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地位的转变与独创精神
时间:2025/09/18 02: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作者:李祥文 点击:次
中西方艺术在风格理念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中西方艺术的发展历史却有着相似的脉络，即都遵循一条从模仿自然到表现自我的发展线索。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西方艺术家地位的转变也有着相似的过程。 早期的艺术史几乎可以说是“无名”的艺术史。古希腊那些经典的人体雕塑被后人赞誉有加，然而对于它们的作者我们却知之甚少。面对中世纪教堂当中的许多艺术珍品，我们也难以考证其作者的身份。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敦煌莫高窟，其中栩栩如生的雕像和鲜艳美丽的壁画几乎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16世纪，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里出版了巨著《艺苑名人传》，为当时在世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提香等人立传。这足以说明这些艺术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经济收入有了巨大改观，并且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艺术水平和声望来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瓦萨里称提香是“上帝的宠儿”。提香的一个几近疯狂的嗜好就是爱财。不管是提香亲手创作的，还是由学徒代笔的作品，只要是署上提香的名字就会被权贵们高价购入。 据画史记载，唐代宫廷画家的地位是极低的。中国自五代时期开始由皇家设立专门的画院，自此艺术家的收入来源才有了保障。宋代的院派画家可以获得很高的官阶品衔和优厚的俸禄。到了北宋徽宗时期，书院、画院和琴院内的宫廷艺术家的待遇达到了高峰。据南宋邓椿《画继》记载，由于宋徽宗本人对于书法和绘画的偏好，徽宗朝的宫廷书法家和画家不仅在生活上悠游富贵，而且在政治上还享有一定的特权，如触犯刑律后可以获得皇帝的庇佑；同时，徽宗朝不仅有书法家和画家在朝廷供职，琴师、玉器雕刻师和其他各种艺术家都获得了朝廷的俸禄。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宋代时期，艺术家的经济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像他们的经济地位提高得那样显著。米开朗基罗的传记作者指出，米开朗基罗的家人认为他选择做艺术家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宋徽宗时期，宣和画院的画家们尽管有着很高的物质收入，但是他们的地位完全由皇帝本人的喜好决定。 自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之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忽然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他们不仅有着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名声远扬，万众瞩目。门德尔松、肖邦、舒曼和李斯特等人是天之骄子，经常出入于贵族沙龙，并且成为沙龙的主角。帕格尼尼的一场音乐演奏会可以赚取一大笔金钱。赚钱对于帕格尼尼来说是如此容易，以至于他经常把通过小提琴演奏赚来的钱在赌桌上一次输得精光，而他也毫不在意。艺术家成为社会的明星，放射着璀璨的光芒。钢琴之王李斯特像狂风一样席卷整个欧洲。在欧洲美术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毕加索。毕加索一生风流倜傥，享受了数十年的荣华富贵。艺术家这种极高的社会地位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元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平台，艺术家们大多自谋生路，而这也使得元代成为文人绘画艺术的鼎盛时期。据明代董其昌《容台集》记载，盛懋的绘画在其生前受到人们的追捧，而吴镇的作品虽然开始几乎没有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后来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董其昌生前声名显赫，求画者甚众，他无力应付，常找人代笔作画。清末的大画家吴昌硕和民国的齐白石等也有类似的应酬方式。这足以说明艺术家的名望的重要性。他们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使得他们的艺术作品价值连城。这些文人艺术家的作品面向整个社会，因而他们也具有更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在欧洲资产阶级萌芽的时期，艺术家们逐渐摆脱了教会的制约，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服务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音乐家的地位同样如此。尽管欧洲古典音乐很辉煌，但是那些伟大的音乐家如亨德尔、巴赫、海顿和莫扎特等人却不得不依附于教会和贵族而生存，忍受着羞辱与鄙视。然而，随着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音乐家忽然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把昔日的主人抛在一边。小提琴之王帕格尼尼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位提琴之王不仅敢于蔑视王公贵族，而且敢于蔑视统治整个欧洲大陆的、芸芸众生的天主教。 艺术家不再是贵族的仆人，艺术家有着自己的尊严。波兰浪漫主义音乐家、钢琴诗人肖邦有着高度的自尊，绝不轻易为一个贵族演奏。如果说巴赫在1750年还写“献给大人——最忠顺的仆人和听从的奴隶”，并且还戴假发，那么贝多芬在写给鲁多尔夫大公的信中则署名为：“您的朋友贝多芬”，并且不戴假发了。有一次，贝多芬参加普鲁士王子的晚宴，当他发现自己没有被安排在王子餐桌上时，就马上愤然离席。贝多芬在给李希诺夫斯基公爵的一封信中写道：“公爵！您之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在贝多芬辉煌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强烈的斗争精神和高昂的人格尊严。 中国元代著名的文人画家倪瓒为人清高，鄙视权贵。据《云林遗事》记载，有一次，“吴王”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派人拿了画绢请倪瓒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却勃然大怒，撕绢退钱。倪瓒厌恶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遇到强权，他也不会卑躬屈膝地应对。倪瓒曾作诗道：“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元代画家王冕在一幅《墨梅图》上题诗道：“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明代画家王绂为人清高耿直，蔑视权贵，对于用金钱买他画的人往往拂袖而起，不予理会。据《明史》记载，王绂有一次因为欣赏商人的箫声而赠予他一幅画，却因该商人馈赠重礼而将自己送给他的画当场撕碎。黔国公希望得到王绂的画，而王绂由于对其厌恶，不愿意给他画。黔国公一等数年，王绂最终以赠送黔国公的宾客平仲微的名义而将画给他，而平仲微是王绂的朋友。明末清初大画家八大山人因为国破家亡并且不与清廷为伍而削发为僧，他将鱼和鸟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的形态，表现出他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 艺术家人格的独立对于艺术家本人创造力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家人格的独立直接促进了西方表现主义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它不仅影响了浪漫主义艺术，还影响了各种现代派艺术，直到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中国的文人画家也非常重视艺术的独创精神。明代画家徐渭认为艺术应当是“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能“鹦鹉学舌”。清代石涛在《苦瓜和尚话语录》中说：“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中国绘画从写实走向写意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那就是艺术家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人格精神的逐渐独立。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