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优伶谏言的社会功能
时间:2025/06/20 10:06: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作者:孟明娟 点击:次
在古代中国，谏诤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种辅助制度而存在，对于国家治理和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谏诤制度所处的实际环境，使得优伶谏言也有其生长的“土壤”，它的特殊性使其在历史演进中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优伶是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即戏剧戏曲中的优伶演员。先秦时期，优谓徘优和倡优。徘优一般是指以诙谐嘲弄逗人笑乐之类的艺人，倡优则指歌舞包括奏乐之类的艺人。伶，谓乐人，亦称伶优，专指演奏音乐的艺人。汉之后，二者往往并称，统指以歌、舞、乐以及诙谐嘲笑为业的一类艺人。春秋周景王时的优州鸿、齐国的优施、楚国的优孟、赵国的优莫、鲁国的优旅，以及“女乐”、“乐工”、“乐师”等等，他们以歌舞或奏乐为生，或为统治者所豢养充当“弄臣”，或游唱于民间，形成了早期的优伶群体。先秦优伶擅歌舞、奏乐、杂技等技艺，尤以滑稽调笑著称，这些要素融入了后来的优伶戏剧之中。优施的“乌乌之歌”、优孟的“爱马之对”、优旃的“临槛疾呼”等，为唐宋参军戏和宋金杂剧的滑稽表演奠定了基础，而宋元南戏及元明杂剧、传奇的某些插、科、打、浑的专场和片断，也与徘优的调笑取乐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优伶擅长音乐、歌舞、杂技，以幽默滑稽的表演深得帝王欢心，成为帝王休闲享乐、祭祀祈福、歌功颂德的附庸。同时，优伶伺机表达着他们的政治见解，谏言于帝王和朝政。他们采用巧妙机智的方式，时而调侃皇帝、讥讽朝政、直指大臣，时而讽刺地方官吏，针对政治时弊和帝王过失进行讽谏。在皇宫禁苑中，将百姓疾苦搬演到御前，以求廓清帝王视听，让帝王了解百姓疾苦以广施仁政、造福苍生。这种正义精忠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展示了刚正不阿的崇高气节。任半塘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东方古优有不但不以邪淫换取衣食者，且溅颈血以伸张人间之正义，牺牲自身以争取大众之存荣。东方古优能使危者振，惫者兴，昏暴者醒，不但自己有灵魂，且赋统治者以灵魂。人讥笑古优者在形，若古优讥笑人者在心，生死以之，正大光明！”（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优伶在唐代进入制度化层面。唐玄宗李隆基立“坐部伎”、“立部伎”，设“梨园”、“教坊”，封“伶宫”，助推了优伶戏剧的成长。唐庄宗李存勖与徘优同演，李隆范、杨隆演、李继岌也纷纷躬亲表演，臣僚、纨绔也跟着进入优伶角色，如徐知训、韩熙载、舒雅、宋浑、宋恕等，各类权贵官吏、显赫闲人粉墨登场，众伎竞演，名优辈出。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优伶在唐代地位突出，有的还被授予官职，如唐高祖曾授舞伎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玄宗授擅长参军戏的李仙鹤为韶州同正参军，懿宗曾任命优伶李可及为威卫将军（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优伶剧蔚然成风。 朝有讽谏，犹发之有梳。优伶讽谏对于政治政权具有特别的谏言辅助功能。正是“古君王既和优人们相近，优人们又善以诙谐的方式使他们的主人言听计从，所以这些看去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却能给时政以意想不到的影响。”（任二北：《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优伶针对政务弊端，以特殊的场景和独特的方式进行讽谏，以获得帝王的认同，有时候甚至发挥了改弦更张的作用。如优孟讽楚庄王疏忽功臣之后、优旃谏秦皇、敬新磨讽唐庄宗良田狩猎、申渐高讽烈祖税赋过重，这些讽谏都帮助帝王纠正了施政偏差。对于朝廷大臣，优伶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讽谏，如丁仙现对王安石变法，以及针对蔡京和王安石女婿蔡卞的讥讽，对于南宋宰相韩侂胄和史弥远的讽刺和鞭挞，如此等等，优伶谏言在朝廷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地方官吏的腐败问题，优伶也起到监督作用。如《萍洲可谈》记载的苏州无赖子弟冒法盗铸，《江南余载》记载的徐知训在宣州的恶劣行径。此外，优伶讽谏还涉及水利工程、税赋、钱币制度等方面。如宋代《续墨客挥犀》记载的伶人丁仙现在太皇生辰时献香杂剧中，对于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以兴水利使百姓苦之的比喻（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续墨客挥犀》卷五《献香杂剧》，中华书局2002年版）；申渐高讽谏皇帝李昪免除额外税（任二北：《优语集》）针对蔡元长“铸大钱”钱币制度的弊端的讽谏，使得宋徽宗由此下令废止了大钱制度（任二北：《优语集》）。 优伶演员是戏剧戏曲演出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优伶讽谏进入戏剧戏曲，从而使得戏剧戏曲亦在一定意义上承载着政治教化功能。戏剧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它离不开其生存的社会土壤，其发生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演变的影响，不同时代体现的文学思想性和社会政治性功能不同程度地贯穿于戏剧史的始终。戏剧艺术的发生、戏剧从仪式向艺术的转换并不体现为形式上的改变，而体现为内容上或功能上的改变，这就是戏剧从仪式的驱鬼祭神转变为艺术的惩恶扬善。在一定意义上讲，戏剧的讽谏、教化及其鞭挞功能，是中国戏剧的灵魂。 潘光旦肯定优伶是人才，认为戏班子对于民众智识和民族意识的维系具有重要贡献。他说：“除了士大夫会看书，也会造假历史以外，一般民众所有的一些历史智识，以及此种智识所维持着的一些民族的意识，是全部从说书先生、从大鼓师、从游方的戏剧班子得来的，而戏班子的贡献尤其是来得大，因为一样叙述一件故事，终究是‘读不如讲，讲不入演’。”（《潘光旦文集》第二卷《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戏剧生长于社会土壤，它不可能完全游离于社会意识、社会生活之外，其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构建不可能没有美丑是非的价值判断。戏剧不可能在“自娱/他娱”的“为戏而嬉”的“纯艺术”中特立独行、独善其身。 传统戏剧经久不衰，除了艺术上的成就以外，在世道人心、社会伦理以及政治上的关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正如高明在《琵琶记》中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戏剧戏曲在历史上担当着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这为戏剧“有戏看”增加了砝码，也应是戏剧能够鲜活存在的一个重要元素，戏剧来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优伶作为戏剧的载体，在“上”、“下”之间行走，实现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既满足了人们对于政治理论大传统的某种包容，使得戏剧得以在社会上层获得认同；同时又满足了民间世道人心和喜闻乐见的小传统，在底层民众之中引起共鸣，这种“内在性”的引入，使得戏剧兼得“有戏看”、“喜欢看”的品质，戏剧也由此获得本质特性而具有生命力。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