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新史学”范式(2)
时间:2025/09/19 05:09: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威 点击:次
发挥主体性构建学术范式 “新史学”在对于传统史学的反拨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即是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认为研究者不应只是爬梳和描述文献，而应根据史料提出问题，运用历史遗留的碎片“重构”历史。 就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而言，当下的音乐史学界更多倾向于“史料即史学”，似乎掌握了史料就掌握了一切。因此，有杨荫浏“三律考”、黄翔鹏“同均三宫”等，历来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提出，往往伴随着传统史学研究者的质疑声。项阳倡导以历史人类学方法论进行音乐史学研究，如对于自北魏至清存在的、历代有所记录的“乐籍制度”，以及基于这一制度所引出的对于官属乐人、制度化传播与传承、地方官属音乐机构等系列问题研究的探讨，其研究具有明显的“新史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合理解答了诸如“当下传统音乐在不同区域、不同种类、不同仪式中的用乐何以相通、相似”等涉及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与传播的关键论题。尽管这些认识是在综合了史料、文物、田野考察三方面资料基础之上的合理推论，也不免仍会有一些不认同的声音，如“是否符合传统史学方法”、“前人所论未有此说”、“是否忽略了学科界限”、“‘新史学’的理念是陷阱”云云。笔者认为，“新史学”强调主体性的发挥，必然在研究方法、史料整理、叙述方式等多个方面触动传统音乐史学既有的权威性，这种“不认同”往往不是基于论题本身，而更多在于史学观念、学术立场的异见。 20世纪以来，对于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新史学”。无论是克罗齐、费弗尔、布洛赫，还是梁启超、鲁滨逊、勒高夫，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新史学”虽各有不同，但都基于对其之前治学传统的一种自觉的反思与拓展。尽管当下学界对“新史学”的影响评价不一，但对其学术自觉精神是一致推崇的。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学”建立以来，具有这种学术自觉的个体不在少数，但时事境遇各不相同，有所思而能有所为、有所为而能有所成者，并不多见。项阳对中国音乐文化研究“新史学”范式的探索与成效，既是一种“学术自觉”，又是一种“学术幸运”。正是基于数辈学者倾尽心血的研究，才得以积累丰富的学术文献；正是基于既有的大量成果，才可能做充分的纵横比较，发现更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接通的意义》所呈现出一系列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理念、视角、方法，既是项阳学术实践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更是中国音乐学学术共同体在不断的学科对话与学术反思中的一个新的收获。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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