艺术情景来展示人性各种各样不同层面的欲望、弱点和因此所导致的不幸的同时，也寄予着他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不幸的同情。在《欲望的规条》中，同性恋、乱伦、凶杀、吸毒等极端场景充斥影片，其中的每一个人又是那么真实，给人的强烈感觉是：人原本就是这样的。没有了任何理论观念烹饪出的人的味道，没有绝对的善或恶、美或丑、懦弱或坚强、卑鄙或高尚，人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地展示着人性的各个方面。《捆着我，绑着我》中，在被绑架的极端情境中竟然产生了爱情，显示了导演非凡的想象力，诠释了对人的情感无限发展空间的探索：没有不可能的只有人想象不到的，从而使人更深刻地了解人性的真实。同样的《对她说》中，医生可以对成为了植物人的暗恋的女友依然爱之弥切，并使之怀孕而入狱的情节设置显然也超出了常理。而在《火腿，火腿》中母亲与女儿的情人、母亲与儿子的情敌、男友与女友的母亲、父亲与儿子的女友这些交错混乱的欲爱冲突使现实的道德伦理失去了效力，显示了导演对人性欲望的夸张以及对人性的宽容达到了极至。这一宽容姿态使得艺术真正成为“一种被压抑欲望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某种渴望和想象的唤起。”[9]这也正是人类在精神生活中离不开艺术的根本原因。艺术家越是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真实，越是痛彻地感受到，人类或许永远无法摆脱根源于自身的真实的孱弱和因而导致的不幸，但通过对这些在极端情境中所展示出来的艺术情境的审美，可以从精神上抚慰人的各种痛苦、创伤和不幸，同时也使人坚信人性中美好的可能性并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在极端情境中展示人性的多样性得益于艺术家人性观的多样性，但无论何种人性观，准确地、艺术地揭示并批判真实的人性并从中寄予着宽容和理解，这是许多艺术家成功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Z].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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