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影响
时间:2024/11/28 02:11:41 来源:《文艺研究》(京)2007年9期 作者:谢泳 点击:次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梳理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中“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及完善的历史，说明这一历史现象从无到有的基本过程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一历史现象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形成的作用中，提出中国文学教育重心偏移对中国学术造成的影响。 【关 键 词】文学史/文艺学/意识形态/文学教育 【作者简介】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9-0040-09 一、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传统 中国本来是史学大国，西洋史学赶上并超过中国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1949年，齐思和写《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始就说：“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中国民族是一个很切实的民族，在玄学的学问方面，不但不及西洋，亦且不及印度。但中国人在史学方面极擅胜场，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有光荣的传统，有惊人的成绩。”①正是因为中国人有史学的传统，所以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以后，在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中，文学史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统。而中国早期“文学史”的作者多数与北京大学有关②。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案”中特别指出： 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兹分述其不同与当注意之点如下： 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习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 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 教授文学所注重者，则在各体技术之研究，只须就各代文学家著作中取其技能最高者，足以代表一时或虽不足代表一时而有一二特长者，选择研究之。③ 从后来学者的治学趣味和学术成就观察，大体可以说，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主要还是文学史研究。到了上世纪30年代，在中文系的课程里，文学史的色彩很明显。中国文学史就不要说了，其他如词史、剧曲史、小说史、日本文学史等，比重很大④。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在北大的《招生简章》中，介绍北大中文系“文学组”： 用历史的眼光来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变迁，用活语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代的文学结晶品的；从不会领导你走入雕虫篆刻寻章摘句的小道之中。所以这一组的课程，除着重各时代诗文名著的钻研与其他各校国文系相同外，北大中文系更特别注重文学史的讲述。例如开始必修“文学史概要”一科，先给你奠定一个广泛的基础，以后则为分段文学史的讲述。第一段是上古至西汉，第二段是汉魏六朝，第三段是隋唐五代宋，第四段是金元明清，第五段是现代文学；以作较为专精的研究。此外更有各体文学专史的讲述；如诗史、词史、戏曲史、小说史等等，以作为更精密的探讨。⑤ 《简章》还特别强调：“谁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现在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更是白话运动的主将，所以常常有许多考生抱着要成为一个新文学作家的理想而投入北大中文系里来，这诚不免多少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因为大学中文系文学组要造就的是文学研究的工作人员，而不专门训练新文学作家。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决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这里的习作，自然是以语体为主，也多的是在新文学写作方面的导师。” 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虽然越往后越有变化，但作为学术传统，这个主脉，我以为还是延续下来了。王瑶1949年后的选择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王瑶由清华到北大，很快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作新文学的研究，但方法和方向却是在延续北大文学史研究传统。中间经过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两册红皮《中国文学史》和修改后的四册绿皮本，虽然学术观点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传统的主脉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无论是“红皮”还是“绿皮”文学史的写作，都曾受到过林庚、游国恩等前辈文学史家的指导，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它的延续方式可能是变异的，但变异的延续中会保留一些东西。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短时间内集中批判过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朱德熙、刘大杰、郑振铎、朱光潜、陆侃如和钟敬文等学者，当时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据事后统计大约有一万两千张。而被批判的主要对象都是以教授文学史见长的学者⑥。批判者所信赖的主要方法都来自于当时“文学概论”中传授的理论和思维。是以“论”的方式批判“史”的事实。当时这些批判者对新意识形态毫不怀疑，而只对作为知识承载者的学者进行清算。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一个悖论：他们试图彻底清算的知识恰恰来源于他们的清算对象，而且清算发生在他们尚未完全继承那一知识系统的时候，这个结果使当时批判者的知识系统不可能再达到他们批判对象那样的水准。这些批判文章，几十年后再观察，所批判对象及其著作的学术史地位越来越坚固，而批判者及其学术地位并没有超越他们批判过的前辈，虽然这些批判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后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但学术史对他们的评价不可能超过前者。 到了陈平原和钱理群他们这一代，经王瑶这个关键人物的努力，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开始往回退，陈平原的意识可能更自觉一些。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如果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它的动因其实可以解读为是明确回到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冲动，把人为割断了的文学史研究界限再打通。 陈平原往回退，由现代文学向晚清以上回溯，洪子诚则往下走。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仔细分析还是北大文学史传统，特别注意从文学史角度观察当代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现象发生的动因和它完整的历史。虽然对象成了当代文学，但文学史的意识和方法，还是北大的老传统。洪子诚在上世纪80年代不引人注意，但到了9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到了陈平原和洪子诚这里，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就凸显出来了。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出版时，这个意识还不明显，以后再写类似的学术著作，就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而要把学术的师承和大学的风格联系起来考察。陈平原曾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朝气蓬勃，至今仍令人神往。在其众多实绩中，形成‘文学史’的教学及著述传统，并非最为显赫的功业。但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也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此类融古今于一炉的文学史想像，既是基础知识，也可以是文学主张；既是革新的资源，也可以是反叛的旗帜——故也并非无足轻重。”⑦ 北大文学史传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的意义，正如孙席珍在《怎样研究文学》中所说：“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都应该懂得一些。这在初学的人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文学史是一切理论和批评的基础，没有文学史便没有理论和批评，所以世界任何国家的大学里都把它定为初级生(Freshman)的必修科。”⑧ 二、“文学史”重心的转移 作为学科设置，“文艺学”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学里，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设置，在课程设置方面，它的地位也不重要。 1949年以前出版的“文学概论”一类的书，大约有72种（其中还包括一些同一译本的重译），数量远不能和“中国文学史”相比⑨。其中最早的一本《文学概论》在1921年出版，是根据日本的同类著作编译的⑩。那时出版的“文学辞典”一类的书中，有“文学史”条目而没有“文艺学”(11)。1949年以前的图书馆分类索引中，没有单独的“文学概论”或者“文艺学”目录(12)。 当时“文学概论”一类的书，多数以中国文学为分析对象，除了早期几种受日本影响外，主流是欧美文学。1925年，马宗霍出版的《文学概论》，其实是一本关于中国文学的概论，全书虽有涉及西洋文学的部分，如“西人之论文”、“西洋文学之时代观”、“西洋文学之分体”、“西洋文学之派别”和“西洋文学之法度”几节，但文字很少。最明显的特点是马宗霍基本是以中国文学固有的概念来构造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比如第四章讲“文学之功能”，马宗霍使用的概念是载道、明理、昭贤、匡时和垂久(13)。也就是说，这本《文学概论》是以中国文学史为主线的。 郁达夫1927年出版的《文学概说》，主要参考书是欧美和日本的相关著作(14)。其他如胡行之《文学概论》，体例大体完备，也以中国文学和欧美文学的事实为依据(15)。薛祥绥编《文学概论》，本书有自己的体例，基本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连欧美文学也很少涉及(16)。当时比较流行的是1935年傅东华翻译的美国韩德(Theodore W. Hunt)的《文学概论》。本书以英美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的是“文学的教养应该更使成为学术的教养，而学术也应该更使汲取文学的精神”(17)。 1949年以后，“文艺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重要课程，而这门课程在1949年以前的大学里，根本没有后来那样的位置。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及导师》一览表就能发现，西南联大1938-1945年度的历届毕业生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以“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为论文题目的(18)。而且从西南联大1938-1946年度各学院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年度，都没有“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课。只是 1942-1943年度，才在大三和大四设立了“文学批评”和“文学概论”两门课。朱自清讲“文学批评”（4个学分）。杨振声讲“文学概论”（3个学分）。杨振声的“文学概论”只开了一年，以后他就开“传记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概论”这门课，后来只有李广田还开过一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程说明书》中对这两门课的要求是：文学概论下学期开，2学分，文三四选修，李广田先生讲授。要求是：“本课程注重文学基本原理之探讨，如文学之发生与发展，文学之特质与界说，文学之创作，欣赏与批评，并兼及文学之时代任务等问题。在理论方面，大致中外兼采，而举例则尽可能的引用中国作品。”而“文学批评”的设置是全学年，4学分，文三四选修，朱自清先生讲授。要求是：“本学程探究中国诗文批评之问题，分言志与载道、文笔、模拟、品目四项讨论。” 考察历年《西南联大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及任课教师表》，大体上可说，过去中国大学中文系没有“文艺学”这一课程，不但国文系没有，外文系也没有。当时国文系大一的必修课只有“国文读本”和“国文作文”，“国文读本”占4个学分，“国文作文”占2个学分。外文系也相同，只有“英文读本”和“英文作文”两门课。在西南联大，教“国文写作”的前后有好几位老师，但主要是朱自清、沈从文和余冠英。外文系教师稍分散，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和钱钟书都教过“英文读本”。 1934年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他认为中文系的职能是：“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为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及批评方面做工夫的人还少。”(19)虽然有所提倡，但最终没有成为主导方向。当时中文系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组。在文学组的课程设计中，第一年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学生得各选其一，所占学分最高，为八个学分，第二、三年开中国文学史。在第四年的选修课中也是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散文、新文学研究等为主。另外有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心理学。 作为一种新学科的“文艺学”，最初在中国大学里传播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用外来理论解释本土文学；第二是直接以日本和欧美文学为分析对象。可惜中国的“文艺学”没有能以这样的方向发展，1949年以后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不但偏离了中国固有的“文学史”传统，而且也偏离了上世纪20年代以日本和欧美文学理论为主的方向，最后转向了苏俄文学理论，完成这个转向的关键人物是以群(20)。 1937年6月，以群、楼适夷同时翻译了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此书在 1949年前后多次再版。1952年，以群在“重版后记”中说：“本书译于抗日战争之前的 1937年春；1940年曾经一度修改。现在的纸型是根据那时的修改重排的。”以群说他的译本是根据熊泽复六的日译本转译的。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出版于1931年，是当时比较风行的文学教科书。以群说：“作为文学教科书，这大概还是草创的第一本。”(21)1939到1940年间，巴人出版了《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1949年此书以《文学初步》为名出版。巴人在“后记”中说：“全书的纲要，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因为在它提出的各项问题，确是最基本的问题。然而我或者把它扩大，或者把它缩小，而充实以‘中国的’内容。特别应该指出的，我有三处是涉及于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即为中国文学观点之史的发展，中国文学的流派，中国文学之民族形式的检讨。在这里，有我自己的对于中国文学的分期法和各流派的意见。”(22)据巴人说，写这本书时得到过郑振铎的很多帮助，特别是在参考书方面。 1949年前，受苏联文艺学影响较重的是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此书虽然在香港出版，但作为一本大学教程，它所开创的体例为后来文艺学的中国化所模仿(23)。本书的第一版完成于抗战时的贵州，是作者在大夏大学教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1950年，任白涛翻译了苏联文艺学教授蔡特金的《文艺学方法论》，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无论是译介还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努力和探索，基本还都是自觉的学术追求，尽管这些作者本人是著名的左派人士，但并不失学者本色，包括在此前后出版的蔡仪《新艺术论》，作者个人的风格还是非常明显的。越往后发展，中国文艺学著作中个人特色逐渐消失，到“文艺学”作为中国大学学科的地位确立后，很少有学者再能写出具有个人风格的此类著作。 1949年以后，“文艺学”作为课程，较早进入大学中文系。1949年，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向华北各地高校下达《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将“培养学生对文学理论及文学史的基本知识”，视为中国文学系的任务之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就选出了‘文艺学’和‘中国文学史’作为系里的两门重点课程。” 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1949年后中国大学的科系设置，相当多的方面不是延续原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习惯，而是延续延安的高等教育习惯，具体讲就是由延安马列研究院、华北联合大学及北方大学到华北大学这一体系，因为当政权转换时负责接管原来大学及文化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以华北大学第三部及研究院的教授为主，如钱俊瑞、李新、艾思奇、丁易、沙可夫、江丰、李焕之等，华北大学的第三部就是负责文艺工作的(24)。具体到文艺学这一学科来说，早年在延安马列研究院的周扬就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1944年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出版后，基本确定了中国文艺学后来的发展方向。1949年，华北大学第三部负责编印《苏联文艺问题》，并在前言中指出：“相信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会有启示作用，对于我们的文艺思想的建设，会有重大帮助。”(25) 戴燕在她的研究中认为，中国文学史“始终是在按照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课堂教学形态，建构一套特有的经典系统和理论体系，养成一种特有的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并创造出当代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意识，从而融入到当代教育体制中去的”。她对“文艺学”课程设置的评价是：“解放后的中文系，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26) 1952年，《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被介绍过来，这是一本较为集中介绍当时苏联主要文艺学问题的报告集。译者前言中说：“我们认为这几篇报告，能给我国文艺学家、文艺工作者以及一般爱好文学的同志们以很大的帮助，使我们更深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进一步认识苏联文学。”(27)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关于苏联文艺学的信息被介绍进来，特别是到了1955年，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文学与文艺学”的条目单独翻译出版，辞书是确立学科地位的一个重要评价尺度，一门学科历史地位的获得，辞书中条目解释，常常具有经典作用。在“文学与文艺学”的解释中，确立了毛泽东、鲁迅和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历史地位。辞书撰稿人认为：“在中国，毛泽东的论文和演讲，对于中国的唯物论文艺学的形成起着莫大的作用。毛泽东，定下了创造真正民族的、吸取了过去丰富文化遗产的文化这个任务，提出艺术作品评价的两个标准：政治性的标准和艺术性的标准，两者合成不可分离的统一。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作家们正确地描写新与旧的斗争、作新生活的积极的建设者。鲁迅(1881-1936)认为文学乃是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的著作和郭沫若（生于 1892年）的著作，对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先后提供了莫大的贡献。”(28)中国文艺学后来的发展（包括文艺理论、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大体没有越出这个标准。 传统的改变并不可能突然发生，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断裂常常是因偶然事件加速的，这就是“吕荧事件”的发生。 1951年，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张琪给《文艺报》写信，揭发他的老师吕荧讲课有问题，随后引发了1951年11月10日《文艺报》“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文艺报》在《编辑部的话》中指出：“从这些来信里可以看出，现在有些高等院校，在文艺教育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有些人，口头上常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和语录，而实际上却对新的人民文艺采取轻视的态度，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不足，甚至随便将错误理解灌输给学生。”《文艺报》以此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关于建立新的“文艺学”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文艺报》共收到全国各地28所高等学校的来稿和来信300件左右。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从此以后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必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为基本原则；第二，作为一种新制度，“文艺学”成为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新课程。 当时对中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现状的基本判断是：一种是讲授的人懂得一点马列主义条文，有一点新东西，但不联系实际，自以为很“高级”，实际是旧的学院派思想在作祟，认为文艺是一门专门性的学问，可以不必管什么现实运动。第二是讲授的人马列主义修养很差，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几本。因此名义上似乎是教新的文艺学，内容其实还是旧的一套。最后一种情况是新的没有，旧的也很差。最根本的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连基本的理解也没有。大家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通过具体的材料，将其中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观点，对新的人民文艺的轻视态度，不负责任地宣讲着的错误文艺理论以及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残余，进行严正的批判。 1952年第8号《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记者对这次讨论的述评《改进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算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从思想上来分析，目前高等学校文艺院系的教师们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是从左翼文学运动中培养出来的进步作家、理论家。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一定的贡献。但因为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长期来很少接触实际。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之中，有的随时代前进，虚心踏实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党的教育下，成为今天高等学校文艺院系的骨干；有的则始终留恋自己‘王国’，背着进步包袱不肯放下，以为自己已经很精通马克思主义，满足于一些概念的刻板的条文与知识，因而逆水行舟，进步迟缓，甚至于进步少退步多。另一部分是治学多年的旧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很有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有其旧阶级意识和旧思想的限制。两年多来，有些人已能逐步地运用新的观点重新整理过去的知识，但仍然有些人迷恋故纸堆，欣赏那些充满封建意识的‘国粹’，排斥新的文艺。还有一部分人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一贯地只承认西洋文学史中的一套，认为那是惟一的‘正统’。对于中国的一切，他们不屑于研究，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他们讲流派，讲文学史的发展，讲伟大的作品，只知从希腊罗马开始，甚至用现成的外国教科书。此外，也有一些教师是市侩，他们过去是色情和低级趣味的贩卖者。今天在课堂上，常常兴之所至，就要想贩卖那一套，还有一些是过去的反动文人。” 作为这场讨论的总结，《文艺报》特别强调：“思想改造是我们改进教学工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教师们因为不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使得自己的工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和青年学生的要求的根本原因。因此，所有的教师们，应该以清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毒害，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的工作。”而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以新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建“文艺学”这门课程。《文艺报》文章说：“就以‘文艺学’这门课程来说，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它的任务是‘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作为培养未来的文艺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要使得这个要求能够实现，就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以研究目前文艺方向及文艺创作、文艺运动与文艺批评为主要内容；就需要我们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原则，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刻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能完全照这样做。教师们有的维持既定‘系统’，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文献竟被忽视，或只是作为附件，略提几句。”《文艺报》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高等学校中国语文系的课程大多是新开设的。这些课程，尤其是‘文艺学’，主要地要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求教师们对这些课程从研究现实问题入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周扬领导下开始了中国大学文科统编教材工作，对于“文学概论”，周扬甚至给出了体例(29)。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1963-1964年间分上下两册出版，同时启动的由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到1979年才完成出版(30)。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大学流行多年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由南方学者完成的，北大中文系没有一人参加(31)。这也从反面说明北大中文系没有“文艺学”的兴趣。 三、结论 学科制度化，通常要通过三种方法来实现。一是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者至少设立“教授”职位）。二是建立国家的学者机构（以后还会有国际学者机构）。三是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图书分类的系统(32)。文学教育是在这三种机制大体完成以后，才可能成为国民文化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 我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学教育重心在“文学史”，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西洋文学史。此后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由重“文学史”偏向了重“文学概论”，它的制度形式是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中以教授“文学概论”为目的“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和逐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职业化体系。它的学术风格是“以论代史”，由于尊重事实的“文学史”传统本身具有怀疑的能力，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有抵抗性，所以在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它自然要受到轻视。 文学教育中由“文学史”传统向“文艺学”的转移，使中文系文学教育的专业性受到影响，“文学史”传统的偏移，最后导致了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分科的严格边界，文、史分家基本成为事实，最终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 注释： ①《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抽印本，燕京大学（北平）， 1949年版。 ②从林传甲后，胡适、鲁迅、刘师培、朱希祖、容肇祖、冯沅君、游国恩、林之棠、林庚等出身北大的学者都有“文学史”一类的书问世。林之棠在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叙例”中，曾专门提到过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文学史的写作。（见《中国文学史》第1页，盛华书局发行（北平），1934年版。）林之棠和游国恩、冯沅君是北京大学同学。 ③王学珍：《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709页。 ④《国立北京大学概略》（非卖品），北京大学教务处印刷，1933年版。 ⑤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非卖品，北京大学1948年版，第 30页。 ⑥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此批判文集共有4辑，第1、2辑批判林庚、游国恩和王国维；第3辑批判王瑶；第4辑批判刘大杰、郑振铎、陆侃如、朱光潜和钟敬文。与此同时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丛书，收集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批判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还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古典文学组编著的《林庚文艺思想批判》。另可参阅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室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9年版；周来祥：《乘风集》，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这些批判的对象明显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的专家。 ⑦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⑧华北文艺社编《怎样研究文学》，人文书店（北平），民国二十四年版，第16页。 ⑨⑩伦达如：《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12页，第12页。 (11)参阅顾风城编《新文艺辞典》，光华书局印行，1931年版，第32页。胡仲持主编《文艺辞典》，中华书店发行1946年版，第21页。 (12)岭南大学图书馆编《中文杂志索引》第1集，岭南大学1935版。《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线装本（南京），1943年版。 (13)马宗霍：《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5、 86、150、115、125页。 (14)《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 100页。 (15)胡行之：《文学概论》，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印行，1934年版。 (16)薛祥绥编《文学概论》，启智书局印行，1934年版。 (17)韩德(Theodore W·Hunt)：《文学概论》，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再版，第487页。 (1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107-111页、117-373页、408页、 212、213页。 (19)《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0)当时较为流行的“文艺学”著作主要有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罗叶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艺学新论》（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文艺学概论》（维·波·柯尔尊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文艺学引论》（依·萨·毕达可夫著，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记录并整理，1956年版，此书分上下两册16开本内部印行。据出版说明：“本书即系根据专家讲课时的口译记录整理而成”。1958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正式出版，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专门为此书写了后记，当时此书印数很大）；《文学概论》（刘衍文著，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文艺学概论》（霍松林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文艺学方法论》（蔡特金著，任白涛译，上海北新书局印行1950年版）；《文学原理》（季摩菲耶夫著，查良铮译，平民出版社1955年版）；冉欲达等编著《文艺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树谦等编著的《文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 1957年版）；蒋孔阳：《文学的基本知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这些“文艺学”著作的编写体例基本相同，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这一类“文艺学”著作风格最完整的体现。 (21)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以群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92页。 (22)巴人：《文学初步》，上海珠林书店1949年版，第480页。 (23)林焕平：《文学论教程》，前进书局印行（香港），1950年版。 (24)《华北大学成立典礼特刊》，石家庄，1948年版，第 28页。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25)《苏联文艺问题》，华北大学第三部编印，石家庄， 1949年版。 (26)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4、100页。 (27)B·维诺格拉陀夫等《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张孟恢等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 (28)《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文学与文艺学》，缪朗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29)《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蔡仪的《新艺术论》一书，虽然书中没有直接引述马、恩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言论，但这本书的整体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参阅《新艺术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他的《文学概论》延续了原来的思路。（参阅《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1)编写组由以群主编，参加者是王永生（复旦大学）、叶子铭（南京大学）、刘叔成（上海师范学院）、应启后（江苏师范学院）、徐缉熙（上海师范学院）、袁震宇（复旦大学）、黄世瑜（华东师范大学）、曾文渊（上海文学研究所）等八人。参见《文学的基本原理》 （下），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525页。 (32)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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