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
时间:2024/11/28 06:11:41 来源:《音乐探索》 作者:杨民康 点击:次
内容提要：在民族音乐学接受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人类学思维和方法的影响，从而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哲学、美学领域后现代思潮的个性化特点。基于对表象意识的认同与否，后现代理论大体分为怀疑论者和建设论者两派。以梅里安姆、赖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民族音乐学，先后采纳了学术上有承继关系的博厄斯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和后现代建设论文化观，以较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一定程度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值得进行反思、批评，同时予以学习、研究、借鉴的后现代学术发展思路。 关 键 词：反本质主义/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理论/怀疑论/上下文语境 作者简介：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北京 100031 杨民康(1955— )，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潮流急剧变革的全球化时期，后现代思潮、文化观与学术研究观的纷繁来袭，使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或译为音乐人类学)正面临着种种选择性难题。西方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若从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然而，该学科以一种相对完整的学术姿态为国内学者所认识，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在其本地化传播和接受的实践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扬弃态度各执一端，臧否之声不绝于耳。然若对之作理论上的盘点，可知除了少数几位先行者之外，大部分人是在现代理性的平台上予以评论，甚少采纳后现代理论及其批判性立场去进行观照，以致难以做出较为准确的学术判断。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和认识，拟对当代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这一后现代学术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形成的音乐民族志语境研究观予以评述。 一、从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现代民族音乐学转型的标志性特征 (一)中外民族音乐学界有关本质主义与臧否表象的讨论现状 在民族音乐学接受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人类学思维和方法的影响，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哲学、美学领域后现代思潮的个性化特点。当前国内存在的、同后现代音乐文化相关的一种研究思路，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谈论“音乐的本质”是归属于雅文化或纯艺术性的社会文化层面，还是更具有隐喻性——多样性、多义性和多层性的可解释途径，即同民族音乐学的上述后现代学术趋向有关。当前国内音乐学界正在开展的一场相关的理论研讨，即从文化哲学、音乐美学的角度，探询“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本质论)及“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这一对重要概念的异同及其与音乐文化之间有何必然联系。所谓“本质主义”，概括地说，就是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有其本质，人们可以运用理智与知识，通过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哲学的洞察力，透过现象揭示出来。有学者认为，本质主义是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古典社会所坚持的一种精神诉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怀疑这一本质——普遍永恒的本质的存在，由此出现了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反本质主义”是对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思潮的否定和反动[1]。当我们把具有普世性特点的“音乐”“艺术”概念与其同时拥有的多元、多义的模糊性“文化”状态对置起来考虑，并对之加以取舍时，便有必要引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两个重要关键词——“本质论”“表象论”作为参照。由此，便有必要关注与本质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表象”(representation，或表象论)。 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表象”是曾经感知过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既指人脑中的形象或图像这种相对特殊的心理活动，也指在人脑中积极进行回忆或对空间关系表征的非言语思维活动[2]211、216。鉴于人在加工、处理以视知觉刺激信息或空间刺激信息为主的任务时，往往使用表象进行认知操作，而且会经历类似于对实物进行比较的过程，即类比表征。致使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表象鼓励概括，在概括活动中它又注重同一，因而忽视了差异的重要性。表象接纳“在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并将之归属于“全等，而否认差异”。由于表象“强调原型和被表象者的相同性，假定了同一性，而那种同一性蕴含着等价和等值”[3]144，因此，它的现代性基质是不言而喻的。 无疑，从艺术学科角度提出的“音乐”“艺术”等语词，既是通过表象将不同对象事物加以概括、归纳的结果；同时也被表象假定为在其原型和被表象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和同等价值。 而另一方面，基于对表象的认识和认同与否，后现代主义者又大体上可分为怀疑论(否定论)者和建设论(肯定论)者两派。怀疑论者提出，不要关注可概括之物、统一之物、现代世界的平常之物，而要关注差异所暗含的一切，关注绝不能被充分地表象的东西。这需要一个非表象的方法论，否则将一事无成[3]144。至于建设论者，同怀疑论者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摈弃普遍性真理，并且摈弃了真理是‘在那里存在着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观点。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确实接受了特指局部的、主观的、团体的真理形式的可能性。与怀疑论者相比，肯定论者不会轻易地说所有的真理观都是相等的。不过，他们中保留了真理的那些人把真理相对化了，并且取消了它的特定的或普遍的内容。……最后，他们逐步将某种反理论的真理观发展成给予日常生活和局部叙述以某种实质性关注的理论。”[3]118由此可见，两派对于表象具有的不确定性都持有认同的态度，但同样也由于两者对于“语境”的认识差别，使他们在批判的尺度上表现出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之分，并因此影响了他们对是否使用表象所持有的态度和意愿，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化研究观念和考察实践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在后现代的怀疑论者还是建设论者看来，艺术表象都具备“反本质主义者”所认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鉴于上述两类学者对于“语境”有着相异的认识尺度和认同程度，致使他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将“表象”同“语境”联系起来考虑的后现代建设论，可说是对于本文讨论当代音乐民族志语境研究观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一种学术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